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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西方政治制度不同篇一：中国政治制度与西方政治制度有何区别东西方的政治制度最本质的区别是工作方式，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往往通过十几天的会议议程，解决全中国一年里各项工作地实施与落实。而西方议会则是全年都在争论不休与平衡各方关系中度过，一年间只有十几天是给西方老百姓干实事的。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政治的最高权力机构，人大代表是通过选举与协商产生出来的，他们来自于人民，他们从事各种工作，包括了社会各方民众，代表了最广大社会群体，充分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志。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不像西方是两党制或多党制，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同样来自于人民，他们是行业的标兵模范，他们也是社会的精英人士，他们更
2、是普通的老百姓。他们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他们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崇高的社会责任告诉他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名党员的基本要求与历史任务。党员就是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人大会议现场的掌声，世人就能看到，掌声来自人民，掌声同样也是送给全体中国人民的，中央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给老百姓做事的政府，只要是人民群众主张的国事，中央都要尽责去办。同样掌声是真切的、鼓舞的，不会像某些西方人士理解的那样，假惺惺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我们理解西方的看法，那是因为，他们的掌声，来自于他们的支持者，反对者是不会给他们掌声的，他们分的
3、是派别，即使政府做出决议，也只是代表了一部分人的主张，他们是利益攸关的社会，社会分崩离析，各方势力角逐，争的是权力，争的是能给自己代表的团体谋到利益，并不是给国家和社会做出什么贡献与付出。中国从没有主张过，让别的国家学习中国怎样为人民谋福祉的政治制度，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理解并认识到了中国社会的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他们正在探索与学习，包括中国从社会中选拔干部而设的党校这一重要举措。区别还很多，笔者由于才疏学浅，只能说出上面的一小部分，大的部分还不能做到深刻理会与表述。东西方需要交流，但交流应当建立在平等互利、友好尊重的原则基础之上，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才是世界向前发展的动力源泉，才能
4、真正达到全世界人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共同进步的新阶段。篇二：中西方政治制度比较差别及缘由浅析中西方政治制度比较差别及缘由浅析陈 敏前一段时间，网上沸沸扬扬猛炒关于中国行政区域要重新划分，还有人说中国应该像美国一样设立50多个省州，并且还附有详细的图表，让人感觉此方案即将实施。他们所列出的理由是这样有效的实现管理，使得地区能够均衡的、平稳的发展，减小地区差距，有利于上令下达。行政区域的划分和采取何种国家管理形式不仅仅与历史、地理等诸多因素有关，而且与该国家的政治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仅仅是看到中美两国地域面积大小相似，而将美国的今日发达兴盛归结于其州省的大小设置的合理，因而进一步要向美国学习
5、，也要将中国划分为50多个省市，那观察和解决问题实在是只停留在表面层次。翻开历史，新航线的发现之前，整个东西方的交往是极其有限的，虽然，17世纪以后存在“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但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战争的形式出现的，双方世界中几千年所沉积的文明受到对方影响的成份是有限的。一个国家，其制度的设立和实施是与该国家、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和各自的地域环境内所形成的思想、文化和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政治、经济制度有着很大的差别。中国政治制度是根基于以政治伦理和宗法秩序为核心价值取向的儒教思想，其表现在如下方面：首先，中国的道德集权思想通过解释人的社会属性来说明人性，将人完全社会化，孔子提
6、出“性相近，习相远”，说明了人生而具有的本性是单一的，相同的，但个人的行为则因人而异，是变化的。并且孔子提出人的相同本性是“仁”，认为仁是处理人们之间关系的最高行为标准。孔子之后的孟子、董仲舒、韩愈、朱熹继承和发展人性善的理论，提出“仁政“的思想，进一步将一些社会行为作为人性。毛泽东关于人性的的理解开始于马克思的“人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解释。他认为，人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主要是指人的社会生产关系，而这种人的社会生产关系就是阶级关系，并且正是这种阶级关系决定了人性。在当今社会，没有所谓的人类的爱和很，只有阶级的爱和恨。毛泽东因而否定了人善论的理论，但是他提出了一个比孔孟的人性论
7、更社会化、更狭窄的观念。相比较西方的思想家大部分认为人的自然属性就是人性，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国家的和法律的产生。古希腊伊壁鸠鲁属直观唯物主义，认为人和动物一样，归根结底由原子组成，人体中原子的运动及配置构成了人的自然条件并成为人性的决定因素。并且，人的自然条件是好的，所以人在肉体和精神上是快乐的。这就是说人天生趋于快乐或避开痛苦。因此，除了追求私人快乐的目的外，世界上不存在任何的善、正义和友谊。所谓的善、正义和友谊都是和细心盘算过的个人利益一致的。国家和法律也只有在能保证尽可能多的私人快乐的前提下才是合理的。霍布斯也论述到，人性是一种机械因果关系。理性和欲望是人性的两条原则，理性是由欲望所引起
8、的或是欲望的派生物，理性所增加是一个远见，它通过衡量原始欲望的全部结果，理智地引导人们的行动，使人们对财产和权利等的追求更富有成效。政府和法律的建立并不是以一般的善或社会福址为基础，只是因为人类发现它们有利于保护私人的财产和权力等实力才得以建立的。边沁也同样认为人性是趋乐怕苦的，趋乐怕苦的这种人性是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主宰着所有人的思想、判断和行为。其次，在民主与集权的关系问题上，中国道德集权思想主张集权。孔子认为君主天生是臣民的的主人，它拥有臣民就像拥有房屋和土地的私有财产一样。而臣民天生是君主的奴仆，自然要为君主服务，即“臣事君以忠”。另一方面，儒家都强调为政在于得民，如孟子说“民为贵，社稷
9、次之，君为轻”，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有的学者认为儒家学说里有民主的成分。但事实上，这些儒家学者是在探讨如何保住君主的统治地位和既得利益时才强调为政在于得民，根本上仍是倾向于集权主义。古代中国的法家虽然不同意将君主的地位和作用神化，但他们却从另一方面提出了君主救世论。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矛盾和纷争，君主的职位是从人民大众利益出发，为了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和纷争而发展起来的。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当然提倡民主。约翰密尔顿认为，一个共和国、城市、乡镇的公共权力完全来自于人类注入自我保护、自我追求等自然权利。人们只是为了避免相互伤害
10、、保护自己，才通过盟约联合起来，成立共和国、城市和乡镇，并选举国王、官员来行使公共权力。他们的权力来自于人民，是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他们的职责是在人民中间主持正义和维护秩序与和平。同样此类思想也表现在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他宣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而一切权力的表现和运用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志。但人民的权力被篡取并被运用来压迫和奴役人民时，人民完全有权力举行起义。并且认为人人生就是平等的、自由的，平等自由是合乎人的天性的，是自然赋予每个人的权利。他指出“这种把最高权力集中于一个自然人，也就是集中到一个具体的人手中、是极其悖理的”。再者，同集权主义相联系，中国的道德集权思想主张人治。孔子认为君主是圣贤
11、，通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理所当然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所以，他同意说“一言而可以兴邦，一言而可以丧邦”。孔子提倡“礼治”，实质上是提倡认治。这是因为“礼”的本质是分，即君和臣、上和下等之间在地位和作用方面的区分，每个人都必须知道自己的地位并行为的党。而君主在社会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它的意志和行为任何人都得服从。孟子提出“仁政”，认为只要国王将其“善心”扩展至政治，其王朝就成为仁政，它将因此统治天下,这种观点实质上是人治的主张。另一方面，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将人类历史的发展看成是一种治、乱的循环。当天下大治时，必定有注定如尧、舜、禹等圣贤执政。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中
12、能够找到这种思想影响的痕迹。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事断于法，贵公弃私，表面上看来法家是主张法治而反对人治，但事实上，诸多法家学者都表明：法律为统治者所制定，是统治者的工具。韩非子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认为法术是帝王手里的工具。既然法律为统治者所制定，统治者因而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制定或变更法律的。所以，法家还是走向了人治的观点。西方的思想家持有自然人性论和自由民主思想，故他们提倡法治，亚里士多德是西方第一个提倡法治的思想家，他的理由是：寻求统治的形式就是寻求正义；“寻求正义就是寻求这中性权威；而法律就是这中性权威”。因为法律“是摆脱了所有情感影响的理性“。洛克认为，法治的理由是他能保护人
13、的财产和公共利益。根据他的论述，人们签订契约和建立政府，从而摆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主要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财产和公共利益。所以，”不管是谁拥有共和国立法的或最高的权力，都得依据人民颁布的、知晓的现成文法进行统治”。第四，在政治和道德的关系问题上，中国的道德集权思想家将政治道德化，在两者之间划等号。如前述，孔子提倡人治，孔子的人治是以其德政为基础的。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他认为实行德政有两个方面的事情要做。首先，统治者要用自己的道德行为感化人民；其次，孔子认为统治者必须对人民进行道德教育，使他们从善。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对孔子的“德政”思想的发展，孟子认为其“仁政”是
14、最好的治国方略，他认为，只有推行仁政，便能缓和一切矛盾，老百姓心服口服，最终达到统治天下的目的。所以孟子非常强调要对人民进行道德“教化”，认为“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清朝的顾炎武说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他认为人世间的一切纷争、动乱、腐败，都归结于人心遭扭曲，即人心不正，因此救国民必须对人民进行道德教育。现时中国共产党提倡的“以德治国”的观念同历史是一脉相承的。西方多数自由民主思想家认为政治和道德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他们这样认为只是因为法律包容着理性、正义等道德成份或理性、正义等道德目的要通过法律的保证才能实现。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的产生归诸于人
15、类生活的自然需要，但其本质是道德的，即“为了实现一种优质生活”。所以，“国家是一个平等的联合体。国家的目的是尽可能好的和高水平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的目的是道德的，必然要求有一公正的制度来保证其实现。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法律作为“一种中性权威”，正是这种公正制度，也就是国家的道德目的需要法制来保证。卢梭也认为，国家是一个具有“总意识”的道德存在。“这一总意识总是倾向于维护政体及其每一局部的生存和幸福”；并“对国家的全体成员而言，在其相互关系及其同国家的关系方面，规定了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不公正的原则”。但总意识在实践上是很脆弱的，它只有具体化为法律才能发挥作用。所以，判定是否公正准则实际上是一
16、种法律规定。从上述内容看出，中、西方的思想文化和哲学是不同的，其产生的根源也是不同，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和研究。中华帝国的发展是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向四周发展的，并且黄河带来的土地的肥沃和灌溉的便利，有利于人们从事农业生产，进而发展形成了强大的农业文明，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一个农业文明史，正是如此，中国人的哲学、政治、经济、人生观、价值观等诸多方面于此。首先，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单位是家族，而不是个人。家族是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核心，其保护、延续、和谐及团结是很重要的，因此形成了中国人几乎凡是以家为重的家族主义，在家族主义取向下，人们生活圈内的运作是以家族为重，个人为轻；家族为主，个人为辅；以家族为先，个人为后。在这一历程中，个人不得不屈从或融入家族，个性是不会受到重视。从而形成了一种“家族集体主义”。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非家族性的团体很少（如私塾、诗社、会馆、行号、村庄、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