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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文化产业创新的瓶颈分析-“喂食式”文化供给方式造成文化产品供需脱节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任务和总体要求,并指出“推动文化内容形式、机制体制、传播手段创新”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我国现有的公共文化经费管理体制是在计划体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曾对我国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的公共文化经费体制又显现出某些不适应性,“喂食式”文化供给方式造成文化产品供需脱节。财政部教科文司副处长宋文玉介绍说,十六大以来,国家财政对文化事业的投入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全国文化事业经费累计达到580.82亿元,年均增长22.5%。稳定的公共投入支撑了国
2、家文化机构的生存和发展,保证了我国基本文化阵地的稳定,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艺术生产体系,也满足了人民群众基本的文化需求。但部门经费体制和专项资金体系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体现在政府直接对文化单位拨款过分强化了文化发展的政府导向和精英文化色彩,与基层文化需求现状存在一定的差距。专家认为,政府实施的供给主导尽管具有指挥统一、组织系统简单、可操作性强的优点,却具有供给需求不完全对称的缺点。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精英文化的传统价值观主导,国家对于基层文化的资助体现为一种在精英价值观主导下的“喂食”式文化供给方式,国家供给与民间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2005年,文化部、华中师范大学课题组对我国14个城市农
3、民工群体文化生活的调查表明,政府文化供给在总体上存在较大缺口的基础上,还与农民工群体文化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2006年,财政部、华中师范大学课题组对我国农村文化的调查也表明,在农村文化设施的提供方面,政府的供给与农民的文化需求基本一致,但在文化活动供给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错位。根据调查,大多数乡镇干部认为,政府目前提供的文化下乡、免费电影和节庆活动并不是农村最需要的,政府首先举办的应是农业科技培训活动,其次是文化下乡活动和劳动技能比赛活动,而比较传统的民俗旅游、庙会、花会灯会以及民间工艺展览和演戏等都被乡镇干部们放到了政府行为的备选项目中。-公共资源定向投入抑制“文化创新”尽管我国文化体制改
4、革一直将明确文化基层单位的独立市场主体地位作为突破口,但是按照目前的文化管理体制,对于系统内文化组织来说,国家公共资源总会定时到来,不存在管理上求新求变的压力。政府原则上只能要求下级机构按照分工目标,进行常规管理,按照下达的任务完成文化生产任务,并不真正要求下级承担风险投入、创新求变。国家公共文化资源的这种固定资助方式虽然有利于文化单位的规范化管理和常规化发展,但难以形成对于“文化创新”和“文化创造”的激励机制。但是,对于民族和国家而言,“文化创新”已经取代简单化的文化生产目标成为国家文化发展的最高追求。文化创新对组织结构与交易过程存在着十分复杂的要求,国家文化创新平台既要建立在现代社会组织结
5、构、现代企业制度、现代文化艺术制度的构架之上,又要建立完善能激励文化人才对民族文化承传、精神创造、意境营构和艺术天才及其灵感不懈追求的动力机制。中外经验证明,缺乏竞争、流动和宽容的公共文化资源的固定资助方式并不能激励社会进行“文化创新”和“文化创造”。其原因在于:第一,直接拨款和公共经费系统内流动限制了文化创新所必须的资源自由流动机会,降低了各种文化创新要素融合的可能性。传统部门经费体制和专项资金制度缺乏对资源流动的有效激励,在条块分割的体制环境中,公共文化资源也陷于条块分割的零散状态。从单位的资源流动来看,文化生产都只能在条块规定的框架内进行局部生产。而文化创新要求“高流动性”,其根本特点是
6、,要通过“越界”促成不同体制、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重组与合作。第二,直接拨款和公共经费系统内流动抑制了文化市场过程中的竞争,缺乏降低市场高风险的必要手段。第三,部门经费体制和专项资金体制从根本上排斥风险,但文化创新具有精神性、流动性、易逝性,文化创新投入本质是风险投资。第四,部门经费体制和专项资金体制推动社会文化资源向国有文化行业集中,强化了国有文化部门的垄断,市场集中度相对较高,抬高了民间资本进入的门槛,不利于发挥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创新的积极性。此外,国家公共经费在体制内运转,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文化领域内的“体制偏好”,不符合国家文化行政部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的文化体制改革要求。这种模式
7、使体制内的基层文化单位具有得到公共资源的优先权,体制外的民营文化机构很难得到政府的支持而处于不利的竞争位置,公有文化机构的“机会优势”进一步抬高了民营文化机构的市场准入门槛,导致社会文化机构的萎缩,在公共资源的定向投入下,政府文化部门又要面对直属文化单位精减之后的再度膨胀,无法顺利实现政府职能由“办文化”向“管文化”的转变。-“内容不足”制约文化“软实力”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齐勇锋认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根本就是要推进文化内容建设和内容创新,生产出一大批原创的、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文化作品。文化内容供需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缺口,说明我国文化创新能力不强。与
8、美、英等文化产业大国相比,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版权的文化产品也明显不足。新闻出版总署近期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引进出版物版权1 2000多种,其中图书10000多种;输出出版物版权仅为2000种左右,基本为图书,进出口比例约为51,图书版权贸易长期以来处于逆差地位的状况并未得到扭转。近年来,美国每年通过版权贸易赢利5000多亿美元,占GDP的5%,而我国的版权贸易仅占GDP的1%左右,不到1000亿元人民币,赢利更是微乎其微。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顺应内容产业数字化、网略化、融合化的发展趋势,纷纷出台引导和促进内容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促使内容产业取得
9、了迅速增长。据普华永道公司的调查统计,2004年世界广义内容产业的市场总规模为13000亿美元,其中,美国占42.5%,达5529亿美元,位居第一;欧洲、中东、南部非洲合计占33.9%,达4395亿美元;亚洲及太平洋国家合计占19%,为2468亿美元。牛津国际出版研究中心主任保罗理查森指出,世界版权贸易不平衡并非近年才有,图书版权贸易直接反映国家科技、文化的强盛和国家财富的数量。新闻出版总署官员不久前也表示,图书的输出与引进是中国文化内容输出的一环,文化版权贸易的巨大逆差使得中国“软实力”与腾飞的经济“硬实力”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构筑新的公共文化投入机制尽管近年来我国公共文化事业经费增长较快
10、,但由于基数小、比例低,公共文化经费增长速度仍大大低于国家财政支出增长速度,文化行业一直处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状况,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文化事业的发展进程,构建新的公共文化投入机制,建立文化专项转移支付制度迫在眉睫。财政部教科文司副处长宋文玉认为,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于文化行业的公共经费保障并不充分。公共投入总量不足导致国家公益文化单位普遍基础设施差、效率低,人员素质、待遇较低,文化单位公共经费严重不足,长期在低水平上运行。据介绍,公共文化经费不足表现在国家文化事业费的投入和国家对文化设施的投入两个方面。“六五”以来,国家在公共文化设施(基建上的投入比重就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十
11、五”期间,随着国家基建规模的不断增长,文化行业的基本建设比重仍在持续下降。此外,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也造成了文化领域“财权”与“事权”的错位,其表现为中央对中西部的转移支付中,“文化”缺席;我国四级地方政府体制委托关系过长,政府间关于文化发展的支出责任划分不清。宋文玉建议,应贯通中央到地方的纵向渠道,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间的支出责任和财政收入,建立文化专项转移支付制度,以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责任,保障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设立中央文化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应遵循以下两个原则:第一,平衡东中西部因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公共文化服务不均衡。在地方财力无法解决中西部文化投入整体落后的情况下,
12、建立和完善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缩小东西部差距。第二,克服因事权划分不合理所导致的基层文化责任缺位。农村文化建设一直是基层文化建设的“老大难”问题。在农村文化的投入责任划分上,形成了地方本级财政为主的惯例,中西部地区地方因财力不足致使农村基层文化建设极其薄弱。-建立新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近年来国家组织实施了一些重大的公益性文化工程,比如广播电视村村通、广播影视数字化工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乡镇综合文化站和基层文化阵地建设、流动综合文化服务车、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建设等,这些工程成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文化创新实践的典范。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要求推进广播电视
13、进村入户,利用无线、卫星、有线、微波等手段为农村地区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电视节目;农村电影放映是在国家2131工程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农村电影的拷贝配送工作,加快农村电影的数字化放映,增加放映点,基本实现全国农村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的目标;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要求在欠发达地区新建和改扩建2.5万个左右的综合文化站,配备必需的设备,完成对农村危旧公共文化设施的改造;流动综合文化服务车建设工程要求对西部及其他老少边穷等地广人稀的地区配备流动文化服务车、流动电影放映车,开展集影视放映、文艺演出、图片展览、图书销售和借阅、科技宣传为一体的流动文化服务。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张晓明、李河等专家
14、认为,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我国在推进现代化进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伟大进程中必须完成的新任务。这一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超出以往的改革。市场经济社会需要“公共文化服务”的存在。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被普遍采用而且比较有效的公共文化服务的运作模式是指:社会自发形成需求并通过市场(包括通过非营利机构加以满足的,国家就不干预;不能自发形成需求并得到满足,需要进行干预的,国家能间接干预就不直接干预;非干预不可时,能委托专业团队操作的,就不自己直接上手;一定要有专业团队时,除非必要,不直接指定人选,而是通过竞争机制进行遴选等等。建立国家文化发展基金化解文化产业创新风险专家指出,面对创新在生
15、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市场失灵”,急需在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作用的同时,政府给予积极干预和政策支持。建立国家文化发展基金就是一项重要举措。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化研究中心巫志南说,化解文化产业创新风险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化解创新集体、团体或企业的风险,既要设定机制促进团体或企业进入创新轨道,使创新成为获得超额资源和特殊优惠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也要适度降低进入创新的门槛和风险度,让创新成果转化为利益,让创新行为得以循环和持续。“文化创新有一个梯度递进问题,从原创到新品,到精品,到经典传世之作,直至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每前进一步都需要机制去化解风险。这类机制包括专项基金支持、专项贷款贴息或补贴机制,创新项目
16、定向或招标委托机制,创新成果优先采购机制等。”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齐勇锋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国家文化发展基金(会的方式支持民族文化内容建设和创新,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国际化、市场化的通行方式。国家通过公共财政设立的文化(艺术发展基金扶持创新,如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国家人文基金会,加拿大艺术委员会,英格兰艺术委员会,丹麦艺术基金会等,可弥补市场配置资源的失灵。专家认为,设立国家文化发展基金,促进“国家文化内容创新重大工程”顺利实施,是根据我国的国情和文化内容创新的需要而进行的具有体制、机制创新意义的重要举措。目前国家财政已具备设立国家文化发展基金,加大对文化内容创新方面支持的投资能力。宋文玉也建议,创设由国家主导的全国性文化艺术基金,贯通体制内外,动员社会力量,变政府创新为全民参与文化创新。文化基金能够为社会文化资源的流动、竞争、整合提供激励机制和渠道,为文化创新提供所需的多样性发展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