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高考语文二轮复习第一大题现代文阅读练案1论述类文本阅读一20180103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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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练案1论述类文本阅读(一)本练案共4页,共12题,共36分,训练时间36分钟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9分,每小题3分)儒家“情理结构”的哲学价值儒家所关心的“情”始终不离生活,而生活本身也是情理合一的。需要强调的是,儒家情感哲学从未走向唯情论或泛情论,动物性的欲与社会性的理被交融为一,这就是所谓的“情理结构”。回归到人类情感的角度,儒家哲学给人们带来的最新启示在于:在人性结构当中,“情”到底会扮演何种角色?儒家的“情理结构”来自孔子的仁学,但“仁”究竟是怎么来的?在孔子那里起码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将外在的“礼”归于内在的“仁”。周公制礼作乐,规范了外在的礼乐,而孔子则释礼归仁。但孔子更

2、希望“人者仁也”,也就是每个人要“依仁”而行。另一个则是仁的“巫史传统”之源头,“巫”被理性化为“礼”,而礼乐当中仍包蕴巫的感性要素。巫传统不仅可以被视为天人合一的始基,也可以被看作人与仁相交通的基座。所以,从“巫”到“礼”再到“仁”,更不用说“乐”本身,皆含深情。孔子之“仁”是一种合“礼”之情,也是一种“理”化之情,在儒学那里,情理始终是合一的。情理结构的生理根基并不是源自单纯生理的食色情欲,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生发的、向善而生成的深层情感,但这种情感又是被社会化的,是通过人文教化与濡化而成的。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意即每个人从己出发,所要达仁,仁就会来。孔子重在先有求仁、达仁

3、之心、之志,进而付诸践行,所谓“仁道不远,行之即是”。这样一来,所欲、所求与所行达至合一,仁自然而然就会来。而仁之所以能来的前提便是“性相近也”,人人皆有感通而近似的仁之心,而此心就是有“情”的,亦是可以感同身受的。所以,孔子认为,“克己复礼”、复归于仁,仁就来临,仁与人才合体为一。孔子的“成己之学”,心理动力就在于“欲仁”,而欲本身也是一种道德的情感动力。仁并不是从“先验结构”中来的,西方哲学所追寻的理念、天国与物自体是高蹈于虚处的,而仁则是实实在在就在“践履”当中的。这种中西差异的根本在于,西方哲学走的是理性主义的道路,而中国哲学恰恰由于重情而另辟一条智慧之途。仁就来自人自己,无须外求于纯

4、理,这是孔子儒学的大智慧。在儒家看来,“情”在人性结构中扮演的角色是亦始亦终的,既是发端又是终端。所谓“始”,就是“道始于情”,这是人性结构的根基所本。此处之“情”,不仅是人类普遍源发的情状,而且也是人类根基共有的情感。所谓“终”,则为“孔颜乐处”,这是人性结构的境界追求。所以说,儒家情感哲学的“执两用中”就在于:从现实出发是“道始于情”,在生存境界上为“孔颜乐处”,所谓“执两”(一始一终)而“用中”(度的把握),这才是当今儒家创造性转化出来的当代智慧之一。(摘自光明日报,作者刘悦笛,有改动)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B)A儒家的“情理结构”来自孔子的仁学,其源头一是将

5、外在的“礼”归于内在的“仁”,二是仁的“巫史传统”。B“巫”“礼”“仁”“乐”皆含深情,巫传统不仅可以被视为天人合一的基座,也可以被看作人与仁相交通的始基。C孔子之“仁”是一种合“礼”之情、“理”化之情,这种情感又被社会化,是通过人文教化与濡化而成的。D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欲仁”是孔子“成己之学”的心理动力,而欲本身也是一种道德的情感动力。解析本题答案在第2段,应将“基座”与“始基”调换位置。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B)A文章首段提出的“情理结构”,是指儒家情感哲学从未走向唯情论或泛情论,动物性的欲与社会性的理被交融为一。B第二段阐明“情理结构”的由来,指

6、出孔子强调释礼归仁,希望“人者仁也”,即大力宣传礼乐,“依仁”而行。C第三段阐明儒学“情理结构”始终维持情理合一的道理,其生理根基是自然而然生发的、向善而生成的深层情感。D孔子认为先要有求仁、达仁之心、之志,进而付诸践行,使所欲、所求与所行达至合一,这样,仁自然而然就会来到。解析“释礼”不是大力宣传的意思,而是放下礼乐的意思。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D)A人人皆有感通而近似的仁之心,而此心就是有“情”的,亦是可以感同身受的,这“性相近也”是仁之所以能来的前提。B西方哲学追求的是一种虚幻,走的是理性主义的道路,而中国哲学由于重情而另辟一条无须外求于纯理的智慧之途。C

7、回归到人类情感的角度,儒家哲学告诉人们,在人性结构中,“情”所扮演的角色是亦始亦终的,既是发端又是终端。D儒家情感哲学具体表述为“执两用中”,意思是说从现实出发讲究“道始于情”,在生存境界上追求“孔颜乐处”。解析本题答案信息在第5段,“道始于情”“孔颜乐处”只能界说“执两”,“用中”应为度的把握。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46题。(9分,每小题3分)就中国的文化源头而言,无论是孔、孟,还是佛、老、墨翟、申、韩,孜孜汲汲,惕励忧勤,无不以济世安民为己任,怀抱一种死而后已的念头。自庄子、列子之后,继之以巢父、许由,乃至西晋的王衍之辈,倡导洁身自好,愿做山林高人、达士、隐士之风骤然而起。两者之分,其根

8、本在于“人”“我”之别:孔、孟认得“人”字真,身心性命只是为了天下国家;而庄、列则认得“我”字真,视天地万物只是成就自己。事实确乎如此。在儒家学者中,孔、孟到处周游,辙环天下,孔子弟子亦不免事奉季氏。究其原因,固然因为事势不得不然,舍此无以自活;但更重要的因素,还是因为孔、孟怀抱起死回生之力,而天下又有垂死欲生之民,所以遍行天下,希望藉此行道。那么,士人为何必须出仕做官?从原始儒家的观点来看,显然是为了达臻兼善天下的公共理想。担任官职是士人维持小农生存、实践其公共理念的必要媒介。即使是史书中所广泛记载的隐士、逸民,尽管他们远离官场,然此类隐居行为之所以被不断强调,还是因为他们原本就怀抱一种被君

9、主征召入仕的期待。就原始儒家的理想而言,士人积极入仕体现为一种对国家体系的依附。当然,这种依附性尚不足以证明士人阶级的存在完全是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儒家的忧乐观足以证明士人阶级原本怀抱一种“孔颜之乐”的理想情操。“孔颜之乐”自宋儒周敦颐提出之后,已经成为宋明理学的核心理念。所谓孔颜之乐,就是孔子“疏食饮水”,乐在其中;颜子身处陋巷,箪食瓢饮,不改其乐。究其本义,并非是说孔子以“疏食饮水”为乐,而是孔子将“不义而富贵”,视之轻如浮云。至于颜子之乐,则是倡导身处陋巷,不失自己的本心,即使身处富贵,仍能坚持自己的节操。儒家又有“仁者不忧”之说。所谓“不忧”,就是不忧于未来,是一种不对个人未来祸害加以

10、担心的境界。至于万民之忧,却被儒家一直系挂心头。为此,儒家士人也就有了“居朝廷则忧其民,处江湖则忧其君”之论。随着士大夫社会的确立,士人出仕的公共理想开始发生异化,也就是从做官为了“养民”“爱民”,进而异化为做官为了追逐个人的一己私利。于是,士人对国家体系的依附,也从高尚的淑世理想,转而变成单纯追逐利益的寄生官僚意识。随之而来者,则是官员为官意识、习气的三大转变:一是从“养德”转变为“养态”,士大夫不再为可怒、可行之事而显现出刚正、果毅的德容,而是追求宽厚浑涵,不再任事敢言、忧国济时的俗状;二是从“策名委质”转变为“营营于富贵身家”,士大夫不再为了任天下国家之事而不顾个人的安危得失,而是营营于

11、富贵身家,将社稷苍生委质于自己,不再认真做事;三是“功名”观念的转变,也就是从做官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转乾旋坤,继往开来,转而变为追求富贵。(选自中国官本位意识的历史成因,新华文摘,有删改)4对“士人出仕的公共理想”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C)A按照原始儒家的观点,其核心内容是兼善天下。B是原始儒家的理想,外在表现为依附国家体系。C是原始儒家追求的忧乐观,即怀抱“孔颜之乐”。D后期发生了异化,出仕的目的转向了个人私利。解析C结合文本内容“士人积极入仕体现为一种对国家体系的依附。当然,这种依附性尚不足以证明士人阶级的存在完全是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儒家的忧乐观足以证明士

12、人阶级原本怀抱一种孔颜之乐的理想情操”可知,“士人出仕的公共理想”并非等同于原始儒家追求的忧乐观,更不能和“孔颜之乐”划等号。5下列对原文思路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A)A前两段从中国文化源头说起,通过分析仕与隐的不同,明确本文的讨论重点,即为何有人“居朝廷”有人“处江湖”。B第三段承上启下,分析“士人必须出仕做官”的原因,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任职是士人实践公共理念的必要媒介。C第四段进一步阐述士人出仕做官体现为对国家体系的依附,强调士人阶级的这种依附主要不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D第五段着重剖析士人出仕的公共理想异化的情况,即做官目的、依附国家体系的性质、为官意识与习气等的转变。解析A结合

13、文本内容“固然因为事势不得不然,舍此无以自活;但更重要的因素,还是因为孔、孟怀抱起死回生之力,而天下又有垂死欲生之民,所以遍行天下,希望藉此行道”可知,“通过分析仕与隐的不同明确本文的讨论重点,即为何有人居朝廷有人处江湖”与原文意思不符。6下列对原文中作者观点的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B)A仕与隐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服务天下百姓,后者是为了成就自我。B随着士大夫社会的确立,士人对国家体系的依附开始异化并逐渐衰退。C儒家的忧乐观既包括“孔颜之乐”又含万民之忧,主要是为兼济天下。D为了维持小农生存、实践其公共理念,积极入仕成为士人的必然选择。解析B结合文本内容“进而异化为做官为了追逐个人的

14、一己私利。于是,士人对国家体系的依附,也从高尚的淑世理想,转而变成单纯追逐利益的寄生官僚意识”可知,“士人对国家体系的依附开始异化并逐渐衰退”不合文意。三、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79题。(9分,每小题3分)在世界文明对话史上,公元2世纪到7世纪期间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当属佛教的东传及其与中华文明的对话。这一文明对话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后果,它不仅使佛教融入中华文明,与儒家、道教一起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结构性力量,而且也使得佛教获得持续的发展活力,从一个地方性宗教上升为世界性宗教,直到今天仍然发挥其重要的精神作用。两汉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发生期。佛教进入中国大地是一个因地域关系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过程,“其教因西

15、域使臣商贾以及热诚传教之人,渐布中夏,流行于民间”(汤用彤)。它不是像后来基督教教团派出大量传教士有组织地传教活动。这一点决定佛教进入中国是和平的、非强制性的。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是与当时道家的黄老之术和方士之术互相影响、相得益彰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东传的扎根期,隋唐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开花结果期,这两个时期是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最重要时期。唐以后,随着三教合流,随着中国化佛教禅宗的盛行,融入中华文明的佛教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佛教已经不是在异族异质文明意义上与中华文明展开对话了。魏晋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主要体现在佛学与玄学的对话上,两种文明对话呈现出佛学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南北朝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皇帝亲自参与对话,如宋文帝曾与僧人论究佛理,宋武帝亲自到寺庙听讲,梁武帝甚至亲制发愿文,皈依佛教,大兴寺庙。魏晋时期,中外学者合译佛经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东晋是佛典合译的高峰期。不仅小乘佛教的基本经典阿含经系列被创译,而且大乘佛教的重要经论、密教经典、律典等都被译出。当时在佛经的翻译解释中大量采用“格义”的方法,即用中国原有经典中的精义与典故来比配佛经中的道理,以便中国信徒的理解与接受。显然这是一种聪明的文明对话与融合方式。佛教文明在中土的生根开花结果,还在于佛教本身具有一种对话精神,佛教内部往往通过对话来加深对佛法佛学的理性认识。中土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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