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教案第三章节元典时代文化的多元走向上》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电子教案第三章节元典时代文化的多元走向上（53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中国文化史,第三章 元典时代文化的多元走向（上）,本章主要内容,导言 一、春秋战国之际的文化变革 二、士的崛起与私学的出现 三、百家争鸣与元典创制,导言,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在历史的起源与目的一书中认为，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Axial Age）。这一时期，在世界各国文化都进入创制基本民族精神的阶段，纷纷出现专门的知识“圣贤”，如中国的孔、老、墨，印度的优波尼沙和佛陀，波斯的琐罗亚士德，巴勒斯坦的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第二赛亚，希腊的荷马、门巴尼德、赫拉克利特、苏格拉
2、底、柏拉图、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等。,雅思贝尔斯,释迦摩尼,柏拉图,以利亚,阿基米德,墨子,老子,这一时期，世界的几个文明同时出现了对人类历史、善恶取向等根本问题的思考，“人类意识”首次觉醒，进入理性思维，所创制的精神文化范式，决定其后诸民族的文化走向。“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上。”人类其后的几千年文明发展历程，只不过是向轴心时代核心精神的不断“复兴” 。,“轴心时代”的另一重要特征是，世界各主要文明民族，在此一时段都创作出包蕴着该民族基本精神的文化元典，如印度的吠陀、佛经，希伯莱的旧约全书、新约全书，希腊的理想国
3、、形而上学，波斯的古圣书等先哲典籍，故尔这几百年间又可谓之人类文明的“元典时代” 。,中国历史上的“元典时代”，大约相当于东周即春秋战国时期。此一时期创制的元典及元典精神，对其后东亚文明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政治、经济的分裂导致文化的多元发展，它不仅表现在思想意识领域，而且表现在地域风俗等各个方面。,一、春秋战国之际的文化变革,东周与“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承前启后的时代 春秋战国的多元文化,东周与“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西），是为东周。东周的前段因鲁史春秋记载而得名“春秋”（前770前481），后段因列国争战而称“战国”（前48
4、1前221）。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和文化转折时期。,吴王夫差矛。湖北江陵出土，其上自铭有“吴王夫差，自作用剑”八个字。吴王夫差是“春秋五霸”之一。,东周时期，王室衰微，“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格局被打破，诸侯“蜂起并作”，争霸战争纷繁频仍。私有经济迅速发展，“公田不治”，“私田”开辟，井田制及其相随的赋税制度动摇，私有工商业严重冲击“工商食官”的垄断局面。“私家”与“公室”的斗争成为主要线索，前者日隆而后者愈衰。 社会结构发生巨变，宗法制解体，世卿世禄的世袭社会向俸禄制的官僚社会过渡，从“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变为“布衣卿相，礼贤下士”。殷商西周那种“
5、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一去不再，大夫、庶士、家臣等社会的边缘阶层崛起，成为社会的中心，政出大夫、陪臣执掌国命、士人奔走天下固不为奇，甚至平民也可因军功而暴发凌上，所谓“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与宗法制度的解体相应，盛行了5个多世纪的礼乐制度衰落。考古发掘出的地下遗址和丧葬礼俗说明，“礼崩乐坏”一是表现为旧礼制的废止，二是表现为礼制的下移，即使用者身份等级界限的打破。 顾炎武将此种变化集中归于春秋战国之际的133年间：,顾炎武,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时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
6、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春秋战国：承前启后的时代,春秋战国不仅是一个变革的时代，而且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转折时代。 政治上，“郡县之法，已在秦先”。春秋以来秦、晋、楚等国开始在边地设立郡县，开启郡县制地方行政之先河，此后历代，郡县制与封建制长期争论不休，交替影响中国文化。诸侯群雄为了割据争霸，都采用最实用有效的政策调集资源，增强国力；与之相应，先秦诸子也纷纷提出“定于一”的各种理论设计，“以干人主”。二者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为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实现准备了前提。,在“礼乐征伐自天子
7、出”的商周时代，文化由王室控制，全无私门著述，庄子天下称其为“皆原于一”的“古之道术”，仅有的典籍如诗、书等由王室或公室文化官员（所谓“搢绅先生”）整理、授受。“礼崩乐坏”之后，搢绅先生掌握的“旧法世传”之学分解为私门之学，“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战国铜壶上的水陆攻战纹饰。兼并战争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时代主题。,春秋战国的多元文化,尤其是春秋末叶和战国时段，“道术将为天下裂”。一方面，一元文化离析，多元文化发展，诸子并存，百家争鸣；另一方面，学术枝蘖，各门学科逐渐走上独立分化之路，如文学、艺术、史学、哲学、医学、数学、农艺、军事学、天文学等，各领域都吸收然后扬弃了宗
8、周的文化体系，与社会变革的新时代相表里，达到空前繁荣的水平。,春秋战国时代将中原本土的华夏文化淬砺发展到一个辉煌高峰，同时又孕育着一个大一统文化的到来。它充满了原创的生机，这是在未有外来文化影响之下产生的一次文化跃动，王国维称之为“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王国维,先秦诸子及其创立的思想体系，成为后来中国乃至整个东方文化的基本精神资源。如同古希腊罗马文化之于西方文明，哈巴拉雅利安文化之于印度文明一样，这一时期也成为东方文明的元典时代。,二、士的崛起与私学的出现,商朝和西周的官学 巫、史、祝、卜的设立 周人的“维新” 私学的创立 “士”阶层的勃兴 士的新品格,商朝和西周的官学,商朝和西周是“官学”
9、时代，此时学在官府，典籍文献以及天文历法、医药学、历史、预卜等专门知识均藏于王室，由巫、史、祝、卜等专门文化官员世袭掌管，秘不示众，实行文化垄断，谓之“王官之学”。,巫、史、祝、卜的设立,巫，在甲骨文中写成“”，为两“I”相交。“I”就是矩，即古代科技工作者常用的测量工具，周髀算经说：“环矩以为圆，合矩以为方”；又说：“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是故知地者智，知天者圣。”使用矩的巫，就是知天知地的智者圣者，是当时的职业文化匠师。如殷商名医咸便是一位大巫，传说他发明占筮，其“筮法”奠定易占的基础。 史，商代始设，原为驻守在外的武官，后来成为王左右掌管祭祀和记事的官员。周公所谓“唯殷先人有册有典”
10、，殷人的典册便出自史的手笔。商代的史有多种名称，甲骨文作“大史”、“小史”、“西史”、“东史”、“作册”。西周的史有“太史”、“内史”、“左史”、“右史”之别，太史掌管起草文书，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左史记动，右史记言。史与巫往往一身二任，故后世并称“巫史”。史常在王左右，除记录外，也可发表意见，提供建策。总之，史的职守是“掌官书以赞治”，是典型的文化官员。,祝，商周两代王室都有祝人，负责祭祀时致告鬼神之词，所谓“祝，祭主赞词者。”甲骨卜辞中多有关于祝人活动于商王之左右的记载。周礼春官有“大祝”、“小祝”的官职，说明周代仍有祝官。 卜，为专掌占卜的官员。占卜最早见
11、于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占卜已较普遍，而商代则是占卜的极盛时期。商王及贵族无日不卜，诸如祭祀、年成、征伐、天气、祸福、田狩、疾病、生育，无事不卜。占卜活动由卜官主持，甲骨文中称其为“卜”或“贞人”。贞人不仅是预测学专家，而且是甲骨文的缮写者和推广应用者。,巫、史、祝、卜是第一批较正式的文化人，他们从事卜筮、祭祀、书史、星历、教育、医药等多种文化活动，并参与政治，中国文化（尤其是精神意识领域）的许多门类，其起源都与之有关。我们可以从甲骨文、金文和各种先秦典籍中见到他们席不暇暖的忙碌身影，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早期发展有着特殊贡献。,曾侯乙编钟（局部）。湖北随县曾侯乙战国墓出土，墓中的编钟、编磬、琴、瑟等
12、乐器，组成一个完整的地下乐队。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周人的“维新”,这种“巫史文化”或“巫卜文化”当然是一种“官学”，不过其“学”为宗教神学所充斥。 在殷文化的基础上，周人有所“维新”，其要者是天帝崇拜与祖先崇拜分离。并使社会意识的重心从“尊神”转向“重德”，形成一种“以天为宗，以德为本”的文化。然而，殷商的文化官守传统在西周却得到保持和加强，“王前巫而后史，卜筮鼓侑，皆在左右”。天子又在国都设立“国学”，各级贵族在封地设立“乡学”，文化教育与平民无缘，即所谓“礼之专及”。这种“学在官府”的文化政策，与同时实行的“土地国有”和“宗法制度”相互为用，掌握天下土地、身为天下“大宗”的周天子，同时也
13、是观念世界的主持者。,时至东周，天子的权威在夷狄交侵、诸侯争霸过程中大为衰减；而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推动土地国有（王有）向土地私有转化；此外，兼并战争使人才问题突现出来，各级统治者不得不在宗法制的“亲亲”之外，同时实行“贤贤”。 这一切都逐步动摇着西周官学的根基。进入春秋末年，随着周天子“共主”地位的进一步丧失和一些公室的衰落，边鄙之地的文化繁荣起来，身为夷人的郯子到礼仪之邦鲁国大讲礼乐，使鲁人自愧不如，所以后来孔子感叹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与此同时，传统的“国学”和“乡学”也有倒闭之势，文化发达的郑国甚至有人公然提出“毁乡校”之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王室及一些公室的衰败，国学及乡
14、学的难以为继，使得世守专职的宫廷文化官员纷纷出走。论语说：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罄襄入于海。,山东曲阜孔庙,王室文化官员下移列国、混迹民间，造成的影响十分深远，最直接者便是学术授受从官府转向私门，所谓“官失而师儒传之”。春秋末年，私立学门者不乏其人，如周守藏史老聃“见周之衰，乃遂去”，私自著书兴学；又如鲁国乐师师襄、夷人郯子、郑国的邓析，以及苌弘、王骀等，也都收徒讲学。而创私学、兴教育最有成绩的是孔丘，相传他“有教无类”，“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私学勃兴，“知识产权”也就非王官专有，学问渐次播散于鄙野
15、民间。近人章太炎概括晚周的这一转折说：“老聃、仲尼而上，学皆在官；老聃、仲尼而下，学皆在家人”。以此为契机，殷商西周一元垄断的王官之学转变为东周多元纷繁的百家之学，即私学。,孔子“有教无类”与“应材施教”的教育思想，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占有重要地位，清康熙为北京孔庙大成殿门额题“万世师表”匾，显现后代帝王对孔子这位圣哲先师的尊崇。,私学的创立,春秋战国间，与私学涌动密切相连的，是作为知识阶层的“士”的勃兴。 士，在殷商西周本指贵族的最低等级，由卿大夫封予食地，士以下便是平民和奴隶。春秋时，作为贵族下层、庶人之上的士，多为卿大夫家臣，有的保留封地，所谓“大夫食邑，士食田”，不脱贵族余韵；有的打破铁饭
16、碗，以俸禄为生，成为自由职业者。“士竞于教”，他们多受过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之教。偏重于射、御等武术的为武士，充任下级军官，如孔丘的父亲叔梁纥即为武士；偏重于礼、乐、书、数等文术的为文士，担任文吏，如老聃曾任周守藏史（王室图书馆馆长），孔丘曾任委吏（会计）。,“士”阶层的勃兴,春秋战国间，与私学涌动密切相连的，是作为知识阶层的“士”的勃兴。 士，在殷商西周本指贵族的最低等级，由卿大夫封予食地，士以下便是平民和奴隶。春秋时，作为贵族下层、庶人之上的士，多为卿大夫家臣，有的保留封地，所谓“大夫食邑，士食田”，不脱贵族余韵；有的打破铁饭碗，以俸禄为生，成为自由职业者。“士竞于教”，他们多受过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之教。偏重于射、御等武术的为武士，充任下级军官，如孔丘的父亲叔梁纥即为武士；偏重于礼、乐、书、数等文术的为文士，担任文吏，如老聃曾任周守藏史（王室图书馆馆长），孔丘曾任委吏（会计）。,春秋末期以后，士逐渐成为知识阶层的通称，人们不再追究其在宗法等级中的身份，庶众皂隶因“积文学，正身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