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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五讲：汉唐时期主流思想文化的确立与调整,2,本讲主要探讨秦始皇统一天下以来，由地方郡县制而集权中央，君主对中央与地方实行独裁专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或者是主流思想文化的确立与调整的过程和特征。它包括法家思想建立国家权威、维护君主神威的尚法重刑，黄老之学无为而治、与民休息、虚君尚静的休养生息，独尊儒术而兼融诸子，在社会管理方面汉承秦制，,3,国家权威因“大一统”观念而得到固化，君权神威虽有些“屈君而升天”的调整（意欲申述：利益之上有正义、强权之上有良心、君威之上有天鉴），但同时有“屈民而升君”的修补，所以“奉天法古”、“天人感应”构成了经学时代主流思想文化的特征。,4,而在社会生活中，由“以法
2、为教”、“以吏为师”，政府意志完全统摄百姓的社会生活，到与民休息、由民生养，百姓的生活由百姓自主，再到倡导教化、表彰孝悌，以礼仪渗透辅佐法制管理，进而实现社会有序。汉代经学是主流思想文化在经过再三抉择后最后确立的标志，而“玄学”的出现展示了作为传统主流的儒、道两家再一次交融、互补。,5,这虽然是思想文化适应社会存在的反映，但同时使两家思想进入了一个更高的理论平台，后来唐代出现思想文化的儒释道三足鼎立，以及宋明理学对传统的转型，都是从这个台基上起步的。,6,一：主流思想文化的最终确立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传统思想的成长期，但又表现为春秋时期各主要学派新生、创发、标新立异、宣扬自己主张的时期，诸如道
3、、儒、墨、法、名等都各自宣称自己对天道、人道、自然、社会、生命个体、运动生化、感性认知、理性思辨、直觉体悟以及价值意义等等方面的独到认识，,7,进而展示出各自对理想人生终极关怀的差异和特色；到了战国时期，过去“挟天子以令诸侯”、大国称雄争霸的时髦随着社会历史的前进，被强国凭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兼并弱国、扩张势力、瓜分天下、弱肉强食、渐趋一统的潮流所取代。社会政治领域由春秋时期的尊天子而王诸侯，发展为战国时期的强君势以树君威,8,构建在社会公权管理方面的君主独裁的新模式。这方面主张消解传统社会结构的法家顺应历史潮流以变法改革出尽了风头，虽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却也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伴随这种由多元
4、趋向一统的社会存在，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出现了不同学派间的交流、融通、吸收、综汇，不再是各唱各的调，不再是一味地指斥对方、否定对方，而是相互间有批判、有比较、有,9,沟通、有吸纳。如果说道家的庄子与儒家的孟子只是批判、比较、与沟通的开始，那么稷下黄老之道与儒门荀子之学在交流、融通、吸收、综汇等方面可谓是典型代表。秦灭六国一统天下是法家变法改革、消除旧贵族势力、鼓励全民守法、强化中央集权、维护君主专制、实现富国强兵的必然结果。秦王嬴政自信功过三皇、业比五帝，于是觉得自己在六级之内、,10,八荒之中无人可比。秦国自孝公、商鞅以来变法图强，坚持法家的主张和实践，最终使这个关中弱小之国强大起来并灭掉六国一
5、统天下。所以秦始皇称帝后从骨子里就没有看得起除法家之外的中原其他学派，对具有厚实社会基础的传统思想文化诸如儒、道之学，他也根本没有放在眼里，更谈不上用心仔细琢磨（虽然吕不韦,11,下了很大工夫著成吕氏春秋为之做了准备吕不韦也是赶时髦，当时魏有信陵君、赵有平原君、楚有春申君、齐有孟尝君养士论学议政，他是庄襄王的恩人，三年后小嬴政即位而他继续掌实权，故能养士三千.可惜事业上的大作为被生活上的不检点葬送了而后果严重）。因为法家的主张与实践已经使他富有天下、功迈千古了。,12,中国历史在由“家天下”到“私天下”的一个关键性转折点上，在关于国家意识形态确立的重大问题上，遇上了一位胆识过人、功业盖世、独断
6、专行而刚愎自用的君主，应用了一个简单的算术方法，即1+1=2的方法（如果用吕不韦的设计或者照吕氏春秋的指导思想做，中国的历史将的重写）。,13,秦始皇坚信法家能使秦国统一天下，也一定能帮助他管理好天下。当他发现自己的愚蠢要求被方仙之士（战国之前荆楚多神仙、燕齐出方术，而后南北合一，有神仙方术之士）欺骗了之后，他也更坚信儒、道、墨、名之徒都是不利于社会安定的伪君子、“五蠹”之类，,14,所以一旦诸如李斯之徒借端发难，继六国旧贵族之后，中原诸子之学便迎来了严冬。“焚书坑儒”之后，倡导“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全社会以法家思想主张为宗。一种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就这样轻率地树立起来了。,15,法家的思想
7、主张在历史上第一次不仅覆盖了华夏民族的社会管理领域，而且开始向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蔓延。商周以来的礼仪之邦、德治文教，第一次受到由国家公权组织牵头的尚法轻礼、严刑苛政的冲洗，这是一种具有戎狄文明风格与法家思想主张结合的强权政治文化对中原传统思想文化的冲击。,16,其实秦始皇在确立法家思想为国家意识形态时已经忘记了法家的一个重要信念，或者叫社会历史观：“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法家的生命力就在于不留恋过去，就在于总是以当下现实为考量基础而面向未来。当嬴政由秦王变成秦始皇时，这是一个亘古未有的“世异”！,17,“事异则备变”，这是法家的核心价值观，可惜秦
8、始皇没能把他消化吸收。难怪汉以来总结秦二世速亡，都为其不懂“攻守之势异也”、不明白“逆取而顺守”的道理而扼腕。秦始皇坚持继续以法家思想主张为指导思想，虽然有严刑酷法、暴虐无情、专横独断、急功好利等等的不足和失误，但在短时间内强化国家权力、塑造君王威势、形成一统观念等方面是有功的。,18,商周以来形成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权至上、天下一统的观念，到了春秋时期伴随着周天子的昏庸、周王室的衰微和一些诸侯国的强大而失去了往日的尊严与威势。齐桓公“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行为举措意味着天子尊严、王权至上、天下一统的时代结束，群雄争霸、强权夺主、没有权威、只信实力、缺乏敬畏的时代到来。,1
9、9,春秋两百多年的强大诸侯王轮番争霸，除了社会的动荡与巨变、百姓的痛苦与灾难、思想的活跃与繁荣以及诸侯国间的争强夺势外，如果从全民族的观念与信仰看，统一国家维持社会安定有序的安全感越来越淡，公权组织保证百姓日常生活的公信力越来越低，关于天下的一统观念、关于全民信赖的权威观念或者王权观念被严重消解。,20,到了战国时期，历史由对传统的来自各方面的解构进入了新建构时期。春秋争霸与战国兼并的重要区别之一，表现为诸侯王重视的不是一时的雄霸，而是如何使自己越来越强大，不是领导、命令小诸侯们，而是将他们变成自己的一部分。,21,这不仅需要内部实力的强大，同时也要求不断的对外扩张。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富国强兵
10、、君尊权威是最好的捷径，也是最关键所在。于是英君明主纷纷招揽人才，变法改革。而在这个过程中，强化国家管理功能，加强对地方、对百姓的控制，集中权力，突出诸侯王的绝对威势是优先考虑的问题。伴随兼并战争的越演越烈，生死存亡与实力强弱、反应快慢紧密相连，,22,这种客观需要的刺激，强化国家权力、塑造君王威势、保证令行禁止成了一种新潮。这也就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唯法家最受权势集团青睐的根源。新权威观念在动荡的社会变革中汇成潮流。当历史顺着其发展的方向前进，由惨烈的兼并战争演进为向重新统一迈进时，人们期盼尽早地结束战争、实现天下统一的愿望更助长了这种新权威思潮的势头。,23,当然，秦国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灭
11、掉六国，统一天下，现实存在的突然巨变远远超过了人们观念世界的适应能力。尽管人们早有希望天下统一的愿望，社会中奔流着重塑新权威的思潮，,24,但真的国家统一了、中央集权了、君主专制了、郡县全面取代分封了，关东故六国不同社会阶层的反映却各不相同。不满、抱怨的声音处处皆有，抵制、反抗的势力同样很强。,25,就是在这个特殊时期，秦始皇以铁腕不仅在社会的行政管理方面实行统一，而且渗透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甚至强制人们的行为规范、观念意识也要符合国家统一规定的标准。,26,一律令，齐衣冠，同言语，废分封，行郡县，“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等等。一切有碍于大一统、不利于
12、新权威、分化中央集权、破坏君主专制的行为、言论和社会势力都将受到限制与制裁，,27,确实保证新政权对全国的管理能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秦帝国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虽然由于自己的极端行为过快、过早的结束了自身的生命，,28,但他同时用很短的时间在国民的心中把春秋以来五百多年被消解淡化了的国家信念、君王威势、公权信誉和一统观念等重新塑造起来。这对后来汉初在观念世界确立大一统的国家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后来史家都接受“汉承秦制”的说法，,29,但大家都把这个“制”理解为管理制度，忽视了秦始皇和他的短命帝国在关于华夏国家观、君王观、公权观、一统观以及行政观等方面所留下的
13、观念形制。可惜这是非常遗憾的。因为汉初，乃至汉武帝与董仲舒“独尊儒术”、确立国家意识形态都是在这些观念形制的基础上完成的。,30,刘邦当了皇帝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他手下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他为什么能打败项羽，二是秦朝为什么这么快就灭亡了。关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他心中有数，所以当几个大臣从不同的角度拍马屁而答非所问时，高祖简洁明快地告诉他们，主要是项羽不如他会用人。关于第二个问题的提出与解答，其意义可就深远了。,31,它是在寻找汉朝如何避免秦朝的覆辙，也就是如何才能使政权得到稳固并能长治久安。因此刘邦不仅仔细听取大家的不同意见，而且让他们不要只是随便说说，要仔细研究，写成文章，深入讨论，形成共识。,3
14、2,刘邦没有嬴政出身高贵（当然嬴政的出身也很有戏剧性，那是自然血缘型的，不是社会政治型的），但是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感受、了解，对民生、民意的感触、体会要比嬴政强。,33,他是通过与自己的泥腿子伙伴们一起豁出命拼打才得到了江山，所以在当皇帝的初期，还是能续接往日的习惯，采纳和接受部下的意见与建议。尤其是陆贾毫不客气地顶撞他：“君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枪杆子里面可以出政权，但枪杆子里面不能养政权，不能长期靠枪杆子维护政权。,34,嬴政不懂“逆取顺守”、“攻守之势异也”，不明白得下马治天下的道理，结果二世而亡。刘邦平生第一次感觉到文人儒士有用处（当然叔孙
15、通的朝仪使高祖体会到文治时期需要调整对读书人的态度与看法），,35,因为他们不仅了解历史，而且把握传统，能结合现实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案。所以汉初的国策就是实事求是、因时顺势、量力而行。秦灭六国，战火遍地；严刑峻法，暴政酷吏；赋税沉重，徭役繁苛；楚汉之争，八年兵燹；人口锐减，财富贫竭。“兼并者高诈力，安危者贵权顺”（贾谊过秦论）。,36,所以汉初立国，满目疮痍，民不堪生，百废待兴，一切无从谈起。恢复生产、扶持经济、安顿民生、维持秩序是当务之急。“高诈力”的时代结束，“贵权顺”的时代开始。秦始皇以法家主张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家意识形态就自然流产，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呼声响彻朝廷上下，据说这是黄老学的
16、基本主张（历史的真实是：,37,统治者不是了解并主动地选择了黄老学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而是鉴于现实状况不得不这样做，而黄老学恰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后来史家一致认定是西汉初年直到武帝“独尊儒术”前朝廷的指导思想。,38,在行政管理方面因时顺势、“汉承秦制”，军事管制时期的“约法三章”太粗略，还是承接秦六律并略作调整，形成九章律。行政建制及职能设置基本沿袭秦制。但在地方管理方面，承认基层社会的宗法礼仪传统，倡导“孝悌”亲情，所以在官职建制方面“孝悌”与“力田”共同为两个非常重要的职能官。不强调“法教”“吏师”，而倡导“孝悌”和睦。,39,承认宗法制的土壤，和在这片土壤上成长起来的文明与文化，并把它落实在社会生活与社会管理中，这方面绝无“汉承秦制”，是汉朝与秦朝在社会管理与世道风气倡导方面最大的不同(汉初就开始的“荐举”“征辟”一直是以“孝”为中心展开的。,40,人才的标准对社会风尚的形成有重要的推助作用)。社会很贫穷，人们大多数生活的很艰难，但是此时此刻对于生存下去有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