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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 录一、多余人及其典型特征(1)二、 普希金笔下的“多余人”(1)(一)高加索的俘虏中的“俘虏”(1)(二)茨冈中的阿乐哥(2)(三)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3)三、“多余人”存在于世界各国的文学中(4)(一)俄国的“多余人形象”(4)(二)中国的“多余人形象”(4)(三)“多余人”是世界文学所共有的(5)参考文献(7) 一、多余人及其典型特征 “多余人”这一概念，是1851年由俄国著名革命家、唯物主义论者、文艺批评家赫尔岑评论普希金长篇小说叶普盖尼奥涅金时提出来的。“奥涅金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因为他从来没有什么事去忙的，这是一个在他所安身立命的环境中的多余的人”。这个时期的俄国正处于新旧
2、文化交替时期，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困难就是“对异质文化或是完全认同，或是完全抗衡，或是认同后复归，完成两种文化的融合”。而“多余人”就是在两种文化之间，找不到位置的人物形象表达。他们迫切的希望找到一条通往光明的道路。但是受本阶级的影响以及缺乏足够的勇气，他们一方面受西方文化的冲击，另一方面又受到俄国传统教育的制约，虽然渴望做出改变，但是贵族的身份以及摇摆不定的性格却时时困扰着他们。他们未能展开积极的行动，于是只能过着压抑自我、浑浑噩噩的日子。十九世纪俄国伟大的诗人普希金，在这样一个动乱不断的时代里，凭借着满腔热情，敏锐的观察力和非凡的写作能力，创作了一系列具有病态性格的文学群像，成为“多余人”形象
3、的开拓者。如叶普盖尼奥涅金中的叶普盖尼奥涅金高加索的俘虏中的“俘虏”茨冈中的阿乐哥等人物。 二、 普希金笔下的“多余人”(一)高加索的俘虏中的“俘虏” 十九世纪初，俄国社会风云变幻。当时西欧各先进国家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而俄国封建农奴制遭遇危机。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已经开始萌生，贵族先进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朦胧中感受到时代的变化。一方面，他们感知到俄国迫切的需要摆脱落后的农奴制，跟上欧美发达国家的步伐。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彻底的跟自己所在的上层社会彻底决裂，参加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 此时，年轻的的普希金因为创作反专制的革命诗作被沙皇迫害，被流放到高加索地区。旖旎的自然景色和朴实的山野人民
4、激发了诗人的创作热情，而时刻的监视又让普希金产生“囚徒”一般的无奈与郁闷。在这样矛盾的心情下，他写出了中篇叙事诗高加索的俘虏。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贵族青年，现实生活的暴风雨使他向往自由的乐土，他孤身来到高加索山野中，被切尔克斯人抓获，成了异族的一名“俘虏”。 在真真假假的世界里，他无从选择，在社会的边缘游离，只能成为“多余人”。普希金对这个人物赋予了同情，但他更多的是对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态度的批判。由此，普希金笔下的“多余人”的悲剧拉开了序幕。(二)茨冈中的阿乐哥 普希金在南俄的这段流放岁月里，不仅欣赏了美丽的山野风光，而且领略了茨冈艺人动听的歌声和多彩的舞姿。他在1827年写出了最后一篇浪
5、漫传奇诗茨冈。贵族青年阿乐哥不满于社会的腐朽却又只能遵守法规，向往朴实的生活却又不能与之融为一体。最后情急之下杀死了心爱的姑娘真妃儿，被孤零零遗弃在荒原上。同“俘虏”相比，阿乐哥的行动更进了一步，更具有主动性和自觉性。他不仅闯进了异族的领地，而且进一步深入了他们生活的内部，企图在与他们的结合中成为一名真正的自由人。但长期接受西方教育的他同样不能接受野蛮人的生活方式，无道德和无秩序的生活同样并不是他内心的归宿，因此他最终陷入了“俘虏”一样的孤独和绝望中。时代的发展证明了他们的进步精英作用日渐萎缩，所以仍然只能做现实中的失败者，退出历史的舞台。“十二月党人”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普希金虽然没有直接
6、参与这场革命运动，但他却是支持这场斗争的，他笔下的“多余人”就与“十二月党人”极其的相似。与“十二月党人一样”，普希金也渴望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为俄国的新青年们带来希望。俄国19世纪爆发过三次革命，分别是贵族阶级领导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工人阶级领导的“二月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十月革命”。前两次革命的失败，很大原因是没能广泛的联系群众，相信群众，而“多余人”的显著特征，就是不能融入到人民群众中去，他们只在自己狭小的世界里自怨自艾，怨天尤人。 (三)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 时代的不断发展，促进了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而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浪漫主义文学盛行的同时，现实主义文学也在迅速形成。反
7、对专制农奴制度的斗争要求文学揭露现实的丑恶，探究社会腐败和黑暗的根源。“十二月党人”爆发武装起义，但是因为不能相信群众，依赖群众，起义惨遭镇压。进步势力遭到严重削弱，许多满怀希望与热情的进步青年因此一蹶不振，他们虽然极力想要改变社会，但起义的失败打断了他们的幻想，最终只能在彷徨、颓废和碌碌无为中将青春消磨殆尽。普希金受到这一文化氛围的启发，创作出奥涅金这样一个性格鲜明的“多余人”形象：奥涅金由于厌倦了夜夜笙歌、声色犬马的社交生活而对生活失去了兴趣，父亲的突然离世以及家道中落也使他苦闷不已，继承叔父的农庄令他有机会暂时逃离城市的一切。在风光迷人的乡下，他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朋友连斯基，但却因为与连斯
8、基未婚妻的玩笑而在决斗中失手将连斯基杀死。他伤害了鼓足勇气向他表达爱意的纯洁善良的达吉雅娜，周游全国后却又在彼得堡再次相遇。此时的达吉雅娜已经成为了光彩照人的贵妇人，奥涅金被她深深地吸引。达吉雅娜虽然仍然深爱着奥涅金，但理智和道德让她最终拒绝了奥涅金疯狂的追求。奥涅金好像拥有过一切却又一无所有，终日忙忙碌碌却又一事无成。奥涅金作为19世纪典型的贵族青年，他一方面受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希望能够改变俄国落后的现状，希望能学以致用。另一方面，他缺乏坚定的意志，遭受一点点的挫折就一蹶不振，畏缩不前。他在整个社会里成了找不到生存位置的“多余人”。 三、“多余人”存在于世界各国的文学中(一)俄国的“多余人
9、形象” 十九世纪，许多的优秀作家都曾以“多余人”作为自己小说的主角。“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历史的一种历史性产物，也是特定的时代环境下产生的一种典型人物。莱蒙托夫创作的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他在贵族社会里消磨自己的青春，蔑视社会的丑恶、空虚和伪善，同时也感到在这个社会的孤独和寂寞，也在极力否认这个社会的道德规范。不过与奥涅金相比，毕巧林有一定的进步性，他曾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在脑海里追溯我的全部经历，我不禁问自己：我活着为了什么？我生下来有什么目的？目的一定是自己的。我一定负有崇高的使命，因为我感觉到我的灵魂里充满了无限的力量。可是我猜不透这使命是什么”。但最终上层社会的毫无意义的生活最终还
10、是把他最初的理想的火花熄灭了，最终发出“对于我，一个流浪的军官，人类的幸福与不幸与我有什么关系呢？”的感叹。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是处于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的另一批多余人的代表，他对贵族社会抱有的怀疑和批判态度已经上升到了理性的高度，整个贵族社会已经把他当做是异己力量，但他却也并不能与普通的人民打成一片，他完完全全是一个利己主义者，除了个人享乐，再也不考虑任何事情。 俄国十九世纪的众多“多余人”形象，真实的再现了俄国十九世纪上半叶进步贵族青年的思想变迁的过程。随着这些文学作品广泛流传与世界文学的交融与碰撞，也深深影响着其他国家“多余人”的发展。(二)中国的“多余人形象” “多余人”形象所包含的的
11、丰富哲理和心理内涵，也引起后代作家和读者的强烈共鸣，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中产生了各种变体。中国最为出名的“多余人”莫过于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这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悲剧性人物。整个家族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可以考取功名，光耀门楣。但他却整日游手好闲，只爱跟姐妹们厮混在一起，虽然是主子，但却对维护这样的制度毫无兴趣，他更关注人性，也不时地对封建主子的生活进行否定和批判。统治者占有优越的生活条件，这种条件反而使他们的人性情感欲望与独立精神得到了发展。 巴金激流三部曲中的高觉新，他虽然也看透了大家庭的丑恶，知道封建礼教的种种弊端，但作为家里的长房长孙，怯弱的性格却使他不得不从父亲的肩上接过家庭的重担。他根本就想
12、不到反抗，青梅竹马的未婚妻因为两人母亲之间的一点小摩擦而不能在一起，觉新选择的是默默承受而不是努力争取，完全听从家长的摆布。在老太爷死后因为家族里一些不怀好意的议论而把即将临盆的瑞珏送到乡下导致瑞珏难产而死。他的隐忍和退让让人既可怜又可恨。还有钱钟书围城里的方鸿渐，郁达夫沉沦中的“他”，南迁中的“伊人”等，都具有孤独敏感内省愤世嫉俗的气质和性格。郁达夫称之为“人生战场的失败者”或谓“零余者”。(三)“多余人”是世界文学所共有的 “多余人”这一形象是19世纪俄国文学最为璀璨的一颗明珠，不仅对俄国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世界文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多余人”形象并不是俄国所独有的，而是存在于各国的文
13、学之中。早在80年代中期，傅加令在证明光源氏为“多余人”形象时曾指出：“文学现象是社会现象的反映。规律性的社会现象的出现，虽然会因为国家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迟早之分，但不会违背规律形成空白。我们认为光源氏是多余的人形象，是符合文学发展规律的，他是世界文学画廊里一个多余人的人的典型。”傅加令的这种论述可以说早早地注视到了这一形象的广泛性和影响性。将“多余人”形象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并在各方面加以详细论述的，是在张伟的“多余人”论纲这本专著。这本书不仅追溯了“多余人”的研究历史和现状，而且将“多余人”这一形象放在世界文学这样的大环境下，通过分析他们的特征产生规律产生原因等，并以图示的
14、形式对这一形象进行了展示，并做了具体而又详细的分析。可以说张伟的论述为“多余人”这一形象做了一个全方位的普查。正如张伟曾对这张图示做的论述：“这个图示主要是基于对各种类型的多余人一般特征和基本性质的公认，是基于一个群体与另外一个群体的联系，这才使这种文学现象国际化，真正实现了歌德最早提出的世界文学的梦想”。 从以上对“多余人”研究的文章来看，“多余人”这一世界性的文学形象，它的发生存在着其特殊的原因，也有着特殊的时代环境。仔细翻看这几个国家的历史，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即产生“多余人”形象的时代往往是新旧文化冲突的时代，在这样的文化冲突下，文化的“异质与归属”也带给了人们深刻的影响，尤其是生
15、活中最敏感部分的知识分子。他们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形象的发生，也对这一形象进行了深刻的思索。可我们了解一个常理，即任何变化和发展必须是建立于旧的文化体系上，但也要突破旧的文化体系，这样漫长的演变过程，这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既不能脱离旧文化的滋养，也不能创造新的文化体系。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尴尬的处境，即知识分子期盼着变革的来临，但他们敏锐地神经又承受不住变化带来的不适，往往就表现是犹豫徘徊孤独迷茫等，正如奥涅金的表现，他厌倦了所谓的朋友和友谊，“染上了一种叫做忧郁症的病”，他整日在“回忆像毒蛇吞噬着他，悔恨也日日把他折磨”中沉沦。又如巴金笔下的高觉新，从表面上看，觉新只是个动摇的人物，实际上他内心深处却经历着新旧两种观念的激烈冲突。他不断在传统道德和西方文化的夹击下苦闷挣扎，却又没有出路。他们只能在“空虚中空虚”。最终找不到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最终只能成为无所事事的“多余人”、“有病的人”。普希金就在奥涅金中对此作过形象的表述：“有人远在他们之外，像多余的东西茕茕孑立”。 “多余人”产生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治体制的变革。十九世纪的西方国家早已是先进的资本主义，而俄国扔处于落后的农奴制。外强中干的沙皇统治早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