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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eiWei81-优质实用版文档】藏族文化讲义序言一、关于文化(culture)内涵的讨论culture这个词,从词源上说与cultivation、agriculture、horticulture等词有直接联系,都有“栽培”、“培育”的意思,在现代生物学及化学领域,culture指的是在实验室里对某种霉菌(mould)或细菌(bacterium)的培养。18世纪时,culture引申为“人类的发展”(人的培养)。首次将culture赋予“文化”内涵的是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Tylor),他在1871年所著原始文化(PrimitiveCulture)一书中认为:“文化是一个复合的
2、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具备的任何能力及习惯。”不难看出,这一定义侧重于culture的社会性及精神性阐释。此后百年间(人类学形成的时期)关于“文化”的界定不一而足(美国人类学家C.Kluckhohn就曾列举出将近300种不同的“文化”定义),但正如泰勒及一些人类学家(如E.Sapir、R.Benedict)形成的默契:文化是一个族群、一个社会之个人习得(learned)而代代相承的行为方式(能力、习惯)及思维方式(信仰、知识),因此文化本身就是一种传统、一种记忆,同时文化应是各具特质而自有其独特价值的积淀(例:饮食文化不同菜系的传承),如民族气
3、质(ethos,又称作“文化精神”),它指的就是区分一个族群与另一个族群,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之不同的性格、性情、情感特质,尤其是价值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藏族文化这门课包含了最具藏族特色的内容:藏族宗教、藏族文学与艺术以及藏族的民俗景观等等,作为认知藏文化的入门通道,藏族生活的地域及相关的历史知识是必须要了解的。Barnard,Alan&Spencer,Jonathaned.,EncyclopediaofSocialandCulturalAnthropology,Routledge,London&NewYork,1996二、藏族生活的地域中国境内的藏族分布在广袤的青康藏高原上,当前我们习惯按
4、藏语方言的种类将藏区大体分为西藏(Bod)、安多(A-mdo)和康区(KHams):西藏即今西藏自治区除昌都以外的地区,方言以拉萨话为标准语;安多包括今青海、甘肃藏区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方言以夏河话为标准语;今西藏昌都、云南迪庆及四川甘孜三大地区称为康区,方言以德格话为标准语。当然藏语内部的方言差异较此复杂得多,这三个地区的划分也体现了族群的不同。藏族传统的地域观念则是将整个藏区(Bod-chen-po)划分为阿里三围(mNGav-ris-skor-gsum)、卫藏四茹(dBus-gtsang-ru-bzhi)及多康六冈(mDo-khams-sgang-drug),相应地,西方人也习惯将
5、藏区分为西部藏区(WesternTibet,西藏)、中部藏区(CentralTibet,中藏)及东部藏区(EasternTibet,东藏)。阿里三围狭义上指达(sTag)、莫(Mo)、拉达(La-dag)三地或芒域(Mang-yul)湖围包括今阿里普兰(sPu-hreng)至后藏昂仁(NGam-ring)、吉隆(sKyid-grong)一带,在拉达克王统形成初期芒域也包括拉达克、布让(sPu-rangs,即布商)雪围(今阿里普兰一带)及古格(Gu-ge)崖围,广义上还包括于阗(Li-yul)、小勃律(Bru-sha)及大勃律(sBal-ti)【Bru-sha所在的地域相当于今天查谟克什米尔(J
6、ammuandKashmir)巴基斯坦控制区的吉尔吉特地区(Gilgit),即汉文古籍所说的小勃律。sBal-ti则相当于今天查谟克什米尔巴控区的伯尔蒂斯坦(Baltistn,一译“巴尔蒂斯坦”),即汉籍所说的大勃律,现居民多为信伊斯兰教的巴尔蒂族(Balti),藏文的sBal-ti显系族称,伯尔蒂斯坦亦以族名为地名,意为“巴尔蒂之邦”。伯尔蒂斯坦在吉尔吉特的东南】。卫藏四茹分为前藏的伍茹(dBu-ru)、约茹(g-Yon-ru)与后藏的叶茹(g-Yas-ru),茹拉(Ru-lag),“茹(ru)”意为“翼”,是吐蕃王朝时期的军政单位。多康六冈则有撒茂冈(Zal-mo-sgang)、察哇冈(T
7、SHa-ba-sgang)、玛尔康冈(sMar-khams-sgang)、包伯尔冈(sPo-vbor-sgang)、玛尔扎冈(dMar-rdza-sgang)和木雅冈(Mi-nyag-sgang),相当于今天甘、青、川、滇藏区及西藏昌都地区。以现今行政区划而言,藏族居住的区域包括西藏自治区(1个地级市:拉萨;6个地区:阿里、那曲、山南、昌都、林芝、日喀则;73个县)以及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四省的十个藏族自治州和两个藏族自治县(即青海省的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
8、县;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县;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上述地区是在1951-1965年间先后建立的,其形成有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还是因为元代以来中国历代中央政府对藏族地区实施统一行政管理的结果安多政教史;藏族史学思想论纲。第一讲藏族史概说一、“蕃”的由来“蕃”(Bod)或“蕃巴”(Bod-pa)是藏族人对自己生活的地区所取的名称,也是藏族人的自称,而非其他地方的人所命名。关于“蕃”的含义,主要有四种说法:(一)在这个地方农业生产尚未发达以前,人们通常以狩猎为生。由于散居在偏远地方的牧民经常遇到自然灾害、盗匪或野兽的袭击,必须相互加强联系,所以一旦有情况出
9、现,便从山岗高处大声用“噶耶”或“瓦耶”之声高呼对方,这种呼唤即称为“蕃巴”,久而久之,呼此“蕃”之声,自然成为其地名。(二)古代西藏的居民把高原“牧区”和低谷“林区”之间的温寒相宜,以经营农业为主的地方称为“蕃”。历史上,悉补野(spur-rgyal,对西藏地区更为古老的称呼)赞普兴起于雅隆,当时这一地区应是经营农业的中心,故名“蕃域”(Bod-yul)。后来,吐蕃赞普从雅隆周围逐渐将权势扩展到卫藏地区(dBus-tsang,大致相当于今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四地区)。特别是藏王松赞干布时期起,将吐蕃四面八方的部落纳入治下,疆域扩大,遂将赞普控制下的一切地方取名为“吐蕃”。藏学家吴均认为,
10、“吐蕃”(sTod-bod)意即“上部蕃区”,藏族人的观念以西为上,以东为下,故将西部的腹心藏区称为“吐蕃”。西方人则因之称西藏为Tibet。(三)“蕃”(Bod)与古老本教的“本”(Bon)相通,在古藏文中,Bod与Bon词尾的d和n是可以互换的。(四)近代著名历史学家更敦群培(dGe-vdun-chos-vphel,1903-1950)在他所著的白史(Deb-ther-dkar-po)中说:“当今除汉语外,其它诸多语言均呼西藏为Ti-bhad,这显然是往昔汉语称呼西藏为吐蕃(Tuvu-phan)与蒙语中称呼西藏为图伯特(Thu-bhad)转变而成的。”更敦群培不太同意Bod源自本教的Bon
11、且上古时Bod与Bon可以互换的传统观点,他认为Bod系藏地初民任意创造的无义原始词或源自悉补野(spur-rgyal/spu-rgyal)。“蕃”的意义难以考订正如西方人以“秦”(China,Chine,Cina,SinSinology)称中国,但“秦”的原始意义至今也无人能解释清楚。西藏一名则是“中国西部”及“卫藏”的缩合词,“安多”也是缩合词,它指的是青海阿钦冈甲山(A-chen-gangs-rgyab)和多拉山(mDo-la)及其以下的地区,康区的“康”一般是“地区”的意思。二、藏地上古史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前的雪域历史,我称之为藏地上古史,这一长时段的历史,由于现今可利用的文字证据相对
12、较少,大多学者或视之为传说时代,或感到藏地的一些起源问题剪不断、理还乱。传说往往是变形的历史,如果我们认真考证一番,不仅可以看出这些起源“传说”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而且还能廓清一些隐藏在藏地起源问题背后的早期史实及历史观。(一)人类起源西藏的观世音(bKav-chems-ka-khol-ma)是吐蕃王朝时期的一部藏史名著,此书有这样一段记载,说的是观世音菩萨(sPyan-ras-gzigs-dbang-phyug)想化度雪域有情,但俯瞰藏地上、中、下三部的情形之后,才知此地除了山河林兽外,并无作为化机的人。当时观世音身边有一大力猴弟子,因两位国王争一仙女使他无所适从,观世音便叫他到北方雪域深
13、山修离苦之术,并为他授戒传法,起名“猕猴禅师”。某天,猕猴禅师正在坐禅时,一岩罗刹女扮成雌猴前来要求与他婚配,猕猴禅师不为所动。罗刹女转而化作妙龄美女又来引诱猕猴,一连折腾了八天,猕猴就是不肯答应她,罗刹女即以自杀相威胁,猕猴心想:与她成婚,就是破戒;不与她成婚,她就会自寻短见,如此自己的罪孽更大。他左思右想也无法得解,只好求教于观世音,观世音看化机已到,便说,既然这样,就与她成婚好了。临走时观世音赏赐了猕猴三样法宝:一是五谷种子,二是加持宝藏开采,三是认其后嗣为佛之嫡系。猕猴遂回去与罗刹女成婚,此后子孙繁衍,靠菩萨的赏赐种五谷、撒金沙、兴佛裔,衣食不愁。这些子孙分为父系、母系两大类:父系后裔
14、大多虔信佛教,善良聪明,大智大勇,勤奋克忍;母系后裔则无信仰、少悲悯、贪财色、爱嫉妒、啖生肉、人暴戾。不久猴子猴孙因争斗而分为色(Se)、穆(rMu)、东(lDong)、董(sTong)四个部落。后世史书如红史(Deb-ther-dmar-po)、西藏王统记(rGyal-rabs-gsal-bavi-me-long)、汉藏史集(rGya-bod-yig-tshang)、新红史(Deb-ther-dmar-po-gsar-ma)、贤者喜宴(CHos-vbyung-mkhas-pavi-dgav-ston)、西藏王臣记(Bod-kyi-deb-ther-dpyid-kyi-rgyal-movi-g
15、lu-dbyangs)等关于藏地人类起源的观点皆录此说,不同的是红史和西藏王臣记认为罗刹女是度母(sGrol-ma)变化而成,西藏王统记又补充说猴子们吃了五谷之实后,“皆得满足。毛亦渐短,尾亦渐缩,更能语言,遂变成为人类。”这一传说日后渐渐成为精英史观与大众史观的共识。传说的发生地在泽当(rTSed-thang,今山南地区行政公署驻地),“泽当”意即“(猴子)嬉戏的坝子”,许多学者认为这个传说是经过佛教人士加工的进化论例证。我在西南民族学院学习藏文期间,朗氏家族史(Rlangs-kyi-po-ti-bse-ru-rgyas-pa)的译者阿旺先生(NGag-dbang)曾对我谈及他的看法,他认为
16、据古生物学家、古地质学家的考察勘探证明,泽当在远古是一块大河(雅鲁藏布江)奔流、桃红柳绿之地,很适合人类生息繁衍,这个传说应是基于事实的说法。最近一、二十年在西藏发掘的大量远古实物也可以找到藏区人类如何发展的一些科学证据。我也同意泽当的自然环境适合人类生息繁衍这一观点,不过由猴变人的说法与进化论的主张有相符之处应是一种巧合,如果是由牛变人,由马变人,是否就只能视作传说呢?在我看来,这个传说包含的本土观是猕猴与罗刹女繁衍之父系、母系后裔的特征,这一特征描写想告诉我们两个相互关联的主题:(一)菩萨间接创造了藏地的人类,佛教使藏地进入文明社会;(二)藏族人应以父系特征作为善慧标准,信佛教的人是文明世界的属民,母系的特征则说明不信仰佛教的人便处于野蛮状态。(二)世界的形成及王统的由来西藏的观世音关于世界形成及最初王统的说法多源自阿毗达磨俱舍论(Abhidharma-koa/mNGon-pa-mdzod),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