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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商代江西的农业经济与文明 现代意义上的农业是农、林、牧、副、渔业等五个生产部门，而古代的农业仅指种植业，一般称为狭义的农业，我们在本文中谈的农业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农业，即利用植物的自然再生产过程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门类。人类要生存，社会要发展，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要解决吃饭问题，就得发展农业。我国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从原始社会制度-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发展，都是以农业生产技术的重大进步为前提。正如恩格斯所云：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1) 论语云：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说明古代的部族首领只有重视农业生产，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戴。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这些都是对中国古代社会状况
2、的极好概括。 农业是商代先民的社会经济基础部门，也是构成当时社会经济的主体，是人们衣食的主要来源。吴城文化是一支以经营农业为主业的商代文化，吴城先民的农业生产技术已达到了相当发达的水平，在农业生产工具方面颇有创造，发明了一批适合于南方水田稻作农业生产的农具，并在当时率先使用青铜农具，对当时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作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本文试从农业生态环境、农业起源、生产工具、农作物种类、农业经济模式与文明进程等几个方面加以分析，试图找出江西古代文明起源的社会经济基础。 一、农业生产的生态环境 农业生态环境是指植物新陈代谢所依赖的气温、日照、雨量、地貌、土壤等气候、地理条件。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历史上，由于
3、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比较差，对自然力的依赖比较强，所以，生态环境的优劣，对农业起源的发展起着相当重要乃至决定性的制约作用。 鄱赣地区地处长江中下游交接部的长江南岸，位于北纬 242914-30441，东经 1133436-1182858之间，现在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平均年降雨量在 1000-1200 毫米左右，湿度大，气温高，无霜期长，一月份气温在 0上下，七月可高达 30以上，平均气温高于 15的持续日为 175 天左右(2) ，丰富的热量资源和水资源为水稻等喜暖作物的栽培提供了优越的气候条件。 关于这一地区商周时期的气候状况，史书缺如。竺可桢对我国近 5000
4、年来气候变化进行研究后指出，夏、商时期，华北地区的气候跟现代有差别，年平均气温比现在略高 2(3) 。近年来，自然科学家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华北地区出土的动物骨骼种类鉴定和对植物及其花粉孢子的分析测试，其结果正好与竺可桢先生的研究成果相一致(4) 。这一成果同样适用于赣鄱地区的古气候研究，也就是说，这一地区在商周时期，年平均气温比现在约高 2。自然科学工作者认为，某一区域年平均气温下降 2，就等于将该地向北推移 200-300 公里，相反，若上升 2就等于将该地向南推移 200-300 公里(5) 。据此，在商周时期， 2华北地区的气候应该与今天的长江中游地区差不多，属亚热带气候；依此类推，
5、赣鄱地区商代的气候就大致与现在珠江流域相近。新中国的考古资料印证了这一推断：地处长江下游、杭州弯附近的距今七千年的河姆渡遗址中的出土物，经孢粉分析推测，这里曾生长着茂密的亚热带绿叶阔叶林，主要树种有樟树、枫香、木考、青岗、山毛榉等，林下地被层发育，蕨类植物繁盛，有石松、卷柏、水犀骨、瓶尔小草，树上缠绕着狭叶海金沙。海金沙现在只分布于广东、台湾、马来西亚群岛、泰国、印度、缅甸等地(6) 。根据对上海崧泽遗址的孢粉分析研究，在公元前三千纪时，长江下游的气温比现在高 1-2(7) ，这种湿热的气候条件适宜于南方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生产。 赣鄱地区地理条件优越，三面环山，北靠长江，形成了一个向北开口的
6、巨大盆地，发源于周围山地赣、信、抚、修、袁等五大水系穿过盆地，汇入鄱阳湖，流入长江，在盆地中部构成了一个发达的向心式水系，河流众多，水网密布，湖沼星罗棋布。鄱阳湖在当时称彭蠡泽，在都昌松门山以北，松门山以南的湖区地势低缓，河沼湖泊密布，是一望无际的平原。盆地的中部、北部、地势平缓，土地为黄壤或红壤，有机质含量可达 5%-10%，天然肥力较高，灌溉便利，是理想的农耕之地。 尚书禹贡在评述九州土壤条件中，把荆州的土地列为下下等，扬州为下中等，皆为涂泥之地。其实，这种划分并不科学，是其作者对南方的土壤缺乏认识的偏见。因为当时南方气候温暖湿润，种植水稻，一年之中，有很长一段时间田中蓄水，这就是所谓的涂
7、泥之地，对种植旱地作物来说，确实不宜，将其归为下下等。南方的耕作方式与北方通行的旱地耕作方式不同，南方的耕作方式是火耕水耨，所谓火耕水耨，据史记平准书应诏注：烧草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独稻长，所谓火耕水耨也。水稻生长期间，田间蓄水，杂草踩入泥中自然腐烂，作物收获后，秸秆还田，放火焚烧，又是极好的有机肥，北方人不懂得火耕水耨是对南方水田耕作方式的描述，错误地理解为生产力和耕作方式落后的一种表现形式。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南方的这一生产方式作了公允一些评价：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赣鄱地区优越的农
8、业生态环境，为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这一地区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是以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为先决条件。 二、农业起源 农业起源是一个全球性的研究课题，一般来说，农业起源是与新石器时代的出现同步的，新石器时代革命实质上是农业革命。 人类的原始农业，起源于人类对野生植物的驯化。赣鄱地区正好在中国稻作农业区，因而这一地区农业的起源自然就与水稻的起源联系在一志。关于水稻的起源，至目前为止，学术界已基本取得一致意见，认为起源于中国本土，至于起源于什么地方，则有云贵高原说(8) 、华南说(9) 、长江下游说(10) 、黄河下游说(11) 等 4 种不同的意见。黄河下游说主要是依据文字训诂，缺乏考
9、古学、生物学方面的证据，赞成者极少；云贵高原说，主要是3从生态学的角度，根据云南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以及丰富的野生稻资源来论证，但缺乏考古学方面的证据；长江下游说则更多地依靠考古学的材料以及文献记载中野生稻存在的史实来论证，应该是有说服力的，但也有人提出，考古学有一定的偶然性；华南说主要依据的也是生态学方面的证据和野生稻广泛分布的现状，但缺乏考古学方面的证据。总体上说，后三说的地点都集中在适合水稻生长的中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来寻找中国稻作的起源地，争论各方都有其立论依据，但都还不够充分，以至形成鼎立局面。严文明先生在综合各家意见的基础上，从考古学、历史地理学、古生物学和文化人类学等方面作全面
10、考察，提出水稻起源多元论学说：既然适于栽培的野生稻在中国、印度和东南亚等许多地方都有分布，那么栽培稻也就可能在许多地方较早地独立发生。中国的水稻固然不必到外国去找根源，而中国本身也不必只有一个栽培稻起源的中心(12) 。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很有见地，切中要害。 赣鄱地区气候、地理条件优越，适宜野生稻生长。东乡县至今仍有野生稻，经鉴定，系现代栽培稻的祖本(13) ，说明在比现在气温略高的新石器时代，这一带很可能生长着成片的野生稻，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原始先民们很有可能在渔猎经济时代，已熟悉、认识并开始采集、食用野生稻，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长期采集野生稻的过程中经过仔细观察，逐步发现、认识了野生稻的
11、生长规律，经长期的经验积累，将分散的野生稻移栽到住地附近，集中管理，掌握了驯化、栽培它们的简单知识，开始有意识地照料住地附近某一片野生稻。从简单地采集野生稻穗、到有意识地照料、再发展到人工移栽，很可能是赣鄱地区先民稻作农业革命的三步曲。 赣东北的万年县离东乡县不远，境内有一处属于旧石器、新石器时代之交的仙人洞遗址和吊桶环遗址，1993-1995 年北京大学、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安多沃考古基金会组成中美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二个年度的发掘，出土了大量文物标本，采集了一批供科学研究的样品。对该遗址采集样品进行孢粉分析，结果表明，禾本科花粉在仙人洞遗址普遍存在，自下而上数量明显增加；对吊桶
12、环遗址进行植物硅酸体细胞分析结果表明，早在 12000 多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末期，这里的居民已开始采集附近的天然野生稻，到新石器时代初期，已出现了栽培稻，对野生稻的驯化从距今 10000 年一直持续到 7500 年前后，此后，栽培稻完全取代野生稻。这一系列考古遗迹、遗物，充分证明江西是中国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之一(14) 。遗址中还出土了石斧、石斫、骨铲、石磨盘、磨棒等与农业生产、谷物加工有关的生产工具及一定数量的原始陶片，可以辩明器型的有作为炊器的陶罐(15) ，也从一个侧面支持这一鉴定结论。一般都认为陶器是与原始农业差不多同时产生的，农业产生后，由于农产品的丰收，人类需要缸、瓮、罐等器具来贮
13、藏粮食，由于粮食产品的剩余，人类开始酿出了醇香的美酒，从而推动了壶、觚等酒器的制造，这一切都表明，陶器的发明、发展与原始农业息息相关。安志敏先生认为：陶器的产生是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一般是先有农业，然后再发明陶器(16) 。 三、农具 生产工具是一个社会在一定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物化形态，是认识该社会经济形态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农业生产工具在农业生产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工具改进和革新，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重要前提。 吴城文化诸遗址出土了大4批农具，按质料来分，有铜、石、骨、木、陶 5 类，按器种来分，有起土、中耕、收割、3 类 12 种： 1、起土农具，有犁铧、耒、耜、锸、铲、锛、
14、7 种。 1）青铜犁铧 2 件，新干大洋州出土，三角形宽体式，两则薄刃微弧，三角形銎，銎部正中有一穿对通，以系钉固定犁铧，两面饰三角形云纹。标本 342，长 10.7，肩阔 13.7，銎高 1.9 厘米，两刃夹角 65，犁面与犁背夹角 10；标本 343，长 9.7、肩阔 2.7、銎高 1.6 厘米，两刃夹角 65，犁面与犁背夹角10(17) 。这种犁与新石器晚期以来江南地区流行的三角形石质破土器相类似，它的出土，说明过去人们把三角形石质破土器推定为石犁的推论是正确的(18) ；李学勤先生还据此推定 1973 年山东济南拣选出的 1 件青铜犁铧是商代遗物(19) 。 据季署行先生研究结果，像新
15、干出土的这种犁面与犁背夹角为 10的犁铧在南方水稻田中耕作，所需牵引力约为 2.6-7.8 公斤(20) ，在一个人正常的拉力范围内，也就是说这种犁的出土，并不能说明当时已产生了牛耕，只能作为产生了犁耕的证据，而且这种犁耕也是很原始的，因为它还没有与之配套的犁壁，只能松土、破土，不能翻土，不能有效提高精耕细作的程度，因而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犁耕。不过，这种犁的发明和使用，还是农具技术史上的一项重大革新，因为铲、耒、锛等农具对土地的作用力是垂直力，利用杠杆原理将土翻起；犁对土地的作用力是水平力，是后世犁耕技术发明的技术基础，其工作效率远比耒、铲要高：一人聀耒而耕，不过十亩（淮南子主术训 ） 。亩五
16、顷，用耦犁，二牛三人（汉书食货志 ） 。 由此可知，汉代牛耕是耒耕效率的 16.5 倍。贵州黎平县侗族有木牛，即人拉犁耕作，据调查，木牛的工作效率是锄耕的 2 倍(21) ，这种效率可能比较接近商代的实际。2 ）青铜耒 1 件（标本 346） ，新干大洋州出土，背面无纹，椭圆銎，銎口有箍，双扁齿，其中一齿在使用中已残损约 1 厘米，通长 12.7，齿距 8 厘米。 耒是一种起土农具，有单齿、双齿之别。 周礼考工记云：车人为耒，?长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缘其外，以至于首，以弦其内，六尺有六寸，与步相中也，坚地欲直?，柔地欲句?，直?则利推，句?则利发。 3）青铜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