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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九讲 中国古代的人才选拔制度 明朝徐灵胎散曲读书人，最不济；滥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那朝皇帝，案上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日昏迷，就教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蒲松龄宋真宗劝学篇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常向窗前读。”“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宋朝有人说，中了状元，即使“将兵数十万，恢
2、复幽蓟，凯歌劳还，献俘太庙，其荣亦不可及”。谢觉哉科举与选举“奴隶主统治大群奴隶，必须训练一批奴隶总管，奴隶总管的资格，便是对奴隶主恭顺无所不至，对奴隶们却又能大摆其臭架子。这便是科举主义的真髓！”科举制度下，教育的目的就是考试，考试的目的就是做官，做官的目的就是特权！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科举制度确实十分客观、十分公正，学子们若失意考场，也极少埋怨考试制度不公它是一个公正的制度，即使是最贫贱家庭的男儿也能够通过正常的竞争程序而爬升到帝国最荣耀、最有权力的职位上。经过这种制度的长期训练，中国人心中已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政府应掌握在最能胜任管治工作的人的手中；政府官员并非天生就属于某一特殊阶级
3、，而应通过某种向所有志愿参加考试的人敞开的竞争性的考试制度来选任。古代的“最现代”的人才选拔制度在科举制度产生以前，选拔人才的制度曾经有过世卿世禄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等。虽然这几种方法也能产生杰出的人才，但是，世卿世禄制难免会使纨绔子弟凭借祖宗功劳登上高位，察举制选拔人才全看个人好恶，九品中正制依托世家大族，不用说庶人，就是普通地主也不见得能走进政权中心。人为的成分太多，并没有一个确定的选拔标准，即使有杰出的人才，也只能看作偶然。科举制产生以后，在理论上，这是一个向全社会都开放的选举制度。考试的内容是明确的，考试的形式是固定的，所有的人在同一个标准下进行智力和文化水平的博弈，由此而考中的人，
4、自然也应该是最杰出的人才。从1300年科举考试的效果看，这个目的基本上算是达到了。有人统计过，从唐朝到清朝，科举共行725科，产生进士98749人，举人的数字无法统计，但按比例计算应该有上百万人，这构成了千年中国封建社会文官队伍的基石。而且这里面，既有如王安石、张居正这样的政治家；也有王维、欧阳修、苏轼这样的文学家；朱熹、王阳明这样的哲学家；袁崇焕、左宗棠这样的军事家；甚至还有宋应星、徐光启这样的科学家著名进士还有禁烟大臣林则徐、介绍西方思想的学者魏源，军机大臣光绪帝的老师翁同和、洋务派领袖曾国藩、李鸿章等王维王安石张居正孙中山先生说：“（科举考试）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他这番
5、话也正是因为科举考试有公平竞争、广泛参与、惟才是举这一现代性的特点而言的。维护国家、社会稳定封建统治者从科举考试一开始，就没有把它仅仅作为选拔人才的制度，而是有更深远的目的。在古代“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士”被称为“秀民”，居四民之首，他们对一家一姓王朝的认同，很大程度上决定该王朝的兴衰存亡。所以，封建王朝举行科举考试，并通过科举给予士人功名利禄，是其标榜正统、笼络士人的重要手段。唐太宗看着举人赶考，曾得意洋洋地说：“天下英雄尽入我毂中矣。”宋朝章如愚说：“豪杰特起，而一天下之难也，故以科举销天下英雄气。”满清入关初，反清复明的斗争全国各地都有，有人就建议说，开科举，使读书人有了进身之路，造
6、反的人就少了。果然，一开科举，立即出现了“一队夷齐下首阳”的景象，局面开始稳定。康熙皇帝的科举考试，因舞弊案全国沸腾，有人说，人们如此关注科举，正体现国家根基已稳。延续文化根脉华夏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中惟一延续到今天的文明，原因非常多，地域封闭，周边文化比较落后等等，但科举考试的影响也不可忽视。汉朝以后，儒家文化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高居于百家之上。科举考试以儒家学说为依据，即使异族入主，这一内容1300年也从未改变，蕴含着中华民族优秀思想的四书、五经等典籍也一代代传承下来，经典里“仁爱”、“亲民”、“重义轻利”、“知学好礼”等也成为一代代读书人共同遵守的信条。在科举考试下的读书人，是民族传统
7、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学术思想的演变等也与他们的活动密不可分。八股文是思想的毒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科举是近代科学发展的挡路石当西方传教士带着西方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时候，只有徐光启等几个寥寥可数的人能够知道这其中的价值，做了一些传译介绍的工作，大多数的士人不是视之为“奇技淫巧”而不屑一顾，就是视之为“异端邪说”、“坏人心术”的东西而大加攻击。清朝初年，汤若望带来西方的历法，中国士人竟有人说，宁肯中华没有好历法，也不能用西方的好历法。人才，是国家最宝贵的财富。尽管社会形态不同，统治者的标
8、准不同，但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都把人才问题看作治国之根本，强调其与国家盛衰兴亡的直接关系。古代社会的发展，受经济基础的制约，但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选举制度，反过来予以社会制度、王朝兴废以重大影响。一、原始氏族社会的民主选举与“禅让”（一）民主选举背景：原始氏族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只能依靠共同劳动维持生存，生产工具与收获均归集体所有。大家共尽义务，享有同等权利。无“官”、无“民”。部落及部落联盟首领由集体协商和民主选举产生。推举人才的活动主要有两个方面事神：举行一些祭祀神灵的活动。如孟子所言：“荐之于天，而天受之”，“使之主祭而原神享之，是天受之。”让推举出的继承人主持祭祀活动，以便取得上天的承
9、认。事人：指继承人通过治理好部落联盟内的事物以取得人民信任拥护。孟子中说：“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二）王权世袭原始氏族社会晚期，生产力提高，私有财产出现，各级首领成为剩余财富的支配者。体现在选举制方面，便出现争权夺利斗争。(1)传统的民主选举原则遭到破坏。首领的儿子具有优先继承权。(2)民主选举被破坏，还表现在暴力夺权行为的出现。有的史籍记载：“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这是说舜用强制手段夺取首领权位。二、奴隶社会的选举（一）、夏商王朝：权利世袭夏商两朝，是继原始氏族社会后的两个奴隶制王朝。夏商王朝从最高统治者到各级奴隶主贵族，其权位均
10、由自己的后代子孙世袭继承，享受特权，这就是世卿世禄制。礼记礼运称此时期是“大人世及以为礼”，以子继父称为世，以弟继兄称为及。商王用人任官，也遵循世袭原则。尚书盘庚：“古我先后，亦惟图任旧人共政。”旧人，即指奴隶主贵族，世代相袭。（二）西周的选举1、任用商殷旧臣西周政权在政治上对归顺的殷商旧人取优容的政策。尚书酒诰记载周公旦在重申周文王的教令时，严禁臣下饮酒，否则“予其杀”，而对那些沉湎于酒的殷商旧人则“毋庸杀之，姑惟教之”。2、先“亲亲”后尊“贤”西周承袭商代宗法制，实行“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原则，由嫡长子继承王位，众庶子封为诸侯。周统治者也选贤任能，但大多在低级官吏中进行，对于卿、大夫以上的官
11、爵权位，则行世卿世禄制。3、地方选士西周地方选士，包括乡遂的选拔和诸侯的贡士。（1）周国都的近郊称为乡，主要居住平民。乡的长官为乡大夫。乡大夫据下属的推荐，每三年进行一次考核，称为“大比”，将选出的“能者”推荐给朝廷。即所谓“乡举里选”。乡选举的另一情况是由地方选拔德行优异之士进入国学受教育。通过国学进入仕途。（2）诸侯贡士，是诸侯国有义务按时向周天子贡献人才。礼记射义说：“古者天子之制，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以此考核诸侯政绩。对没能很好贡士者，“一则黜爵，再则黜地，三则黜地毕矣。”（三）世卿制下的破格提拔在商周世卿世禄制下，也有政治开明的统治者从最下层破格委以重任的。如：商周重用伊尹，确立
12、商王朝统治；武丁任用傅说为相。实现殷商的中兴。伊尹、傅说均是奴隶出身。商朝末年的姜尚，一生穷困潦倒，后来在棘津垂钓遇到周文王，以兴王图霸之计受到重用。三、封建社会初期选举制的变革（一）春秋时期选举制度的新变化封建地主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崛起，以“任人唯贤，因功受禄”的选举制取代世卿世禄制，不拘一格选才，壮大地主阶级力量。如：齐桓公重用他的政治仇敌为相，“选其官之贤者而复用之”、“匹夫有善，可得而举”。终称霸一时；秦穆公以五张羊皮赎来当过陪嫁奴隶的百里奚，用为大夫。且重用从戎人那里投奔来的由余，使秦强大。等等。（二）各家学派的人才观1、儒家孔子的学生仲弓做了季氏的宰（总管），孔子向他强调，应“举
13、贤才”。孔子慨叹人才难得，说：“才难，不其然乎？”孔子认为选拔人才的标准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就是要求人才应该具备政治理想和抱负，以德的准则行事，依靠仁爱感化别人，熟练地掌握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主张从文化修养高的人中选才。故曰：“学而优则仕。”2、墨家墨子明确提出尚贤的主张。在墨子尚贤中，强调尚贤可治理好国家：“不党父兄，不偏富贤，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从而实现“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的目标。墨子对世卿世禄制的否定较孔子更为彻底。道家老庄的道家思想对社会不合理现象予以尖锐批判，但解决的
14、办法却很消极、无所作为。他们主张人们最好“无知无欲”、“不争不战”，免去一切矛盾，政治上“无为而治”。老子反对滥用心志，他认为：“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3、法家法家认为，国家可以无贤，但不可以无君：“立君而尊贤，是贤与君争，其乱甚于无君”。知识分子会影响、威胁到独裁。主张利用人们“趋利避害”心理，以“利”为诱饵，以刑赏之法使之为我所用。故法家的“量能授官”，不在选拔人才，而在使人们慑服于君主的专制统治。4、（三）战国时期军功爵制度的确立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依据法家学说，各国相继实行变法。秦国的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变法最彻底，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商
15、鞅变法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否定了任人唯亲旧制。奖励耕战，实行军功爵制。商君书赏刑说：“利禄官爵专出于兵，无有异施也。”除此，又特别规定，普通吏民只能获得低等爵位。据汉书高帝纪记载，秦汉时有高爵（官爵）、低爵（民爵）之分。说“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这是说第八级公乘以下各爵为民爵。一般吏民以军功得爵不能超过公乘这一级。若有超过，必须把超出的级数转让给自己的儿子或兄弟。军功爵制使普通吏民进入新兴地主阶级行列；地主阶级力量得以壮大。（四）战国养士之风养士，即国君和贵族平时召集有学问、有才干的“士”在身边，供养其生活，让他们对朝廷的治政提出意见，或从中取录入官，或授予一些政治使命。
16、他们都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下层知识分子，都有一技之长。因其奔走各国，游说八方，推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被称为“游说之士”。他们是当时政治舞台上一支活跃的力量。1、东方六国的养士东方六国的养士之风，最盛的是齐国和燕国。（1）齐国：在稷门外（临淄城西门附近）建造公馆，招聘上千文人学士在此讲学论道，被称为稷下学士。著名的有淳于髡（音昆）、尹文、慎到、荀子、邹衍等。（2）燕国：燕昭王筑造黄金台，置黄金于台上、礼聘天下贤人智士。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说，燕召王请郭隗向朝廷推荐贤士。郭隗说：“如果大王真心招贤，就请从我开始吧”后乐毅、邹衍、剧辛都来到燕国，使燕强盛。汉代学者贾谊在过秦论一文中提到战国时的“四君”说：“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之后，苏秦，张仪等游说之士鼓吹合纵联横，形成纷争局面。苏秦联络山东六国以抗秦，一人佩六国相印，显赫一时。在以上的政治背景下，演绎出许多生动的“故事”，如窃符救赵、鸡鸣狗盗、狡兔三窟、完璧归赵、负荆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