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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闻,宣传模式 （A Propaganda Model）,赫尔曼、乔姆斯基：宣传模式,就那些权力杠杆掌握在腐败官僚手中的国家而言，对于媒体的垄断性控制它经常得到官方审查制的补充，使得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媒体是为统治精英的目的服务的。而在媒体私有且正式的审查制度缺席的地方，要看出有宣传系统在活动，则是很困难的。而当媒体积极竞争、定期攻击并揭露企业和政府的不法行为，且不遗余力地将自己描述为言论自由和社群普遍利益的代言人时，情况就尤其如此。不那么显明的，是此类批评的限度，和资源掌控方面巨大的不平等，及其在私有媒介体系行动和作为的影响。,五层“过滤网”,1、第一层过滤网，是关于占主导地位的新闻组织的商
2、业基础的：具体说，就是经营主要新闻市场所需的投资规模及大小、集中和混合的所有制及交叉所有权类型，以及业主及其经营者的权力和财富。媒介精英与其政界、商界等量级朋友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新闻报道（在这里，位置、语调、语境以及处理的完整程度，都至关重要）层面，确保了某种“位高权重者导向”可得到日常性维护。正是主要新闻公司的此一最高层级，与政府及通讯社一起，“界定了新闻日程，并为更低层级的媒体提供了大多数国内及国际新闻”。与此同时，这些组织其中很多都受到股东、主管和银行家要聚焦于“底线”的巨大压力的“逐利倾向”，是此一过滤网形塑新闻报道的又一重要方面。,2、第二层过滤网附属于广告商业新闻组织的头号资金来源
3、对于媒介内容的影响。“有了广告”，赫尔曼和乔姆斯基写道，“自由市场所达成的，就并非一个最终买家的选择说了算的中立体系。广告商的选择，影响着媒体的前景和生存。”历史地看，单靠销售收益维持的媒体，是很难与其有广告商资助的对手争夺资源的。此一动力学，就将前者推至边缘，并使得它们中的许多最终被迫关闭。赫尔曼和乔姆斯基还指出，广告商尤其对富裕受众因其“购买力”感兴趣，并且由此不太倾向于去支持那些所吸引者为更为中等收入之人的新闻和时事节目。更有甚者，这里还存在对这样一些内容的强烈偏爱，它不会引发对广告商自身在政治上的保守原则及其对受众“购买情绪”之干预的质疑。,3、第三层过滤网，说的是媒体对于政府和企业“
4、专家”的过度依赖。赫尔曼和乔姆斯基描述了记者与其信源之间的共生关系，认为其驱力即在于经济上的必要，又在于利益上的互惠。这些强大的权威信源，为记者提供了稳定、可靠的“新闻原料”流，由此，它就使得新闻组织更为“有效地”利用其资源。这些信源的相对权威和声望，同样也帮助提高了记者报道的可信度。此类将“专家”囊括进来的日常做法，不仅形塑了新闻日程，它同时还使得独立的非官方信源更难获得进入的门径。“通过给这些承办商更受偏爱的观点以大量曝光的机会”，赫尔曼和乔姆斯基认为，“媒体就授予了它们一定地位，并使其成为意见和分析的当然候选项。”,4、第四层过滤网，涉及作为规训新闻组织的一种手段的“炮轰”或对于媒介内容
5、的负面评价所扮演的角色。抱怨，以及惩戒行为的威胁，“可能采取来信、电报、电话、请愿、诉讼，以及国会演说和议案的形式”。“炮轰”可能来自于孜孜不倦于“纠正”新闻报道的个人、政府官员，或者也可能来自于各种倡导群体，这包括有政治动机的“媒体监察”行动，或者“智囊团”运作。这些“炮轰”形式对新闻组织来说代价高昂，这不仅是指法律争端层面而言，它还包括由有组织的消费者联合抵制所导致的广告商撤资的潜在风险。赫尔曼和乔姆斯基指出，这些“炮轰”制造者得到了媒介的殷勤关注，只有在极少数案例中，其对新闻管理活动的影响才得到了公开承认。,5、最后一层过滤网，是作为“政治控制机制”的“意识形态”的作用。“此一意识形态”
6、，用赫尔曼和乔姆斯基的话说，“帮助动员人们来反对某个敌人，因为该概念是含混的，所以它可被用来反对任何威胁到财产利益，或支持与共产主义国家（如1990年代的古巴和中国）以及激进主义和解的政策”。他们认为，此一“”的“国家宗教”，使得政治左派和劳工运动分崩离析，它还确保了自由派和社会民主派随时准备反击。它在新闻媒介方面的相应影响，同样意味深长：“不论是平时还是红色恐怖时期，人们都倾向于从共产主义和力量这一对立世界的角度，来框定议题，”,何谓“新闻价值”,1、冲突性：事件越有戏剧性，越受到重视。 2、相关性：事件应该是能影响不管多么间接新闻观众的生活和经验的。事件的临近性是另一个相关因素。 3、及时
7、性：近期的事件更受偏爱，特别是那些发生于此前24小时且可以很容易地就其进展展开监控的事件。 4、单一性：某事件的意义应该是相对清楚的；潜在阐释的多样性，会被控制在最低限度之内。 5、个人化：较之对于“看不见的”抽象结构、力量和机构的描述，“实际与生活相周旋”的人，更受偏爱。 6、出乎意料性：“异乎寻常”的事件可能是“新奇”或者“新颖”的，这就提高了其被新闻网络捕捉的可能性。正如老话所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7、持续性：事件应该允许人们判定它“适合在哪里”，以使得新闻组织可以提前制定日程，这是它在分配资源方面的一个重要考虑。新闻工作者（及受众群体）对事件可能与何种类型的“新闻故事”
8、相类似是有看法的，而另一个相关因素，就是事件与这种看法的一致性。 8、构成：比如说，国内、国际和地方新闻一般都被清楚地分开。 9、涉及精英国家：人们经常可以在此辨识出某种等级制，对于那些被视为“直接影响了受众生计”国家比如美国和“第一世界”的其他成员内的事件，它会给予优先权。此间牺牲掉的，是那些发生于其他地方，尤其是发展中或“第三世界”国家它们仅仅偶然会被看做有新闻价值的事件。,10、涉及精英人士：较之“普通人”，由政治家、皇室成员、娱乐界和体育界明星、商业领袖等人进行的活动，在新闻方面要远为显著得多。 11、文化具体性：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受众有共享的“意义地图”，凡是与之相适应的事件，其被选为
9、新闻的可能性就更大，这是一种民族中心主义，它将优先权给了关乎“和我们一样的人”的新闻，而牺牲掉了那些关乎“和我们生活方式不一样的人”的新闻。 12、负面性：人们喜爱“坏消息”胜过“好消息”，因为前者通常符合上述因素中的大多数。正如著名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评论的，广告构成了报纸中唯一的“好消息”。,戈丁、艾略特：新闻价值与新闻生产,新闻价值有两种用途。它们是新闻编辑室从那些可得并且值得纳入最终节目的话题中加以挑选时的标准。其次，它们是呈现话题时的指导原则，它暗示了该强调什么、省略什么，以及在为呈现给受众的话题做准备时，应该优先突出什么。新闻价值因此也就是工作原则，它由专业知识交集而成，这些
10、专业知识隐讳并经常意味深长地解释并指导着新闻编辑部的实践。,新闻价值可从对三样物事未曾明言或隐而不显的假设或判断之中导出： 1 受众。它对受众来说重要吗？或者它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吗？它会与已知兴趣相符吗？它会被理解、享受、记录、感知为与己有关吗？ 2 可得性（accessibility）两层意思，引人注目的程度以及为获取的难易程度。引人注目的程度：新闻组织对事件的了解程度如何？事件有多明显？它是否已使自己变得可见？获取的难易程度：记者能接近该事件到什么程度？它是否是物理上可接近且技术上可操作的？从容报道的准备是否做好了？它是否需要花费大量资源方才可得？ 3契合性。该消息与生产惯例的实际相吻合吗？
11、它与技术及组织可能性相配合吗？它与节目制作中的需求和限制及媒体的局限相类似吗？从对该主题的已有知识方面来说，它是有意义的吗？,“做新闻”,塔奇曼：“新闻网”,1、地理边界化 2、组织专门化 3、部分专业化,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伦理”,原则声明 第一条 ：责任。搜集和传播新闻与意见的最初目的是服务大众利益，将情况通知他们，使他们能对当时的情况作出判断。美国新闻媒体是自由的，这不仅是为了告知大众，或作为一个争辩的论坛，也是为了能对社会中的力量，包括政府各级官员的行为，进行独立的检查。 第二条：新闻自由。新闻自由属于人民。必须保护新闻自由不受来自任何公共或私人集团的侵蚀与破坏。新闻记者必须时时警惕，
12、关注公共事务是否在公开场合下讨论解决。他们必须同任何利用新闻媒体为自己谋私利的企图进行勇敢的斗争。 第三条：独立性。新闻记者必须避免任何表面或实质上的不适当、表面或实质上的利益冲突。他们既不应该收受任何东西，也不应该参加任何看起来有可能伤害他们正直性的活动。 第四条：真实与准确。应该不惜一切努力保证新闻的准确、没有偏见、平衡表达各方意见。社论、分析文章和评论，在准确性上应该与报道中的事实做同样的要求。 第五条：公正。公正并不意味着新闻媒体不应该进行质问，或者不应该发社论表示意见。但是，它却要求媒体在新闻报道和媒体意见之间为读者划出一个清晰的界线。其中有观点和个人意见的文章应被明确标识出来。 第
13、六条：正义性。新闻记者应该尊重被报道的人们的权利，遵守普通的正派的标准，对其报道的准确性和正义性向公众负责。被公开指控的人应该在最早的时间得到做出反应的机会。除非有十分清楚和急切的要求为新闻来源保密，他们应该被明确指出来。,西格尔：新闻的渠道与来源,1970年代初，西格尔（Sigal）分别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进行了实证调查，其主题，即是两家报纸新闻的“渠道”（channel）和“来源”（source）情况。 所谓“渠道”，即是信息到达记者那里的途径，西格尔将其分为三种类型：常规型、非正式型、事业型（enterprise）：“常规渠道包括（1）审讯会、立法听证会，以及选举制表（election
14、 tabulations）之类的官方活动；（2）受到官方广播监控或出自塔斯社（TASS）的新闻公告或报道；（3）包括广播访谈和官方发言人所做的每日简报在内的记者招待会；以及（4）演讲、庆典以及阶段性游行之类的非自发性事件。非正式渠道包括（1）背景性简报；（2）走露出来的消息；（3）学会会议或工会会议之类的非政府活动；以及（4）来自其他新闻组织的新闻报道、对记者和报纸编辑的访谈。事业型渠道包括（1）记者起意的访谈；（2）火灾、暴乱以及自然灾害之类记者亲眼目睹了的一手自发性事件；（3）引用了书本和数据资料的独立研究；以及（4）记者自己的总结或分析。” 所谓“来源”，就是在某个“渠道”中传递信息的个
15、人或组织，西格尔将其分为五类：“（1）美国政府官员；（2）包括在国际性机构任职的官员之内的外国政府官员；（3）美国州或地方政府官员；（4）不在任何政府中任职的外国人；（5）美国公民。”,在对两家报纸进行了“渠道”和“来源”方面的统计分析之后，西格尔得出结论说：“不管其报社及其负责片区位于何处，记者都主要依靠常规渠道获取信息。时报和邮报的分片制，将职员集中于美国政府所设置的常规渠道这些渠道一般都处于高级官员的掌控之下之中。供新闻采集之用的常规渠道，由此就构成了官方主导两家报纸之国内和国际新闻的机制。” “紧跟惯例渠道，使得新闻记者可以与不确定的新闻世界相周旋。记者们围绕在这些渠道周围，每个人采集
16、到的信息都与其同事类似。对于那些无法也无力知道何谓真实新闻的人来说，新闻采集的惯例生产出了得到了认证的新闻看似合理有效的信息，因为它乃是新闻记者及其信源的常识。”,霍尔等：新闻的社会生产,重点在于，这些职业规则导致了这样一种行为，即担保说媒体所说的，只要有可能，那都是以来自“可能”信源的“客观”且“权威”的说法为据的。而这总是意味着向主要社会机构的可靠代表求证就政治话题向国会议员讨教、就工业问题向雇主及工会领导讨教，等等。这些机构代表是“可信”的，因为他们拥有机构性的权力和位置，但同时也是因为他们的“代表”地位：他们或者代表“人民”（国会议员、大臣，等等），或者是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人们如今就是如此看待劳工联合会议和英国工业联盟的）。最后，“可靠信源”还包括“专家”：他的天职对于知识的“无私”追求而非地位或代表性，为他的说法赋予了“客观性”和“权威性”。反讽的是，正是那些试图确保媒体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