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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儒家宪政论纲康晓光一、当下中国的正当性危机1、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正当性危机近代以来，一系列失败使中国人逐渐丧失了对自己文明的信心。先是军事，后是技术和经济，再后是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最后是价值观，直至对自己的整个历史和现实的彻底绝望。于是，开始学习西方。起初还有自信，自觉或不自觉地坚持“中体西用”，最后则是完全绝望，彻底抛弃自己的一切，转而无条件地学习西方。至此，延续数千年的中华道统中绝了。中共的胜利导致马列主义主导了中国大陆近半个世纪。邓小平发动的改革开放又使中国大陆倒向自由主义西方。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自觉地拒绝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道统。毛泽东时代，共产党执政的正当性来自马克思
2、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物质运动是有规律的，而这种规律是人类可以认识的。谁认识了呢？马克思！马克思通过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证，指出人类必然地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必然埋葬资产阶级。但是，单靠无产阶级自己还不行，还要有先锋队也就是共产党来领导才行。这样一来，这种学说就把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权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确定下来。由于历史是一个进步的过程，所以最后的阶段也就是至善的境界。这也意味着，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最高的正义。历史唯物主义就这样论证了共产党执政的正当性。邓小平发动的市场化改革摧毁了这一正当性基础。市场化改革导致
3、中共的实践与其意识形态严重背离，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丧失殆尽，不但无法为现实秩序提供正当性论说，反倒成了批判现实的有力武器。中共十三大报告，尝试回应这一挑战，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虽然这一理论在逻辑上尚能自圆其说，但是却难以使人心悦诚服。可以说，今日中国再度面临政治正当性危机。2、正当性危机的解决之道如何解决当下的政治正当性危机？中国解决此类问题的传统智慧是“通三统”。 甘阳指出：“中国这个历史文明共同体具有高度的历史连续性，表现为每一个后起的新时代能够自觉地承继融会前代的文化传统，这就是所谓的通三统这个说法自然是脱胎于孔子的名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周代虽然取代了商代和夏
4、代，但却能自觉地承继融会夏商二代的传统，从而创造更高的文明。周代的这种通三统精神由于孔子的高度赞扬（吾从周）而成为中国历史文明的基本传统”。（甘阳，通三统，三联书店，2007年，第2页。）近代以来，中国的最大失误在于彻底抛弃了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这是其正当性危机的最深刻的根源。为此，首先必须改变对待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态度，要认识到它是新政治哲学的“灵魂”。当然，简单地复古行不通，因为中国的传统政体也存在严重的缺陷。在全球化时代，面对西方的巨大冲击，儒家必须回应来自西方政治体系的挑战，即自由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挑战。在新时代，随着共产主义的退潮，就政治哲学而言，儒家真正的对手只剩下自由民主主义。因
5、此，如何整合自由民主主义，这是当下中国面对的政治挑战。如果儒家想在现代世界赢得生存权利，就必须有效地吸纳民主。这是儒家无法回避的时代问题，也是今日中国面对的最根本的政治问题。古人所谓的“三统”是一脉相承的，而今天的“三统”却拥有不同的渊源，尤其是它们“道不同”，这样的“三统”怎么“通”，确实是三千年未有之大挑战。今日的“通三统”，首先要重续中华道统，即接续中断的儒家道统，把中国政治的正当性建立在传统的道统和政统的基础之上；在此基础上，吸收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政治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即吸收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中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成分，建立一种全新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具体说来就是，承续儒家道
6、统，建立儒家宪政，把中国政府的正当性建立在对中华五千年道统的继承和对现代民主政治的吸纳之上。在宪政结构下，宪法原则采用儒家义理，建立强有力的宪法审查制度，在此前提下，儒家可以吸收多党制、竞争性的普选制度、权力分立、有限政府等理念和制度，进而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民主要素的引进，建立了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制衡，从而可以很好地弥补古典儒家的不足。这是一个调和古今中外的政治解决方案。在这里，宪政的功用就在于为儒家和民主提供一个现代的整合框架。二、儒家宪政概要1、国家本体论“国家本体论”回答国家起源和主权归属问题。“中国”是谁创造的？ “中国”概念源远流长。“统计先秦典籍所见之中国概念其中占最大多数者是以
7、诸夏领域为范围者，中国古代经典所见的中国一词，在地理上，认为中国是世界地理的中心，在政治上，中国是王政施行的区域，在文化上，中国是文明世界的中心，到了春秋三传之左传、公羊、谷梁中，中国一词取得了丰富的文化意涵，常在华夷之辨的文化脉络中提出中国之概念。孔孟思想中的中国一词，更是承载鲜明的文化意涵，并以中国为文化水平最高之地域。在近代以前的东亚世界的政治秩序之中，中国这个词既指政治意义中作为天朝的中国，又指文化意义的中华文化原乡。”（黄俊杰，“论中国经典中中国概念的涵义及其在近世日本与现代台湾的转化”，开放时代2010/09总第219期，第59页。）毫无疑问，中国是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不仅是中国人的
8、共识，也是全人类的共识。那么，中国是在某一时刻由当时的中华民族的某些成员召开大会缔结契约的产物吗？否！中国是历史地形成的国家，也是在历史中不断发展的国家。就中国而言，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中华民族既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又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不是在某一时刻瞬间形成的，而是在历史中累积而成的。正如中华民族是历史的产物，它所创造的国家也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像契约论者所臆想的那样在某个时刻一群人召集大会缔结契约凭空创造出来的东西。既然中华民族是中国的创造者，那么中国的主权当然归中华民族所有，中华民族当然是中国的主权者。与现有的宪法不同，也与主流的国家理论不同，儒家宪政理
9、论认为，中国的主权者是“中华民族”，而非活在当下的“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属于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但是中国人民“不等于”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仅仅是中华民族的当下的成员，而中华民族不仅包含当下的中国人民，还包含已经死去的中华民族的成员，以及尚未出生的中华民族的成员，因此中国人民无权垄断中国的主权。既然中国的国家主权属于中华民族，而中华民族是由死去的成员、活着的成员、未来的成员组成的，他们或是已经、或是正在、或是将要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做出贡献，所以中国的国家主权应由中华民族的死去的成员、活着的成员、未来的成员共享。既然中国的国家主权属于中华民族，那么中国的制宪权当然属于中华民族。既然制宪权属于中华民
10、族，那么中国人民就无权独占制宪权。其实，中华文化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儒家道统的发展过程，就是中华民族的制宪过程。这一过程已经延续了数千年。近代之前，儒家道统就是中国一以贯之的宪法。近代以来，尽管处于潜伏状态，但是它仍在有力地影响着现实。也正因为如此，各类西化势力对其恨之入骨，必欲斩草除根而后快。2、宪法原则宪法原则体现了民族国家的最高价值，规定了构建民族国家的基础秩序的核心原则，反映了民族国家的根本意志和精神气质。它们构成了民族国家的“根本大法”，不容置疑，不容挑战。先人的权利：作为宪法原则的儒家道统由于中国的国家主权属于中华民族，所以中国宪法必须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的意志，而中华民族的意志集中体现
11、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之中。中华民族不是一个“种族”，也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民族”。中华民族首先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而后才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自孔子开创“夷夏之辨说”以来，中华民族即确立了以文化界定成员身份和族群边界的传统。 牟宗三指出：“人性人伦所以辨人禽，历史文化所以辨夷夏”。又言：“夷夏之辨为儒家所固有。由历史文化之夷夏之辨最易转至民族国家之自觉建立。”（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13页。）中华民族这一文化共同体，不是在某一时刻瞬间形成的，而是在历史中累积而成的，所以谈论中华民族就不能无视时间的建构作用。其实，谈论任何民族都不能无视时间的建构作用，因为所有的民族
12、都是在历史中累积而成的人类共同体。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以上的文明史，在其间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积淀。这些文化积淀是世世代代的仁人志士的经验和智慧的结晶，代表了历史上存在过的民族共同体成员的总体意志，因而最有资格作为先人的“代表”而拥有属于先人的那份主权。中国文化的精髓就是儒家文化，而儒家道统是儒家文化的精华。道统强调的就是历史的积淀和传承，以及通过这种积淀、传承和发展而获得政治正当性。所以，道统是使中华民族成其为中华民族、使中国成其为中国的本质规定，因而道统只能“发展”，不能“抛弃”或“颠覆”。综上所述，先人拥有政治权利，而儒家道统是他们的天然代表，再考虑到先人不能亲自参与当下的政治决策过程，所以必
13、须通过赋予儒家道统（先人的代表）宪法原则地位，才能保证先人的政治权利。在儒家思想史上，“道统”概念为韩愈首创。虽然孔子没有明确地论述过“道统”，但是在他的思想中已经蕴含了道统思想。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为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论语泰伯。“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论语泰伯。“禹，吾无间然矣！” 论语泰伯。“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论语八佾。“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论语子罕。中庸亦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可见，孔子以弘扬由尧、舜、禹、文王、周公开创的文化传统为己任。尧、舜、禹、
14、文王、周公一系相承的道统，经过孔子的再创造由“潜伏”而“显现”，成为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并最终确立了“儒家之道”的本质内涵。牟宗三指出，“中国历史，发展至孔子，实为反省时期。此种反省，吾人名曰人类之觉醒。就史实言，亦曰历史发展之点醒。此种点醒，为功甚大。经此点醒，意义乃显。意义显，则可以明朗过去之潜在，并可垂统于来世。此意义即古人所谓道也。”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第8页。孟子根据“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孟子公孙丑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的原理，建立了儒家道统的承传谱系。“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
15、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 孟子尽心下。孟子的编者把此段文字作为全书的终篇，朱熹对此的评价是“终之以此其旨深哉！” 朱熹，四书集注孟子集注尽心章句下。在道统发展史上，韩愈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在佛教盛行、儒学萎靡的情况下，韩愈以继承孟子事业自任，首创儒家道统说以对抗佛教的“祖统”。韩愈认为“道”就是儒家的核心价值“仁”和“义”。“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 韩愈，原道。韩愈勾画的道统谱系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韩愈，原道。朱熹集韩愈、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之大成，进一步发展了道统思想，提出了“十六字传心诀”。朱熹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