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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器物到制度篇一：第三章 的累进第三章的累进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民族危机迫在眉睫。朝野士大夫不得不放弃洋务制器兴国的迷梦，开始了更深层次的思考。甲午战争前后，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对中国的侵略也从以商品输出为主要形式转变到以资本输出为主要形式。马关条约规定的战争赔款高达23000万两白银（其中包括赎辽费3000万两），割让中国台湾及附近岛屿给日本，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等，把中国进一步推入了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此后，欧美列强蜂拥而至，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18951897年间，英、法两国开始在西南滇、桂、粤三省争夺独占、通商、筑路、开矿等特权。1896年，沙俄通过中俄密约将
2、它的触角伸进了东北地区。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降临之时，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意识到洋务派的西学学到的只是“皮毛”，不是根本。他们肩负起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纷纷探索救国之路。第一节 维新的时代19世纪7090年代，中国经历了边疆危机、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一连串的重击几乎摧垮了清政府残存的自尊心。痛定思痛，中国由此进入了一个维新的时代。一、急切的士大夫1895年四五月间，马关条约已经签订但尚未批准换约。消息传来，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等人发动1300名上京赶考的举人“公车上书”。梁启超称此举为“清朝二百余年未有之大举”。公车上书的主要内容是：要求皇帝下“罪己之诏”、“明罚之诏”、“求才之诏”，即要求皇帝
3、公开表明自己对失败所负的责任，并表示广招人才，励精图治；要求皇帝拒和、迁都、变法、练兵，购械“以强天下之势”。尽管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上书未递达皇帝之手，请愿以失败告终。但公车上书开创了“士人干政”的新局面，标志着维新运动的正式开始。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了中外纪闻报。梁启超、麦孟华等人每日撰稿，介绍外国知识，提倡变法自强。他们又组织了带有政治性质的学会组织强学会。参与者梁启超说：“此会所办之事为五大端：一译东西文书籍，二刊布新报，三开大图书馆，四设博物仪器院，五建立政治学校，我国之有协会，有学社，自此始也。”一时间，强学会名动京师。众多朝野官员、名士、元老重臣都以列名其间为荣。光绪皇帝的师傅、协办大
4、学士翁同龢，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直隶总督王文韶等人都申请加入，连声名狼藉的李鸿章也主动予以赞助。不久，强学会因言辞激进而遭到保守派的封禁，但北京地区的维新运动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孙家鼐创办官书局，期望能继强学会之事业；张元济办通译学堂，宣传维新运动；严复、王修值、夏曾佑创国闻报，倡议中国仿效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力求自强。国闻报随即成为北方宣传维新变法最重要的阵地之一。康梁维新派的活动阵地不仅集中在北京地区，全国各重要省份都有他们的身影。其中，以上海和湖南为最。1895年，上海强学会正式成立。张謇、黎庶昌、黄遵宪、汪康年、陈三立、岑春煊等社会名流均活跃其间。次年，黄遵宪、梁启超、汪
5、康年办起了与北京国闻报齐名的时务报，南呼北应，宣传变法。1897年，时务学堂在湖南长沙成立，聘请熊希龄主持学堂的行政事务，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李维格任西文总教习，并吸收了欧榘甲、韩文举、唐才常等一大批进步的士大夫。胶州湾事件之后，谭嗣同等创办了带有明显救亡性质的南学会。既而浏阳群荫学会、郴州学会、常德明达学会、法律学会、不缠足会、延年会都成为南学会的分会。1898年，谭嗣同与唐才常集资、陈宝箴赞助创办了湘报，其内容涉及论说、奏疏、电旨、公牍、本省新政等各个方面，积极宣传维新变法。早在戊戌维新运动之前，思想界已经出现了以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一批精英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思想家。他们呼吁抵抗外
6、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开展“商战”、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传播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和政治理念，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这些维新思想为康梁发动“公车上书”、掀起维新运动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早期改良思想家和康梁维新派不再停留在学习西方的技艺之学上，而是致力于改变中国社会和专制的政治制度。他们的努力，推进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二、从光绪新政到慈禧新政自甲午战争失败之日起，光绪新政正式发动。新政的动因来自战败的深刻刺激。光绪召见臣工时不断“逼问御贼策”，“言及宗社，声泪并发”，翁同龢等人皆“汗流沾衣”。这充分反映了光绪皇帝的焦虑和所受的刺激。1895年5月3日，光绪在马关条约上挥泪“用宝”，11日，光绪
7、便下诏说：“用是宵旰旁皇，临朝痛哭，将一和一战，两害兼全，而后幡然定计。嗣后我君臣上下惟期艰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实力研求亟筹兴革?”几天后举行的殿试（科举最高级别考试），其“策论”就是讨论如何练兵。从1895年到1898年戊戌维新，光绪改革几乎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戊戌变法正是光绪改革的一个顶点。戊戌时期，康有为连续上书，第六书终于递达光绪之手。康有为痛心疾首，痛陈瓜分豆剖的危局，说真到亡国之日，皇帝求作“长安布衣而不可得”。这些话语深深刺痛了光绪，致使他下决心加大变法力度。第六书为应诏统筹全局折，在提出进行财政、经济、文化、政治、军事方面的改革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要进行政治改
8、革必须做的三件事：一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立“对策所”以征贤才，三开制度局而定宪法。1898年6月11日，皇帝颁布定国是诏，称“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表示定国是、求新政。戊戌变法持续到同年9月21日，共计103天，史称“百日维新”。百日维新的内容，可以从光绪帝此后颁布的一百多道圣谕中总结出来。第一，人事方面，积极选拔人才。破格召见新人和地位较低的官员，询问变法事宜，并酌授官职，令其参与变法。此后，光绪帝陆续召见了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严复、袁世凯等人，可见其变法之决心。第二，在文化教育方面，改科举、兴学堂、办报纸、编译中外书籍、派遣留学生。其中最值得关
9、注的是提出了改科举这一举措。尽管没有实现一些维新人士预期的废除科举，但将八股取士改成了“策论”取士，将不闻窗外事、陷入故纸堆的士子注意力转移到现实问题上来，这也不失为一大进步。第三，经济上鼓励工商业，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银行的建立便是此时期的一大特色。百日维新之前，清政府派盛宣怀等人开始筹建国家银行，陆续在天津、汉口、广州、汕头、烟台、镇江等地开办支行。1898年，正式在京城设立银行，为近代银行体系在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第四，政治方面，允许官民上书言事。光绪强调不允许任何高级官员阻碍中下级官员和士民上书；主张修改则例（则例是指政府各部门在长期工作中形成的行政文件和例案，按照惯例定期修订）；
10、改革上谕及各部门行政命令的传达方式；裁撤闲散机构、裁减冗员。令人遗憾的是，立宪与议会问题本是戊戌维新中提出的变法根本，但碍于顽固势力的坚决反对，百日维新没能颁布任何关于立宪与召开议会的上谕。光绪新政，特别是新政的顶点戊戌变法，将变革的矛头指向了绵延数千年的专制制度，指向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斗争的尖锐程度和受到的阻力可想而知。裁减冗员、改革军制，使得一批满族官员和旧式军队失去了往日特权；废除八股，使得明清以来习惯了依靠八股文才能通仕的下层xx徒劳一场；允许士民上书言事、允许创办报纸影响到了贵族官僚们的专制权威。因此，改革遇到了极大地抵制。朝野上下，真正支持变法的几乎没有几个人。地方督抚中，只
11、有湖南巡抚陈宝箴是真正支持变法的，其他的官员或抵制或敷衍，偷梁换柱，变换内容，阳奉阴违。光绪的“帝党”与以慈禧为代表的“后党”之间的矛盾逐渐公开化。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害怕失去“专制”特权，最终发动了“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夺权囚禁，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谭嗣同、康广仁、刘光第、杨深秀、林旭、杨锐六君子被杀于菜市口。百日维新失败，也意味着光绪新政的最终结束。光绪新政虽然失败，但它对中国历史进程却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它是一场极具鲜明爱国色彩的救亡图存运动。在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之际，由志士仁人奋起救亡，甚至不惜以血的代价投身变法，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它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运动。维新派主
12、张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试图用君主立宪代替专制制度，开始了中国制度的根本变革。运动本身由光绪皇帝亲自出马，其社会影响更加广泛和深刻。同时，光绪新政也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变法中，维新人士“托古改制”，对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程朱理学、八股文章、考据训诂发起了不小的冲击。当然，戊戌变法也有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如维新派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没有正面反对专制制度，没有充分发动人民群众，都使得变法成功的系数大为降低。正因为戊戌维新有如此巨大的历史意义，也正因为“变法”是救亡、挽救民族危机的唯一途径，因此，在民族危机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新政”之声再度响起。1900年，清政府先是愚蠢地想利用义和团以泄
13、私愤，利用未果反过来又剿杀义和团。玩火的结果是引火烧身，导致八国联军大兵压境，半个中国遭到侵略者铁蹄的蹂躏。清政府不得不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至此，清政府威严尽失。为了寻求继续维持统治的应急措施，慈禧于1901年1月借光绪帝之名发布了征求变法的第一道上谕，表示在“万古不易之常经”外，没有“一成不变之治法”，这标志着慈禧新政的开始。清末十年，清政府先后在比光绪新政更广泛的领域里推行了三十余项改革措施，以除旧布新。政治上，改革官制，裁减冗员；仿西方资本主义各国法律，改大清律例为大清新刑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刑律。清政府设立督办政务处后，拉开了行政改革的帷幕。军事上，裁汰旧的经制兵
14、，在各省编练新军；中央设练兵处，专门负责编练新军事宜。 经济上，设立了商部，颁布商律，试办户部银行；在各省设立商会。这些标志着“推动实业发展”的政策得到实质性落实。教育上，设立学部，令各省广设新学堂；选派留学生，留学生归国一律赏给举人、进士出身；更重要的是于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制度，这是中国教育发展历史上具有革命性的变革。慈禧新政与光绪新政前后衔接，在变更“祖制”上走得更远。可以说光绪新政是一个开始，慈禧新政是其继续与推进。它们是清政府濒临灭亡之时的自救运动，尽管没有触动封建制度的根本，也没有产生显著的效果，但却是晚清以来中国进步人士探求救国救民之策在政治上的落实，也是当政者设法挽救统治危机
15、所进行的积极行动，对时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新政否定了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使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发展；传统的教育制度和伦理观念都朝着积极的方向演变；新军的编练无疑壮大了军事力量，留学生的派遣与新式学堂的建立培养了更多的现代化人才。但统治者始料未及的是，由于各项新政策的落实需要大量资金，其中尤以编练新军所需要的费用最为巨大，致使新政时期清政府苛捐杂税越来越多，导致民众与政府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在这个意义上，清末新政的实施为辛亥革命的爆发作了重要铺垫。三、宪政的尝试清末新政开展到后期，政治改革开始向纵深发展。在前期建立的一些新机构的基础之上，重新厘定了中央与地方的官制，使清政府内部机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预备仿行宪政”是上述改革的集中体现。清政府最终决定“预备立宪”是资产阶级立宪派长期斗争的结果。早在1903年，张謇、汤寿潜、张元济、郑孝胥、汤化尤以及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就呼吁过宪政。1905年，清政府在各方面的压力下终于派遣五大臣赴欧美、日本考察宪政。归国后，五大臣对宪政有了统一的看法，他们认定宪政会给中国带来好处，于是积极呈请仿行宪政，其样本是日本的君主立宪政体。以慈禧为首的最高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最高利益，为了消解革命，为了笼络立宪派士人和实力派官员，接受了这些主张，宣布预备立宪。资产阶级立宪派积极回应清政府的预备立宪。19061911年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