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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恐惧情绪唤起对社会态度改变的影响陈琳 14级应用心理学班 201449001003【摘要】在社会生活中，伴随着恐惧情绪的产生，常常会发生社会态度的改变，如：当你在与某人发生矛盾后了解到对方是曾有前科的黑社会人员，则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恐惧情绪，从而在下次碰见对方的时候，你也许就会一改之前的激进的态度，更加妥协随和以求缓和矛盾。那么，恐惧情绪的产生和社会态度的改变之间有何种内在关联呢？本文将对此，从以往的研究结果中进行阐述讨论。【关键词】恐惧情绪；社会态度改变引言恐惧是从种系进化而来的最原始的情绪之一。达尔文作为最早对情绪进化进行系统研究者，早在他的巨作动物和人类的表情中就对恐惧做了描述。之后心理
2、学学者按各自研究领域对恐惧情绪做了概念界定。发展心理学家认为恐惧是：对来自想象和现实中的威胁所有的正常反应，也是个体适应能力的主要表现之一以及个体发展中所需的组成部分（Gullone，2000）。在生理心理学领域中，恐惧常被认为是一种动机状态、这种状态有着强烈的生物驱动性，它驱使着有机体在所处环境中选择外界刺激尤其是具有危险信号的刺激（Le Doux，1995）从进化心理学角度看，相较与人类的其他基本情绪，恐惧具有更强烈的生存价值。因此恐惧在各类情绪中也是最为被广泛研究的情绪之一（Gullone，1996）。恐惧是生物体赖以生存的趋利避害的一种情绪本能，是维持生存和物种繁衍的一种情绪能力。比如
3、，当我们遇到猛兽时，我们会感受到强烈的恐惧情绪，这样的恐惧情绪警示着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危险，促使我们做出逃跑等自我保护行为以求生存。这种能力是在进化中获得的非条件反射和条件反射共同构成的，是人和动物共有的，是人类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中的一种基本的情绪体验。社会态度改变是指个体在形成一定态度后，由于接受新的信息或意见而发生变化。在人们不断研究态度问题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态度改变理论，其中最著名的是认知失调理论和认知平衡理论。认知失调理论认为每个人的心理空间中包含多种多样的认知因素，比如观念、信仰、价值、态度等许多方面。随着当前社会活动内容的不同，各种认知因素之间会存在三种关系，
4、即协调、失调和不相关。当认知因素产生失调状态时，人们可以通过改变或者增加新的认知元素来调整这种状态，达到认知协调。而认知平衡理论把认知过程分解为认知要素，由此构成一个认知系统，当认知系统出现不平衡、不一致时，会产生一定的心理压力，驱使认知猪头设法恢复认知平衡。改理论虽然也是从认知角度探讨态度改变，但更加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在态度转变中的作用影响，即重视中间人或态度传递者对态度改变的影响。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霍夫兰德 1959 年提出了一个态度改变的经典说服模型，该模型指出了态度改变的过程及其所涉及的主要因素和有关变量。其中，在外部刺激涉及的“沟通”这一因素中，“恐惧唤起”是一重要变量。恐惧唤起
5、又称敲警钟，是指传达者试图借用带有较强恐惧性情绪色彩的信息去唤起人们的危机意识和紧张心理，促成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向一定方向发生变化。其作用机制在于：通过对事物利害关系的强调，借助情绪的刺激作用，最大限度地唤起人们的注意，引发其产生认知失调，促使其改变态度并采取相应行动，以消除认知失调带来的心理压力。那么，恐惧情绪的唤起与态度改变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呢？接下来，将通过阐述几个国外学者所完成的实验研究来具体探讨恐惧情绪的唤起对态度改变的影响。戴伯斯和利文撒尔（J.M.Dabbs.& H.Leventhal，1966）进行了一项“在 恐惧唤起沟通中不同劝告的效应”的实验，研究者让大学生来参加一次有关
6、破伤风预防注射的劝活动，其中包括指明这个病的严重性、致命性和易感染性，并告诉听众进行预防注射极为有效。研究者把大学生被试分成三组，使他们分别处于高恐惧、中等程度恐惧、恐惧很小三种条件下，然后让被试回答预防注射的重要性如何，和他们是否想做注射。 结果发现，唤起的恐惧越大，想做和实际做注射的人数也就越多。这表明，恐惧情绪的唤起程度越大，人们的社会态度改变的可能性越大，并且人们的态度倾向于转变为更加保守，这一现象也基本符合趋利避害的理论。但贾尼斯和费希巴赫 （I.L.Janis &S.Feshbach,1953）进行的“恐惧唤起沟通效应”的实验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在实验中，研究者以劝说大学生一天
7、刷三次牙为内容，同样使他们分别处于高恐惧、中等程度恐惧、恐惧很小三种条件下。结果发现：无恐惧组被试的行为改变远远超过高、中两个恐惧组的被试，过强的恐惧感引发了高恐惧组自发的防卫性反应，甚至拒绝相信这种危险，因而改变较小。这个实验的结果却与戴伯斯和利文撒尔的实验研究结果有所出入，不同的是高恐惧情绪的唤起会引发自发的防卫性反应，没有发生认知改变从而不会发生态度改变。后来，罗杰斯和梅博恩（R.W.Rogers & C.R.Mewborn，1976）发表“恐惧性要求与态度改变 ”一文，认为恐惧唤起是否能有效地产生态度改变， 取决于情绪唤起材料的三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三个因素是：事件的有害性、事情发
8、生的可能性和处理响应的有性。为检验这一设想，他们进行了“吸烟有害”的实验研究。最后，该实验研究结果证明高有害性、高可能性、高有效性下的恐惧情绪能引起更大的态度改变。时至今日众的多研究证实，恐惧情绪的唤起在态度改变中的作用，与动机-效率的特征曲线相识，也呈现出倒U型曲线特征，即在某一限度内，恐惧唤起越强，态度改变就越大，但超过一定限度，恐惧唤起越强，态度改变反而可能会出现困难，中等程度的恐惧唤起可引起较大程度的态度改变。态度改变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在外部刺激涉及的“沟通”这一因素中，除恐惧唤起外，还包含差异、单面或双面论证、新颖与重复等变量；外部刺激除“沟通”外还包括传达者、
9、情境两大因素，其中传达者因包括专长性、可靠性、喜爱性等变量，情境因素包括预警、分心、强化等变量。 恐惧唤起必须与这些变量相互作用才能更好地发生态度改变。人类处于恐惧状态时通常会表现出特定的外显表情同时也会有内部的体验特征。通常人们所呈现的恐惧表情是眉头稍皱、额眉平直、眼睛张大，口微张，双唇紧张。当人们深感强烈的恐惧时，面部肌肉会更加紧张，双唇紧贴牙齿、口角往后拉（孟昭兰，2005）。与此同时内心会感到害怕、担心以及体会到不确定感和危机感等内部情绪体验特征（Ohman，2000）。关于恐惧情绪的脑机制，脑成像最早的研究的结果都聚焦在杏仁核，当看到恐惧表情、悲哀表情以及愉快表会比较一致地激活大脑内部的杏仁核。后来的研究发现脑部其他结构也涉及对情绪面部表情的加工。那么，既然恐惧情绪的脑机制涉及到多个脑部结构，我们就可以猜想恐惧情绪的产生也会影响我们社会态度决策的脑区，从而达到改变我们的社会态度的效果。综上所述，在恐惧情绪诱发材料具有有害性、高可能性、高有效性下，其所唤起的中等程度地恐惧情绪能引起更大的态度改变，使人转变为更加保守的态度，符合人类趋利避害的自然本能；而过于强烈或十分轻微的恐惧情绪则不会对我们的社会态度造成很大影响。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