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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回顾中国古代文学，不难发现南北文学的地域差异。（在具体作品中的体现之前的组员已有讲述，在分析形成差异的因素时，不再过多举例。）诗经中的国风按照15个地区进行汇编，可以说是文学地域类分的先声。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吴国公子季札观周乐时对“国风”的评价，是文学地理学最早的言论。有哪些因素影响着南北文学差异的存在呢？以南北朝文学为例，由于南北朝长期处于对峙的局面，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方面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南北朝文学也呈现出不同的情调与风格。唐代魏徵（zhi）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有意比较了南北朝时期南方和北方文风的殊异：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
2、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法国文学史家丹纳在英国文学史引言中指出，地理环境与种族、时代是决定文学的三大因素。自然地理环境对于文学创造的作用确实十分重要，尤其是对初民时代的文化影响更为直接，是文化形成的首要因素。同样也不能忽视人文环境的影响，包括该地区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宗教信仰、语言乡音等。因此影响区域文学差异产生的因素是多样化、全方面的。首先我想围绕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这两个大的方面浅谈造成南北文学的地域性差异的因素。如刘师培的概括：“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
3、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简言之，地理环境会对文学家的文化心理结构造成影响，进而对文学家的创作造成影响，在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最终形成不同地域文学的特点。从自然环境总体来说，南方水土柔和、北方山川深厚。南方气候潮湿、雨水充沛，常常会有云霞明灭的景色，江河纵横、树木繁多，有山的地方或高伟挺拔，或陡峭突兀，人们能够看到的景色相较北方丰富许多。而北方相对于南方来说，寒冷干燥、植被稀少，山石多暴露在外，河流、山峦也少了许多神秘之感，因此很难引起人们的想象。在这种对比之下，南北文学家的日常所见所感、文学创作的描写对象与素材、写作内容与手法、自身的性情与志向
4、、对待人生的态度等等，都会有非常显著的不同。对比南北朝民歌：南朝民歌产生于长江中下游地区，那里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在江南幽美的自然环境中，多情的男女难免油然而生怀春之情，所以南朝民歌中多清丽缠绵的情歌。北朝民歌主要来自于北方游牧民族的歌唱，于幽都之北、广漠之野中，将苍茫浩瀚的草原风光用文字描绘出来，境界恢宏博大、雄浑壮阔。一方水土，一方文化。我觉得这句话是对文学地域性最精炼的概括。人文环境对南北文学差异的影响也分两个大的角度来分析。（1）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从历史上看,我国北方军事、政治活动活跃,南方经济、文化发达，概括来说形成南经北政的局面。社会阶层和政治是紧密联系的。从南北朝的文人队伍来说，
5、不论南方或北方，其主要成员几乎都出身于高门士族。而这又是当时的经济条件决定的，只有高门士族才拥有可能接受文化教育的优越条件，也只有他们才最有闲暇去从事文艺创作。然而由于南北两个政权的性质不同，高门士族的处境也很不样。南方的政权从晋元帝司马睿建立东晋开始，就是依靠从中原南渡的王、谢等高门和江南本地高门的支持而维持其统治的。据晋书王导传：“及（晋元)帝登尊号，百官陪列，命导升御床共坐。”由于王导固辞而未成事实，但说明了皇帝对高门士族的依赖，所以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晋书王敦传)的谚语。晋元帝不但优礼从北方来的高门，对南方的士族，也同样迁就。颜氏家训涉务亦有“晋朝南渡，优借士大夫”之语。北方士族
6、的处境与南方大不相同，他们是在少数民族的统治下生活。鲜卑慕容氏、拓跋氏对待士族的态度虽然前后有所不同，多少能任用一些汉族士人，然而这种任用，也只是使这些人为自己服务，绝不容许他们自诩门第，和鲜卑贵族分庭抗礼。宋书载，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宋魏交战，张畅在阵前对话李孝伯说：“长史，我是中州人，久处北国，自隔华风，相去步武，不得致尽，边皆是北人听我语者，长史当深得我”这很能说明北朝前朝士人的处境。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南朝位于物产丰富、商业发达的长江流域，南朝民歌大部分就是城市中的产物，它们多数出自于商贾、妓女、船户和普通市民之口，主要反映城市中下层居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比如旅客商妇的离别之情，或者“歌
7、谣舞蹈，触处成群”的繁华场景。北朝以畜牧业为主，善于骑射，他们锻炼出雄健强悍的体魄、粗犷豪迈的个性和豪侠尚武的精神，不论男女都有着英雄豪侠式的举止，体现在诗文上亦是如此。频繁的战争也是北朝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因而北朝民歌中反映战争的诗比较多，如陇上歌、隔谷歌。政治、经济状况的不同，文人的社会地位、生活习惯的不同，年深月久就会形成人们气质上的不同，反映在文学艺术中，就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色。（2）文化风俗宗教等方面我国古代的交通运输方式是南船北马，饮食习惯是南米北面，就人口的生物学特征而言南矮北高，语言的地理差异南繁北齐这诸多的差异，恰好会深刻影响文人的灵感与创作，从而形成南北文学的风格差异。魏晋
8、南北朝时期影响文学创作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宗教信仰。北方的汉人面对极为尖锐的民族矛盾，多持守本土固有的天师道信仰，故其文学带有浓厚质直古朴的道教文化色彩；南朝本不存在北方那种严重的夷夏隔阂，广大士族文人因玄学清谈余习而 日渐 偏尚 佛理，乃至纷纷弃道皈佛，因而其思想文化领先打上了外来佛教文化浮华丽靡的烙印。从当时社会的民族和地域关系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二教的发展还存在着南北迥异、华夷有别的特点，作用于作为当时南北文学创作主体而又持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土族文人学士的思想和审美趣味，而使其创作呈现出相应的宗教文化特色。任何时代的文学思想和穿凿都不可能独立于当时的社会风俗和上层建筑之外。具体来讲，
9、在南方的东晋、宋、齐、梁、陈五朝，由于广大统治者和门阀士族文人对佛教义理沉迷日深，佛教对当时的思想文化影响已逐步超过道教，使得当时南方社会的文学在思想内容上尚情之势颇盛，文章绮艳，辞采“淫靡”，“习华随侈，流诞忘返”，多为“新奇”“清靡”之作。在北朝，在奉道教为国教的天师道宗教活动中，北方文坛呈现出与南朝追求新奇文采之不同的宗教文化色彩，崇尚美学情趣和道教之古朴文化，厌弃繁华、不重诗赋，表现出先经史而后诗赋、先质实而后辞采、先碑志叙事而后文学抒情的道教特色。接下来分析促进南北文学融合的因素：关于“融合”的理解：融合是一个动态过程，融合与分化相反；融合也是趋势、走向与结果，融合也与差异相反。南北
10、文学的融合，就表层而言，是在南北文学的交流互动中逐渐实现的。就文学发展的不平衡状况而言，是南方优越，北方滞后，这与文学人才的分布有关。永嘉之乱以后，北方人口大规模流徙，这是构成南北各方文化实力悬殊的基本因素。区域文化沟通与融合的形式和渠道多种多样。近代学者方豪在中西交通史中写道：“中西交通史所包括之内容，大略如后：民族之迁徙与移植；血统、语言、习俗之混合；宗教之传布；神话、寓言之流传；文字之借用；科学之交流；艺术之影响”南北文风的融合，也大抵如上所言。 在众多的交流渠道和媒介中，士人的迁移具有特殊的作用。因为他们是文学事业最主要的承担者、创造者和传播者。一些由南入北的文人如庾信、颜之推等人与北
11、方文士多有对话与交流。南北文化对话与交融的典范当属庾信与颜之推。前者主要集中在文学创作方面，后者则体现出系统的文学批评理论构建方面。他们权衡南北文风之短长，提出了兼容南北，取长补短的主张。这也直接影响到初唐史家融合南北文风与文学观念的主张。入北文士的创作一定程度改变了北魏文学的寂寞与凋敝，培植了北方文学赖以生长的文化环境。真正突显南北文风碰撞融合端倪的，则要从孝文帝强力推行汉化，王肃、萧综等入北开始。南北使臣的外交活动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除了直接的诗歌赠和，使臣往往还带回对方名家的作品。陶渊明集有北齐阳休之本，这也是南朝文学传入北朝并受到重视的一个有力证明。士人是文化交流的主体，遣使是文化交流的
12、重要途径，名士化僧人也为文学审美增添了别样风神。例如高僧支道林与江南名士殷浩、郗超、孙绰、袁宏、王羲之等都交往密切，他注的庄子逍遥游让诸名士多加赞赏、叹为观止。这种名士化的僧人对佛教造像的秀骨清像、隐机妄言等有直接的影响，对此时期风神秀雅、思入玄微审美风格的形成贡献巨大。对于南北文学的交流，不得不提到洛阳。洛阳是南北交通与汇集的要冲，一直是东汉至西晋的都城，是政治与文化的中心，人文渊薮，英才汇集，北方的文士在这里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与学习可谓得天独厚，北来的文士自然而然可以率先得到汉魏以来的文化的陶染，因此说他们有永嘉遗风。 西晋统一后，许多南方名士入洛，使洛阳文化注入了南方文化因素，陆机、陆云兄
13、弟，以及顾荣等江南世族名流的迁入，更是使南北文化交流呈现出新格局。此外，南北方家族的互迁，通商互市、行旅来往以及战争中疆域的变更也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融，体现在文学上主要是南北文风的交融。南北文学的交融不仅仅凭借时代的有利因素而形成，其融合也具有历史必然性：总的说来，一是华夏血统的争相承继，南北双方都对华夏血统和文化传统保持深厚的认同感。二是文学传统的共同承续，南北双方创作者以汉族士人为主，认同和接受的都是先秦汉魏西晋的文学传统。三为审美心理的彼此趋同，文学艺术中所隐含的审美心理的彼此趋同是文学能达成深度融合的基础。 我想，这也可以说明在南北政权对峙时期，南北文学何以在急剧分化的同时，旋即呈现不断融合的进程和结果。（下面请）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