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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辛亥革命史研究回顾,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之际，辛亥革命研究重现活力。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辛亥革命研究工作者不顾当时物质条件的艰难，潜心学术研究，积极参与讨论，并在武汉举行了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了代表辛亥革命史研究最新成果的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62），收入会内外论文32篇，近50万字，至今仍然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一、上世纪五十到六十年代前期（“文革”前）：,有关辛亥革命时期的反满问题，过去的中外学者大多单纯作为种族斗争来理解，甚至据以歪曲地判断辛亥革命的性质。这一时期的中国学者则一般都能透过种族斗争的表象，深入探讨其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社会内容，
2、明确地肯定它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当然同时也指出反帝反封建的不彻底给辛亥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损害。1961年历史研究第5期刊载的刘大年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一文， 系统地论证了反满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它在不同时间里服从不同阶级的利益；辛亥革命中的反满问题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资产阶级的软弱导致革命失败的结局等重要问题。,对孙中山的研究在1956年以后曾经形成热潮，探讨的重点显然是在这位伟大革命家的思想和政治纲领方面，并且出现了一支略具雏形的研究队伍。 关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都曾经发表过为数较多的论文，其中有些作者的研究已经具有相当的深度。关于民生主义，特别是关于平均地权问题，曾
3、经出现过热烈的争论。辛亥革命时期的民生主义是否包括节制资本的思想？平均地权纲领是否仅限于城市土地问题？耕者有其田思想是否已经产生？对于这个纲领究竟应该怎样评价？对于这些问题，研究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研究秋瑾的文章为数之多，仅次于研究孙中山和章太炎的文章。这显然因为她是为数不多的女革命家中的豪杰，表现出崇高的品格和卓越的才能。对秋瑾的评价几乎是一致的，存在的争议仅仅是关于她确切的生年。 研究者考察较多的人物还有黄兴、宋教仁、邹容、陈天华以及张謇等等，引起争论的问题不仅限于他们的阶级属性和历史功过，还涉及政治思想和经济背景。也有些研究者把探讨的范围从个人扩大到某一社会集团或政治流派，譬如
4、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清末革命派关于土地问题的思想，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以至国粹主义思潮（国粹主义是在清末政局动荡不安、革命风起云涌的背景下，出现了一股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一种社会思潮）等等问题。,60年代以前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从总体上来说，是不够成熟的，尚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集中体现在章开沅先生所概括的“四多四少“的现象：第一，研究个别人物多，研究社会环境少；第二，研究政治方面多，研究经济、文化少；第三，研究革命党人多，研究其他派系少；第四，肯定群众自发斗争多，肯定资产阶级领导作用少。他还进一步指出，之所以出现上述“四多四少“的现象，除了由于辛亥革命史研究本身不够成熟外，
5、极左思想的干扰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被混同于腐朽阶段的资产阶级，统统都是应该给予批判的否定对象，随意运用的“阶级斗争理论取代了切实的史学研究,当时史学研究中还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常常用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道路和方法去苛求资产阶级革命。如以“农村包围城市“为准绳，对辛亥革命时期部分革命党人主张的“中央革命“（即在北京或其他大都会举行武装起义）持否定态度。又如套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中的一些观点，把主张通过议会斗争限制袁世凯权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宋教仁说成是“议会迷“.其实，“中央革命“也好，“议会斗争“也好，尽管作用有限，成败难料，但都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
6、党人所采取的一种斗争方式，表现了他们为实现革命目标而英勇献身的精神。,在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术活动基本停顿，辛亥革命60周年也未像50周年那样举行学术讨论会，只是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中国近代史丛书“和人民出版社的“学点历史丛书“中可以见到有关辛亥革命的小册子。至于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多数为“四人帮“的政治阴谋所左右，辛亥革命被歪曲成“反孔与尊孔“的“儒法斗争“,章太炎被奉为尊法反儒的“法家“,其着作秦政记、秦献记受到过分的关注，其他人物则很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辛亥革命史研究遭到严重摧残，不少研究人员受到残酷迫害，学术园地一片凋零。,二、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
7、期间,三、上世纪80-90年代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20余年间，是辛亥革命研究的大发展、大繁荣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双百方针”恢复，为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章开沅就如何恢复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解放思想，突破禁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他认为，从辛亥革命史研究者本身来说，要打破所谓“立足于批“的精神枷锁，要推倒所谓“资产阶级中心论“、“资产阶级决定论“、“资产阶级高明论“等等不实之词，要敢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胆识来拨乱反正，坚持正确地、全面地评价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在人
8、物评价问题上，要打破“四人帮“所强加的路线斗争框框，反对简单武断的“好坏分类法“,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在中外关系问题上，要把中国的历史置于世界历史之中来考察；在揭露外来侵略的时候，要注意把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区别开来，要努力阐明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同情和支持。这些对辛亥革命史研究带有指导意义的言论，在与陈腐的封建史学糟粕彻底决裂的同时，大力肃清“左“的思想的影响，促进史学真正走上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轨道，得到繁荣发展。,概括而言，这一时期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新成就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改变了从前单兵作战的状况，涌现出一批以辛亥革命史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研究机构和研究群体。第二，结束了从
9、前“小册子”的时代，各具特色的学术专着陆续出版。第三，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时开创的每10年举行一次大型学术研讨会的惯例，在1971年辛亥革命60周年时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后于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时得到恢复。开放心态下的学术交流，既开阔了研究者的视野和思路，也使原先的研究因借鉴和争论而得到了深化。海外学者的选题、论证和结论，有不少能激发我们的思考。这时中国内地学者已开始关注国外史学的新进展，翻译出版了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成果。第四，研究领域日益拓宽。第五，80年代以来辛亥革命史料的整理出现了大丰收的局面。1981年前后和1991年前后是辛亥革命史料出版的两个高潮期。档案资料是历史研
10、究中具有重要价值而过去利用较少的一种史料，随着档案馆开放程度的提高，馆藏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近20年来辛亥革命史几个重要问题研究中的主要学术观点和相应的学术进展。,（一）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 1、就中国内地学者而言，虽然在50年代曾有过关于“资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争,但不久便取得基本一致的认识。多数研究者认为，对辛亥革命来说，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相通的，因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必然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内容。,2、台湾省的一些学者则认为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他们除了引述西方学者的这类论述做根据外，还列举了其他几条主
11、要理由：当时中国社会中资产阶级人口比例很小，辛亥革命不是由资产阶级所发起，没有什么资产阶级参加革命。参加革命的人可以说来自各个阶级，革命的许多领导者甚至还是出身贫寒之家，而且当时革命即或得到资本家的经费支持，但也绝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从同盟会的革命目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来看， 其中没有一项有利于资产阶级.,3、大陆学者章开沅对台北学者的上述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即肯定辛亥革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性质，并且指出，与台北学者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程度估计不同，二是用于探究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的方法论有异。在对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程度的估计方面，他认为
12、，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采用机器生产的工矿企业与交通运输业，已经有了虽属初步却又比较明显的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并不比西方尼德兰、英、法、美、德诸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差。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也已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这就足以从根本上决定了辛亥革命的性质。,（二）关于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研究 争论和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 （1）作为一个经济和政治实体，中国资产阶级究竟形成于何时； （2）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构成特点及其政治态度； （3）资产阶级社团组织的发育及其意义。,1、关于中国资产阶级形成于何时，一种意见认为，随着19世纪70 -8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产生， 中国资产阶级就已经形
13、成.另一种意见认为，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上层已经形成，但这时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第三种意见认为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戊戌变法前还不能说有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较大增长；资本家数量相应增加；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跃上了政治舞台。此时，作为一支独立阶级队伍的资产阶级才真正形成。 目前，第三种意见逐渐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2、有关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构成特点及其在辛亥革命中的态度，过去大多以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和政治态度的不同划分。近年来，不少论者对上述划分民族资产阶级上中下层的标准以及各阶层潜在的政
14、治态度提出质疑。有的认为，“作为资产阶级上层，在当时社会上无疑是存在的”.但从经济方面看，很难准确地把握究竟占有多少资本才能归为上层，“有些人即使投资的资本不多，实际占有的投资额也不十分大，但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较高，在工商界影响较大，倒实际上充当着民族资产阶级头面人物的角色”。,3、丁日初通过具体考察上海资本家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表现，对资产阶级上层反对革命，中下层具有革命要求这一政治态度上的划分标准也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倾向和支持革命的并非都是中下层，一些上层代表人物也曾支持甚至参加革命活动。他指出“决定一个资本家在某一时期采取革命还是改良的政治立场，经济力量并不是惟一的因素，除此之外，同各派政
15、治势力的力量对比、客观的革命形势、他所接受的思想影响以及他个人的政治气质，都有关系。因此，把资本家阶级的不同阶层作为划分立宪派与革命派的惟一决定因素，这只能是一种简单化的公式。“,4、有的学者认为，1904年商会的诞生是资产阶级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其理由是，一个阶级的形成，有赖于其成员之间相互联系的加强和组织程度的提高。联结工商各业资本家的商会成立之后，改变了以往公所、会馆各立门户的分散隔绝状况，有史以来第一次将各行帮凝聚成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新兴的资产阶级不仅通过商会联成一个有着共同政治经济利益的社会集团，而且获得了社团“法人”地位，进而能够采取种种办法将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层层渗透到社会生活
16、的各个领域。,5、另有论者考察了民国初期成立的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认为商联会领导资产阶级参加了当时国内几乎所有的重大活动，使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组织、思想上趋于成熟，进入有领导、有组织、有纲领的高级阶段，中国资产阶级的完整形态至此形成。 6、也有论者指出，如果说在收回利权运动、地方自治运动和立宪运动中，资产阶级化绅商（如张謇等）起到了主流作用，那么，他们在辛亥革命中则通过商会、商团组织厕身革命，从权应变，扮演了辅助性的二流角色，对辛亥革命的成功及最终的妥协性政治格局有着直接影响。,（三）关于南京临时政府研究 1.关于临时约法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过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一系列有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习尚等方面的政策法令，论者从立法建制的角度给予了较多的肯定，指出这些法令“曾一度促进民主思想的高涨，激发兴办工商业的热情和发展新文化新教育的积极性，并对以后的历史有深刻影响。”“孙中山代表着先进的阶级，用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改造社会，改革政治，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革命行动。”有的论者强调：“这些法令，有的立即实行或逐步实行了，有的则只具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