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对我国现代教育》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科举制度对我国现代教育（15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科举制度对我国现代教育篇一：科举制度的历史考察及其对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的科举制度的历史考察及其对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的启示研究【选题依据及意义】:隋炀帝大业二年，中国开历史先河实行了“开科举士”、“分科举人”的科举考试制度，科举制度直延续到清光绪三十一年，在中国实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其操作方式主要是通过各地分别预选、全国统一考试和举荐相结合，采用诗赋、贴径、墨义、径义、杂文、策论等形式考核考生，籍以指挥学校教育，考评学校教育质量。它对于中国以至东亚、世界教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选才的方式方法体现出的优越性是与生俱来的。但是由于我国一些（“一些”删掉）特殊的时代背景
2、使得国民大多数只看到其弊端。本文秉持“弃其糟糠，取其精华”的原则，力图全面地考察科举制的演变过程，并分析其对我国古代教育评价制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系统研究科举制度对我国当代教育评价制度的启示，使其能够更好的服务于当代的教育评价制度。【研究的创新之处】1.本文运用文献研究的方法，全面地考察科举制度的历史演变，并客观地分析其对我国古代教育评价制度的影响。2.系统研究了科举制度对我国当代教育评价制度的启示，以期找到我们值得借鉴的地方。【提纲】1.科举制的历史演变隋朝时期科举制开始萌芽唐朝科举制正式形成宋、明清时期，科举制达到鼎盛到清朝末期，科举制被取缔2.科举制对中国古代教育评价制度的影响科举制对中
3、国古代教育评价制度的积极影响科举制以考试的形式追求教育评价的公平性科举制采用儒家的文化考核学生，籍以指挥学校教育（这点是影响吗？）科举制使古代教育评价的方式更加多样化科举制使中国建立起较早较完善的考试制度（和有重复的地方，看看是把它们合起来，还是换一个角度说）科举制对中国古代教育评价制度的消极影响科举制只注重教育结果，而不注重教育过程和其他要素科举制使得学校教育和社会需求脱轨科举制度中考评者难以保证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3.科举制对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的借鉴和启示（启示和借鉴的内容都差不多，只谈启示就行，所以下面删掉，只保留；另外，的内容太少，再加几点）科举制的教育评价制度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秉持科举制
4、的公开、公平学习科举制教育评价的教育管理和方法学习其教育评价与学校活动相配套科举制对我国现代教育评价的启示要实现教育评价内容的全面化教育评价制度要随社会发展不断改革要注重教育评价的科学性篇二：丁学良：西方现代教育制度与科举制度的实质区别丁学良：西方现代教育制度与科举制度的实质区别新京报记者 张弘：科举制度与西方现代教育的差别在哪里？丁学良：科举出现的时候是全世界古老文明中最先进的制度之一，用科举方法来选文官，这一点是中国古代人对世界的一大贡献。首先我们要肯定这一点，否则我们就没有历史感。当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已经兴起了，已经显示出它是一种更强大、更先进的文明，它打到东方，而且已经把东方最大的国家中
5、国打败了。到了那个时候，与西方现代教育相比，科举制度的弊病才全面显示出来。根本差别有几点：首先是，西方现代教育不再是一种老式的精英制度，它的目的不仅仅是为政府培养官员，它进而为人类文明最重要的如经济、法律、科学、技术、军事等各个方面培养专业人才，同时它又没有抛弃古希腊时期的教育理想，保持了它最基本的教育理念，力图使个人全面发展。它在这个基础上更前进一步，就是工业社会的分工已经相当的专业化、技能化，这时的教育必须有新的内容，有新的教学方式和考试方式，有新的培养目标和衡量尺度。而中国的科举制在它废弃之前，与西方现代教育相比是两个时代的差距，不仅仅是细节的不同。最根本的区别之下，还有第二、第三层次的
6、区别。举个例子，科举教育中最主要的一点是什么都要找到先圣的依据，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看本本”。无论是你的思考还是学习的过程和考试方法，你在整个学习期间的表现、总的评价，它都要靠老本本来裁决。这一点与西方现代科学精神的取向完全不同，西方的现代教育主要是引导你走向未知的世界。当然，探索未知的世界不能把这之前在各个专业里积累的知识抛弃掉，但这些积累起来的知识是它的出发点，而不是裁判的最高尺度。这一点非常重要，也是最根本的方向。一个是向后看你不能违背以前的圣人说过的话；一个认为以前的人说过的话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以前的人不知道的东西。这种区别导致了一种文明萎缩、衰落，另一种文明有生命力、能持续繁荣。
7、新京报：在其他方面呢？丁学良：从制度层面（组织和规章）来讲，中国的科举教育一直是由政府来包办，属于官学。我的中学母校所在地宋朝时是省的府学，以前还有县办的、州办的和朝廷办的。而西方现代教育是多元化的，只有一部分属于官学。教会有大学，民间有大学，政府办学的部分是体现在提供资助，硬件、给老师付工资等方面，但它不会对教学内容、科目设置日常地干涉，限定考试的方式方法，把学校当成一个衙门来操作。而在传统的科举制中，这些是朝廷、乃至皇帝才能够动的东西，因为他要培养循规蹈矩的官员。下面还可以进一步比较。西方的现代教育对社会来讲，至少在原则上保障所有公民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培养社会方方面面的人才，当然包括
8、想进政府当公务员的，有一部分是要进军队的。但是根本上它要培养现代公民，即现代社会里负责任的、守法的、能够作出自由选择的、能在专业领域对社会作出贡献、同时也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所有这些就构成了英文modern citizenship的内涵。而中国的科举教育完全没有公民的意识，科举是为皇帝和朝廷选拔官员，参加考试的人就是为了做官。由于培养政府官员是科举的唯一目的，因此在伦理和政治上力求思想规范化，实际上是用一个模子来铸造所有学生的思想和心态。新京报：尤其是从明代开始，关于经书的解释必须以朱熹的解释为准。丁学良：这个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朱熹老家是徽州的，在那个时代，朱熹属于创新的人才，他不是一个
9、完全依照本本的人。那个时代，中华文化、中国文明包括社会，非常需要回答一些新问题，他非常富于探索精神，思想自由，被当时的朝廷和皇帝几次压制和迫害。而死后一旦为朝廷所用，他又被变成了新偶像。但是他生前是反对思想盲从的，因此死的时候很潦倒。新京报：因此，科举走向末路也是必然。丁学良：科举走到末期的时候，有识之士为什么要废除它？前不久我对一个西方记者讲，中国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门槛，象征性的一步不在于推翻帝制，而在于废除科举制兴办新学；科举是帝制延续的道德的、精神的、心态的和制度的一个根本。1911年武汉辛亥革命一声枪响推翻了帝制，这是操作上十分具体的一件事。而科举制废止才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意
10、即：我们再也不能照老路走下去了。即使以后科举传统里的合理要素有重生的机会，也必须注入新的基因，而这个新的基因就来自于西方的现代教育。这一点可以看得很清楚，最早来中国的西方人多是传教士、探险家、商人，17世纪的时候，他们对中国的科举制度很尊重，因为里面有很多合理的成分。但这些合理的成分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在中国被禁锢在总体不合理的一个架构中间。新京报：那为什么科举废止不久，取而代之的民国时期的教育办得比较成功？丁学良：民国初期的国家状况不是很好，有军阀割据，国家很贫困但那个时候的教育却有了一个非常好的起步。根本的原因有三点：第一点，那时候最早的一批知识精英形成了共识：老路不能再走了，
11、我们必须走新路。如果这些思想领袖、知识领袖没有这个共识的话，很难齐心协力走出第一步。第二点与此密切相关。要把世界上已经被证明过的先进的教育方式、做事方式引进中国，那就是欧美的方式鸦片战争使少数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这点。而当日本变得咄咄逼人的时候，对中国来说就更有刺激。因为中国早年被欧美打败了，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两方不是一样的人。但是，被日本打败对中国的震撼更剧烈，历史上日本一直是向中国学习的，而且它受到西方冲击是在中国之后。但很快日本有了“明治维新”，其结果证明，欧美的方式不仅在西方有效，在东亚也有效日本成为白人世界以外惟一经过改革、学欧美而进入了工业化和近代化的国家。因此，当时的中国精英分子不是
12、抽象地认识到要走新路，而是具体地要引进被时间所证明的有效的方式和制度。在多种可能的新路中，这一条已经有两次分别在西方和东方都获得了验证。第三点是坏事变好事。那个时候各省之间处于相对分散的状态，没有一个强势的中央政权，这当然有很多弊病，也有一个好处，只要哪个省有几位思想开明的官员或知识领袖，马上就能做起来，用不着去等候命令。改革最应该避免的是一刀切，要有几种尝试的路子相互竞争，比比得失，这样就不会被一条路堵死，有试错找对的机会。第四点，在那个时候，中国的教育没有全面的官僚化和衙门化。即便你起步很好，开始的时候办得像模像样，一旦日后把大学当作了衙门，生命力很快就会衰竭。把大学当衙门的人为着使自己官
13、当得更高，一定会把学校变成上升的垫脚石，而不是力图把学校办好。那个年代，出去留学的人大部分都回来了，因为他们有机会到各个学校去“试”，这样马上就出现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气象。蔡校长、胡校长、梅校长等，都是那个时代的“海归”。现在津津乐道的杨振宁、李政道等人，都是他们领导之下的教授培养的学生。那时中国大学的好老师与西方好的教授相比，没什么需要“转轨”的地方，很多学生到西方大学念书，也不需要“转轨”，因为它们秉持了相同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新京报：可是，那时的办学模式和教育理念没有延续下来。丁学良：中国1952年后的高等教育体制是从苏联照搬来的，而苏联办大学的模式与它办工厂、办军队的思路一样。工厂和军
14、队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垂直领导、任务固定，大学也被办成一样的模式。从那时开始，中国的高等教育就偏离了国际高等教育的主流，它的成就仅仅体现在纯粹培养应用型的、工程型的人员，代价是基础性理工科的创新研究，更不必说社会科学中经济、法律、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创新研究，被抑制掉了。科举传统不求创新，只求守旧；不求多元发展，只求整齐划一；不重发现，只重读经；然后从结构上、体制上完全照搬苏联，把二者里面最消极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了。新京报：但是这种单一性也有其合理的成份。丁学良：是，然而不能把在一个点上合理的东西变成一条线，更不能变成一个面。“经世致用”在教育上除了升学以外没有任何目标，从幼儿园、小学、中学都
15、是为了应试，只有考试考得更好，才能升学。这样一来，中国的当代教育从小学开始，就对学生其他方面的发展有严重的扭曲和抑制。这个后果已经很清楚，很多到海外大学上研究生的都来自国内最好的大学，他们考试起来都行，要是让他们做研究，很多人马上就显示出在国内受教育的薄弱处，有些人都不会去找资料。只有主动地去找，你的探索精神和技能才能发展出来。在西方稍好一点的学校，孩子从小学五六年级开始，就会用“做研究”这个字眼，因为老师交代的作业没有固定的，孩子要自己在图书馆、报纸、互联网上去找。教育目标的单一和由此引导的教育方法、测试方法的单一，又在恢复科举后期沉重的历史包袱。唐宋时期的文化和科举相对开放，现在的考试方式与清末的科举更相似。新京报：国学与科举是什么关系？丁学良：“国学”的说法是从日本传过来的，它对应的是“西学”。国学之说本来是不存在的，直到出现了一个“新学”，而且对它有很大的挑战，然后国学意识才会产生。因此，西学和国学这对说法本身就隐含着两大知识体系，两种文明体系，两种教育体系。中国的科举制度开始的时候，以自己的知识体系为主是没什么问题的。在汉唐时代，中华文化不是单一的，是非常开放的文明。到中国来经商的、做官的、求学的、打工的非常多，他们在人种、血统、生活方式、观念、宗教、语言等方面都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