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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情调查研究中心篇一：第十五期公共管理青年学术沙龙报道20XX-3-25加强京津冀协同发展，创新首都城市圈机制北京市社科院第十五期公共管理青年学术沙龙如期举行20XX年3月23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第十五期公共管理青年学术沙龙活动在院六层大会议室如期举行。本次会议由我院青年工作委员会、市情调查研究中心、北京世界城市研究基地共同举办。沙龙的主题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沙龙由市情调查研究中心副主任陆小成博士主持，来自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国际咨询工程公司、北京交通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北方亚事资产评估公司以及我院市情调查研究中心、科社所、北京世界城市研究基地等单位研究人员参加了本次沙龙
2、活动。我院市情调查研究中心主任、北京世界城市研究基地秘书长唐鑫作为学术顾问对本次学术沙龙活动进行了点评和总结。中国国际咨询工程公司高级经济师黄喜博士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要加强顶层设计。当前马航失联事件有很多国家参与进来，充分说明协同工作的重要性。从国内看，泛珠三角、长三角都是协同发展的典型案例。京津冀在建国前就有深远的联系，但需要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明确哪些方面可以协同，哪些优势可以互补，如雾霾治理必须发挥京津冀的协同作用。北京城市拥堵，房价较高，必须尽快将部分非核心功能疏解到周边去，建立企业与政府、京津冀各级政府之间的对接机制，促进协同发展。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王开泳副研究员认为，京津
3、冀需要整合、发展和重组。上海是经济中心，通过经济利益和市场机制容易协同。但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很多涉及的是政治利益，北京社科院、中国科学院等作为首都高层研究机构早就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但规划难以落地，难以协调。京津冀要实现互惠互利，协同发展，首先要考虑三大区域的功能定位，做好北京市的功能分工与疏散。北京市功能过于集中，应尽快启动人口、产业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疏散。主要疏散的功能或单位包括：一是高校，国外好的大学都是在小镇上。北京高校应该搬迁到郊区去，为高校做好配套，高校布局于远郊区县，最好是搬到河北省的各个县，能够促进和带动搬入县发展与转型。二是低端的制造业搬迁出京津冀。三是企业总部要搬迁到北
4、京市外围区县。四是高等级医院要搬迁到六环外，减少内城的交通压力。同时，要加强京津冀环境保护与统一的治理，特别是污染企业的关停并转必须落实。此外，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快速轨道交通建设等的协同。借鉴广州经验，通过地铁或轻轨系统与佛山、珠海等周边城市实现了同城化。另外，可以考虑北京市的城市扩容，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将北京市周边河北省的10多个县并进来，打造大北京，能够有效保障北京市产业、高校向外围地区的转移，三环以内主要是首都政治功能，有效缓解中心城区的压力。北方亚事资产评估公司副总经理戴德余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要建立倒逼机制，通过市场竞争和外部压力，促使改革与协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协同发展不
5、能只考虑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京津冀协同发展要有战略眼光，要建立市场竞争机制，抛弃小家意识。 北京交通大学博士后饶志强认为，北京许多资源缺乏，应该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协同发展。但功能疏解和人口迁移要解决配套设施及迁移人口的精神需求问题，涉及到不同的利益主体。北京拥有丰富的政治资源，政治环境相对其他区域更加公平一些，给更多的人以实现梦想的机会。协同发展需要中央层面的政策鼓励，需要使迁移人口和周边区域能够得到相对均等的政治资源和精神需求的满足。我院科社所博士后向征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的主要难题有：一是京津冀政府间利益分配问题，官员考核机制与当地政府财政收入密切相关，产业转移了，功能转移了，各地政府间利
6、益分配间如何协调。二是非首都核心功能区迁出的人员利益协调问题，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福利，以及聚集在北京的社会文化资源具有巨大吸引力，如何推动人才流动。三是三地交通问题，城市P+R的模式没有建立起来，环北京便捷交通网仍没有建立。四是非首都核心功能区迁出的选址问题，要充分考虑选址的相关条件，避免造成继续“摊大饼”的现象。清华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后熊金武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要解决多个主体的利益关系与合作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构建促进协同发展的竞争机制。协同的根本内容是要重视经济建设问题，重视人口、资本、技术等要素市场的扩建与协同，不能仅仅依靠政府推动，政府不是不作为，应该废除和消解各种
7、限制流动的机制，以市场为主体、政府体制改革为辅助建立协同机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高翔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要建立合作的网络平台。教育、医院等资源的流动与迁移要突破传统区域网络的局限。让拥有北京户籍的人放弃户口去外地是艰难的。从大的网络视角应进一步打破户籍制度及其背后的附加利益非均衡化障碍，只有这些利益和资源从大区域网络实现均衡发展，推动协同发展。北京联合大学张苏雁老师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当前的热点问题，应该重点从政府政策层面加快推进。我院市情调查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陆小成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各种压力所迫，尽管问题很多，但前景是良好的。一是建议建立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习近平或李克强或其他国家
8、领导人任组长，从体制上统一布局，关键在于落实，不是空口说说。二是教育问题，留京有很大部分是看中北京的高考及其他教育资源。如果京津冀统一高考，有可能促使人们关注点转移到京津冀大区域，而不局限于北京。三是将地铁延伸到北京周边城市，引进社会资本和实现地铁物业模式，通过市场化手段可以促进首都地铁圈建设。地铁（包括轻轨）与铁路是两套运行系统，地铁具有通行便利、价格低廉、一卡通、购票和等车时间短等优势。四是以不改存量，改增量的原则，鼓励重点高校、医院等在北京远郊区县、河北、天津等地建立分校或分院，吸引部分人口向周边迁移。这些资源的流动、基础设施配套、公共服务均等，有利于促进周边均衡发展，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9、。我院市情调查研究中心主任、北京世界城市研究基地秘书长唐鑫认为，沙龙主题选择很好，切合当前发展热点。参会人员很积极，有活力，兄弟单位可以加强课题合作和学术交流。明确北京的发展战略定位、疏解城市功能、加强京津冀协同发展要有辨证思维，克服片面性、防止极端化。因此，要正确处理以下十个关系：一是民粹主义与以人为本的关系，既要坚持以人为本，又不能以北京是全国人民的首都为借口使以人为本庸俗化。二是北京城与周边城市群的关系，发达国家的世界城市不是孤城，是与许多城市有机联系的，东京、伦敦等城市的周边有许多城市与其功能配套。三是首都核心功能与其他功能的关系，其他功能应围绕核心功能进行配置，各项事业应突出重点、协
10、调发展。四是恢复良好生态与发展经济的关系，保护生态环境不能没有经济发展，经济是基础，GDP增速可以适当降低，但不能降得太低，否则麻烦很大。五是控制人口与发展产业的关系，人口规模与产业结构、组织相辅相成，不能仅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产业集中度来思考问题。六是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管理水平的关系，并非基础设施多城市管理水平就高，要科学合理配置基础设施。七是公共服务供给与社会需求的关系，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便利化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无限供给不可能，满足需求是相对的，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当前公共服务设施的覆盖半径有多大需要深入研究。八是居民生活便利化与城市运行效率的关系，片面的个人便利化会阻碍运行效率
11、的提高，应从宏观整体把握便利化和运行效率。九是发挥区县积极性与促进全市协调发展的关系，区县之间的同质化竞争较厉害，尽管有市、区县规划，但现在规划是软约束，京津冀区域合作首先要搞好本市各区县的合作。十是保护古都风貌与城市创新发展的关系，现在古都风貌破坏较严重，北京城缺乏自己的个性，北京人难以回顾乡愁，要切实在城市创新发展中恢复、保护古都风貌，城市有个性才能与其他城市形成共性、开展合作。以上十个方面的关系是我个人的一点思考，很不成熟，需要在座的各位协助我们深入研究。（北京社科院 陆小成）篇二：第17期沙龙报道20XX-4-22定稿公务卡难以根治腐败，科研改革亟待提速 北京社科院第十七期公共管理青年
12、学术沙龙如期举行20XX年4月16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第十七期公共管理青年学术沙龙活动在我院六层大会议室如期举行。本次会议由院青年工作委员会、科研组织处、市情调查研究中心、北京世界城市研究基地共同举办。沙龙的主题是：公务卡、腐败治理与科研改革。沙龙由市情调查研究中心副主任陆小成博士主持，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中国政法大学、现代物流报社、中国航班杂志社以及我院科研组织处、市情调查研究中心、北京世界城市研究基地等单位领导和研究人员参加了本次沙龙活动。我院科研组织处王燕梅处长认为，公务卡很有必要推行，但如果推行太快，没有考虑到科研单位的性质，但会出现很多问题。实施公务卡制度应该找一个单位
13、或项目进行试点，不能如此匆忙地大规模铺开使用。公务卡制度能一定程度上治理腐败，但能否通过这一渠道达到治理目的是值得怀疑的。制度制定部门并不完全清楚什么是真正的科研腐败，在很多制度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只是考虑用公务卡制度治理科研腐败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另外，如何对腐败进行定位，科研管理现在是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把报销出现的问题直接认定犯罪或犯法可能还是有点太过了。当然政府应该有所作为，我们单位内部的科研改革应该顺应其要求，认真研究公务卡是否合适？许多科研机构所进行的创新，基础是钱的改革，没有财务管理的改变，改革就很难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之所以可以改革，是因为拿到了不菲的经费，上海社科院也是有钱才可以
14、改革。我们应该从做事的角度出发有所作为，在理论与实践上多做些研究，让我们自己有更好的生存空间。 中国科学院博士后、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梁怡博士认为，推行公务卡目的是杜绝腐败，但从根本上很难杜绝腐败，只能是表面上的肤浅层次的杜绝，说到底是预算体制的问题。公务卡在政策上不能一刀切，特别是科研单位不能与行政单位划等号。最根本是待遇问题，知识分子生活待遇过低，应该改善。公务卡在某些地方使用不方便，许多中小城市是受到限制，在营业的网点需要跟上。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余欢认为当前上有多层次的原因使用公务卡，在遏制腐败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其作用被夸大了。公务卡只是治理腐败中的一种手段，在机制层面上有些效果，在行
15、政法领域属于一种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督。现有的财务制度、审计制度是比较完善的，但腐败的治理很难，当前不是监督机制不完备，关键还是执行力度不够。在监督力度上较弱，监督不到位，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手段。公务卡还没有真正实施，需要再考虑周全。现代物流报两广特刊主任黄军认为公务卡的推行上从信息系统上来考虑的，对于财务内控机制是有帮助的。公务卡作为终端能在计算机后台显示相关信息，预警腐败风险是有效果的。但在实施过程中，应推广审计软件，加强流程改造。尽量最优化。腐败治理必须有国家审计和社会审计相结合的，用集中财务系统来控制，趋势上不用怀疑，但有待于推进，要完善信息系统。我院市情调查研究中心博士后贾澎认为，公务卡是
16、发展趋势，但无论什么事情发展都应该符合自身规律。公务卡符合公务员管理规律，但不适合科研人员，有些格格不入。应该尊重科研规律，不同的领域使用不同的方式来管理。我院市情调查研究中心田蕾博士认为，科研经费应该用到该用的地方，政府与研究机构面临问题都是找票来报销或说套现，制度本质上是不合理的，说明制度是畸形的。用公务卡来维护制度的科学性是有问题的。没有脑力劳动的回报，科研会失去动力，科研成果质量和深度都会受到影响。公务卡的创建和实施本身付出太多的成本，监管成本太高，却难以获得应有的效果，监督成本与收益是严重不对等。我院市情调查研究中心李茂博士认为，作为科研机构缺乏话语权，很难与权势的政府部门进行平等对话。考虑到课题回报问题，鼓励大家多做横向课题。我院市情调查研究中心副主任陆小成副研究员认为，公务卡制度能一定程度治理腐败，也体现行政管理的精细化和规范化趋势。但制度或政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