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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 北 大 学研究生作业评分作业科目： 课程编号： 任课教师： 作业学期： 姓 名： 学 号： 班 级： 东北大学研究生院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失败对我国企业家的商而优则政的现象有什么启示“商而优则政”，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政治野心触犯了普京上台之初定下的“戒律”。2000年担任俄罗斯总统不久后，普京召集俄罗斯的各路寡头，表示以2000年为线，国家不再追究寡头们如何在私有化过程中暴富起来，但是这些寡头也不能再介入国家政治生活，不允许利用大资本干扰政治进程。 但财大气粗的霍多尔科夫斯基却有意冒险。在各派力量为年底国家杜马选举摩拳擦掌之际，霍多尔科夫斯基大把掏钱给克里姆林宫的反对党，包括亚博卢集团、俄罗斯右
2、翼联盟及俄罗斯共产党等，希望这些党派在立法时照顾尤科斯石油公司的利益。 一些俄分析家甚至认为霍多尔科夫斯基有意在条件成熟时让杜马胁迫总统任命他为政府总理，并于2008年竞选总统。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政治冒险无疑踩到了普京的底线。商而优则仕，受变异的商业文化所影响而产生的商业行为，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而是一个地域性、乃至全国性的现象，遂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久而久之，竟成为一种流俗，影响可谓深远。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推“徽商”。徽商作为在江南崛起的唯一一个可以和北方的晋商分庭抗礼的地域性大商帮，其中，除了地理环境和国家政策明代开中折色和开中制的废除这些因素的影响，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徽商好儒
3、，而晋商则“不读书”。也就是说，文化上的优胜，最终促成了徽商的辉煌。徽人好儒，这我们已经分析过，因为从宋室南渡以来，江南就成为人文荟萃之地，即使这个地方只能“以贾代耕”，贫瘠的土地，并不能够养活这么多的人口，却依然“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休宁县志风俗）。除了勉强可以糊口的耕种，这里的人们，只能做两件事：行贾，习儒。作为生存的第一需要，行贾当然是徽州人的首要选择。“大抵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可是，即使在外出经商的过程中，也不忘读书，发达以后，更是一门心思，热心于振兴“儒业”。可以说，以商立身，以儒立名，成为了每个徽州人不约而同所选择的一个人生奋斗方向。将儒道融入商业，舍小利而逐大利，
4、应该说，徽州人都是子贡的学生，很好地继承了儒家的道德思想，将“诚”、“信”等发挥到了极致，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商人自身的素质和商业文化品位。可是，所有这些，不过是其“商而优则仕”的一个台阶，“贾而好儒”，也只不过是一个幌子。商人，永远都不会丢掉自己那一本“生意经”。因为“贾而好儒”，所以他们就有了更多的机会，进入主流社会，结交政府官员。尤其从汉朝以来，我国一直推行的是“文官”制度，儒，成为大家共同的交流基础。以徽商起家的“盐业”为例，他们最显赫是在康熙时代，当时设置了一个叫做“两淮总盐盐商”官职，明确提出：一，于商人中择家道殷实者，也就是说，必须是名重一方的大富商；二，于各商中择明白晓事者。什么
5、叫做明白晓事？无非就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儒者。例如，徽商中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以布衣而结交天子的“总商”，叫做江春，他长于诗文，有著述多部，继承父亲“总商”职位，一坐就是四十年。他甚至直接和乾隆皇帝建立了交情，乾隆“御宇50年”，他送上的贺礼是100万两；乾隆喜欢下江南，他负责安排接待，“自赐宴加级外，拜恩优渥，不可殚述”，并“钦赏布政使秩”的官职。可以说，到这些“总商”这里，徽商已经将“商而优则仕”的“商儒政”的道路，走得轻车熟路。利用这么个一成不变的模式，徽商一代代沿袭，凭借特权，不断地积累财富。当然了，徽商之败，也正败在了这条道路上，因为他们将自己的命运，和官家的前途捆绑
6、在了一起，结果，白白地错过了自身的发展良机他们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资本，向生产方面投资，而将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最终，他们随着腐朽的大清王朝，一起走向了最后的毁灭。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可“商而优则仕”这条诱惑人的“金科玉律”，上面提到，晋商就提出了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观点：“学而优则商”。“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中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晋商不喜欢读书，连雍正皇帝都感到头痛。和从北方溃退而来的大批士子涌入不同，山西因为地理环境关系，几乎从来没有遭遇大的战火，因此人们那种执拗、倔强的天性，也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本色保持得更加完整。他们敢想敢做，气魄惊人，例如大盛魁
7、的一副对联，上联是：“集二十二省之奇货裕国通商”，下联是：“步千万里之云程披星戴月”，真有种“舍我其谁”的气象。也正因为如此具有独立精神，他们才不肯去依靠官府，而只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所以，他们才敢公开提出“学而优则商”的口号。作为晋商，虽然不提倡读书，却并不缺乏真知灼见，和令人钦佩的理性精神。关于商和官也就是儒、士晋商中有一个蒲州商人王文显，就提出了一个令今天的人们都颇觉新鲜的观点。据明故王文显墓志铭记载，他的话是这么说的：“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这段话，完全
8、反映了晋商和徽商对待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商业，不同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徽商以为，只有做官才是人生正途，不得已而为商；所以，商做到一定的程度就要去做官；可是，晋商却认为，经商和做官，都是人生的正途，因此，他们才以做商人为自豪。例如，晋商中的渠家，父亲行贾，是大名鼎鼎的一代票商；儿子入仕，是响当当的进士，内阁中书，官居三品。然而，晋商做官，又和徽商有本质上的区别：晋商一切从民族利益出发，“裕国通商”是他们的共同人生追求，和徽商只为自己谋利，比较起来，真是天壤之别，令人肃然起敬！所以，不管是“学而优则仕”，还是“商而优则仕”，都有着其自身积极的、合理的一面；不管是国家提倡，还是民间自发形成的社会风气，都无
9、可厚非。今天，就有许多人在呼吁，将“商而优则仕”的潜规则，摆在阳光下，拿到台面上公开讨论，并形成一种合法的管理制度。但问题在于一点：究竟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去“入仕”？是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大利”，还是仅仅从为了个人的“小利”？仅仅就我们研究的商业文化而言，“商而优则仕”的影响，无疑弊端多多，这已经在无数个地域商帮，几百年的发展历史和亲身实践基础上，得到了验证。归纳起来，其危害主要有以下几点：破坏了商业文化的独立自主性，将“官场文化”的杂质糅入了“商业文化”，结果造成了混乱局面；造成了商人队伍的不稳定和大量的人才流失，商业文化不但没有因此欣欣向荣，反而进一步萎缩和凋零；堵塞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
10、道，结果只能产生官僚和商贾，形成权贵资本。破坏了商业文化的独立自主性，将“官场文化”的杂质糅入了“商业文化”，结果造成了混乱局面。正如晋商王文显所说的那样，在商场和官场中，是有着不同的游戏规则的，自然也就导致了不同的行为方式。如果非要混淆这两条道路的“界线”，势必就会产生混乱。商业文化和官场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根本没有交汇的可能。非要捆绑在一起，势必污浊不堪，双方都受伤害。造成了商人队伍的不稳定和大量的人才流失，商业文化不但没有因此欣欣向荣，反而进一步萎缩和凋零。正因为有“入仕”这么一个终极目标，所以，许多一流的人才，在经过商的磨练以后，都纷纷投向了仕途。本来应该为振兴
11、商业、丰富商业文化，做出自己独特贡献的他们，却无一例外选择了离开。是商业文化这片特殊的土壤，哺育了他们，给了他们人生的第一口“乳汁”，可是，他们却毅然在抛弃了“母亲”，一去不复返。这种永远处在“输血”和“贫瘠”状态的商业文化，是不可能有大发展的。而且，正因为他们成为了“反面教材”，结果，效仿的人，反而更多。堵塞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道，结果只能产生官僚和商贾，形成权贵资本。从商入仕，仅仅利用手头的权力，就可以获得某些经营特权，例如垄断经营，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而获得巨大经济效益。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再像原来那么辛苦，去从事生产经营，也就不再需要资本投入才能产生利润。直接投资权力，就可以获取丰厚回报。大量的钱财都被囤积起来，或者被奢侈挥霍，浪费一空。结果，就出现了一种情况，在流通领域内，“竭泽而渔”，最终的结果，是产生了一大批的官僚，一大批依靠土地租赁、放高利贷而获取利润的大贾富豪，其身份却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商人”。所以，综观世界范围内，“商而优则仕”也许是一条通行的“黄金定律”，但是，这里面一定要先确立一个约束和监督机制，也就是说，要制定一个游戏规则。商有商道，官有官道，在哪一个“道”上，哪一个“场”里，就要遵循游戏规则。如果是“泾渭分明”，那就没有错；如果抱着“浑水摸鱼”的想法，那就不可取了，甚至最后免不了自吞恶果，成为令人唾弃的“硕鼠”与“蠹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