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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十章 中外不同类型生态旅游开发模式,2,Contents,3,一、生态旅游“小众性”特征与我国旅游市场“规模化”阶段的冲突,西方“生态旅游”概念区别于“大众旅游”概念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小众性”，即强调通过小众旅游的形式，实现生态景观欣赏和荒野体验追求的目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并使旅游者受到生态教育。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生态旅游发达国家，由于其所拥有的资源禀赋条件以及经济社会水平处于较高阶段的特征为“小众化”的生态旅游实现提供了条件,4,一、生态旅游“小众性”特征与我国旅游市场“规模化”阶段的冲突,我国现阶段的生态旅游实践则表现出了鲜明的“规模性”特征 我国旅游业在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步
2、后，正在步入一个旅游产业快速扩张、旅游市场需求不断膨胀的时期 从1999年至2007年底一直实行的“黄金周”休假制度，更加剧了旅游资源的稀缺性与旅游市场周期性达到极值之间的矛盾。 现阶段，不仅仅是生态旅游产品，中国可能无论何种旅游产品形式都不可避免会打上市场需求的“大众化”和产业供给的“规模化”的烙印。,5,二、 “荒野体验”与“天人合一”生态价值观的差异,中西生态旅游发展的差异还表现在生态价值观上。西方人追求“人地分离”的价值观，西方的生态旅游资源观念强调其自然属性，要具有“纯自然景观、原住民文化景观、荒野体验”的特点，生态旅游则被认为是一种非消耗性、教育性、探险性的新型旅游。 以西方最普遍
3、的生态旅游地形式 国家公园为例国家公园概念的倡导者乔治卡特林(George Catlin)在1998年就曾写下他倡导“国家公园”的初衷：“他们可以被保存下来只要政府通过保护政策设立一个大公园 一个国家公园，其中有人也有野兽，所有的一切都处于原生状态，体现着自然之美”。,6,二、 “荒野体验”与“天人合一”生态价值观的差异,中国的生态旅游价值观强调“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融合关系，主张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有机结合。而不仅仅追求一种“荒野体验” 如与国外的国家公园相对等的我国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则明确界定为：具有欣赏、文化或科学价值，自然景物、人文景物比较集中、环境优美，具有一定规范和范围。
4、可供人们游览、休息或进行科学与文化活动的地区 可见，风景名胜区的界定强调了自然与人文的融合，而非单纯的自然保护区。,7,三、 “地广人稀”与“人多地少”资源禀赋的差异,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IUCN)于1974年出版的世界各国国家公园及同等保护区名册中，明确界定了国家公园的标准： 国家公园是不小于1000公顷面积之范围内，具有优美景观、特殊生态系或特殊地形，有国家代表性。且未经人类开采、聚居或开发建设之地区； 是为长期保护自然、原野景观、原生动植物、特殊生态体系而设置保护区之地区 由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拥有“地广人稀”的资源禀赋条件。 这些国家内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生态旅游区一般都远离居
5、民区，区内自然资源属性很强，人文资源属性较弱，权属问题矛盾较少。,8,三、 “地广人稀”与“人多地少”资源禀赋的差异,我国与国外的国家公同相对应的大部分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景区内还存在社区的现象非常普遍,并且景区内的居住人口密度还较大。 如贵州省黄果树风景名胜区总面积163平方公里。辖区内有两镇和36个行政村，总人口35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占8148，贫困人口占18，耕地面积170893公顷。 另外，我国有部分生态旅游区处于集体土地之上，更有着极为复杂的产权关系。这种由于“人多地少”资源禀赋约束而形成的景区和社区混杂现实。导致了生态旅游区开发与居住社区之间的矛盾往往十分尖锐并成为生态旅游区开发的一
6、大阻碍因素。,9,四、 政府主导模式与财政资金匮乏的冲突,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重点生态旅游区都是实行的中央政府部门直接管理、中央财政直接拨款的管理及保护模式。 如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对具有代表性的国家重要自然和历史性旅游景区进行管理。其中生态保护和公园运作费用由财政拨款支撑以确保各项功能的实现和国家公园的保值增值。德国则把国有林和国家公园的经营开支纳入国家公共财政统一安排。原则上也是哪级所有的国有林和国家公园由哪一级财政负责。,10,四、 政府主导模式与财政资金匮乏的冲突,但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国家来说，中央及地方政府都面临着严峻的财政约束，有限的财政支出往往会更多地供给于社会宏观发展的教育、医疗
7、、失业和贫困人口救助等方面，无暇顾及我国众多的生态旅游区的开发与保护。 以我国的各级风景名胜区为例， 自1981年我国建立国家风景名胜区制度以来基本上没有对其进行财政预算内的直接投资。据统计，我国177个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每年投入1000万元。 韩国20个国立公园，每年政府投入约6亿元人民币。韩国平均每个国家公园得到的政府投入是我国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得到政府投入的530倍。,11,五、生态旅游的动因机制与生态旅游概念“舶来”现实的冲突,西方与中国发展生态旅游的动因机制是不尽相同的。 对于西方来说。发展生态旅游直接缘起于工业化时期对于环境破坏所产生恶果的反省和反思，是经历环境阵痛后的自觉行
8、为。因此，具有现实及强大的社会基础，而且，西方社会物质财富较为丰富，国民普遍具有成熟的生态环境意识，其环保法律制度也十分完善，这都保障了生态旅游的开展。 如生态消费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时尚和潮流，在加拿大有80的消费者宁愿多付10的价格购买对环境有益的产品，在日本有37的消费者只挑选和购买有环境标志的产品。,12,五、生态旅游的动因机制与生态旅游概念“舶来”现实的冲突,对中国而言，生态旅游的推动力更多来自于国家和学者的倡导和引进，并不是一个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而是在全球范围内环保意识及可持续发展的浪潮推动和带动下发展起来的。 因此，与之相对应，我国生态旅游不论从生态旅游市场的成熟度来说，还是从生态旅游供给的成熟度来说，都还达不到能够发展完全的生态旅游的条件。 我们还尚未形成负责任的生态旅游市场群体，生态旅游教育任重道远，而利益驱动下的开发使得生态旅游企业开发变质，也缺乏负责任的生态旅游开发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