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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浙东学术精神的内涵及其现代价值内容提要：从南宋浙东学派到明清浙东学术的基本精神是求真务实，经世致用。浙东学术精神的特色是：道欲通方，业须专一；学有宗旨，不守门户；严于去伪，慎于纠偏；临文主敬，论古必恕；真修实悟，崇尚性情；砥砺气节，重视践履。浙东学术精神构成要素是：血气（情）刚健动进，狂狷中和；知虑（知）实学求是，经世致用；志意（意）胸怀天下，爱国利民。民族精神是学术精神的土壤和源泉，学术精神是民族精神的凝聚和导向，区域精神是民族精神和学术精神的特殊体现。浙东学术精神，既是中华民族精神和学术精神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现代浙江精神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 关键词：浙东学术精神 特色 构成要素 作者：杨
2、太辛，男，1935年生，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教授。 区域文化研究开发的主题，应该是探索、提炼、拓展区域精神，以在更深层次上继承和弘扬民族精神。区域精神，主要包括草根意识和学术精神两个方面，前者是后者的土壤和基因，后者是前者的凝聚和提升。从南宋的浙东学派到明清的浙东学术，有其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可以称之为浙东学术精神。这种精神远绍先秦汉唐的中原文献之学，近启近现代的经世致用和维新变革思潮，上达于国家中枢，下及于民间百业，绵延流泽至今，成为浙江精神的历史文化资源。 一、浙东学术的基本精神自南宋的浙东学派到明清的浙东学术，名家辈出，各有胜义。细按之，则因宗主或宗旨不同，再可分源别派；统言之，则无论其为金
3、华、永康、永嘉，还是台州、四明、绍兴，不管是宗程朱或宗陆王，还是自成一家，由于地域、师承、交往、学风的综合作用，都有一种共同的精神，姑名之曰浙东学术精神。学术，是觉道效术的过程和结果；精神，是知识、情感、意志的总体。学术精神，主要是指人们在觉道效术的学术活动中的指导原则、感情气质和心理倾向。浙学各派，虽宗旨有异和个性不同，但有一个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共同具有的心理倾向，我们称之为基本精神。浙东学术的基本精神是：求真务实，经世致用。文贵清真，真与假对，他们求的是真知见，真性情、真践履。学为实事，实与虚对，他们实心求是，实学求是、实事求是。长期以来，我们提倡实事求是，但假、大、空却屡禁不绝。原来，
4、实事求是必须以实心求是为前提，以实学求是为基础。他们所求之是，是天、地、人合一的人生之道和治国之道，即经世致用之道。道、学、文在真实的基础上统一，在下学中上达，在提升中落实，以经世为目的，以致用为归宿，这就是浙东学术的基本精神。二、浙东学术精神的特色浙东学术的求真务实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特色：1 道欲通方，业须专一学术界一般视南宋浙学为事功之学，称明清浙学为浙东史学，这几乎已成定论。实则不然，浙东学术首先是求道之全量之学，其次才是崇事功或重史学的专家之学。章学诚说“道欲通方，业须专一”，“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这是对浙东学术精神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特色的最恰当的概括，即浙东之学是在通方
5、之道指导下的专家之学。所谓“道欲通方”，就是治学必须掌握道的内涵和通晓求道之径。道，一般有三个层次：一是所以然之故，属于宇宙观和真理论；二是所当然之理，属于人生观和价值论；三是所由之径，属于方法、措施、途径等方法论。学有效、觉两义，学术，即觉道效术之谓。道落实在学术的要素和门类上，孟子认为有义、事、文三个要素，程颐认为有义理之学、训诂之学、文章之学三个门类，南宋浙学主张经学、史学、文学和事功之学的合一，明清浙学则分学术要素或门类为四，即义理、考据、辞章、经济，或称义理、学问、文章、事功。“类必要于扩充，道必抵于全量”，南宋浙东学派和明清浙东学术的求真，求的就是包涵上述三个层次和四个要素的道之全
6、量之学，而非仅限事功或史学的道之一隅之学。所谓“业须专一”，就是人无全才，又加质性不同，治学只能由专精一端扩充全量，“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于专精”，方能卓然成家，名实相符，这反映了浙学的务实态度。“通方”和“专一”的统一，是浙东学术遵循的首要原则。2 学有宗旨，不守门户学有宗旨，包括宗主和要旨两义：学有宗主，则源流有自；学有要旨，则卓然自立。合而言之，则既有继承之益，又有创新之功。南宋浙学各派，皆远宗孔子，兼重孟荀，近师程颐而不盲附从。在此基础上，他们又各有特色，各具要旨：金华为博洽文史的中原文献之学，其旨为“以性命绍道统”和“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永康为崇尚事功的皇帝王霸之学，其旨为“王霸
7、并用，义利双行”；永嘉为考订千载的经制治法之学，其旨为“以经制言事功”；四明的卓然自立之学，其旨为“心之精神为圣”；台州的气节践履之学，其旨为“介特有守”和“悯时忧世”。他们学有宗旨，但又不守门户，在浙学外部，与朱、陆、张诸学相争相融，交相滋益；在浙学内部，又相互切磋，取长补短。明清浙东学术，从总体来说：宗陆而不悖朱，朱陆兼采；究性命于史，经史兼通；合性命、学问、文章、事功而一之，经世致用。章学诚说：“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袁燮、袁肃、袁甫）之流，多宗江西陆氏，而通经服古，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抵牾，蕺山刘（宗周）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
8、也。梨洲黄（宗羲）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兄弟（斯大、斯同）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这段文字对明清浙东学术如何正确处理宗旨与门户的关系，论述得十分精当。但更为可贵的是浙东大儒都有独特之处和独特之旨：“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学有宗旨，不守门户，充分体现了浙东学术的创新精神和开放意识。这种精神一以贯之，一直延伸到现代，如马一浮的“文艺该摄一切学术”和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就是其新的闪光。3 严于去伪，慎于纠偏优良的学风、
9、文风与错误的学风、文风的斗争，可以说贯彻于学术史的始终，学术史也可以说是学术领域的纠偏补阙史。不良学风的表现主要有二：一是开创风气者，往往持己之长，攻人之短；蹈故袭常者，常常固执己见，抱残守阙，两者都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失之于偏。二是趋炎附势者，望风而从，不问是非；好名逐利者，剽窃抄袭，不以为耻，两者都逞其私智小慧而败坏世道人心，失之于伪。“严于去伪，慎于纠偏”，这是章学诚对浙东学术的批判精神的准确概括。浙东学术发扬了孔孟的“反乡愿”和荀子的“著诚去伪”的精神，对学术上的伪劣货色，不稍宽假。南宋浙学之反虚伪、反乡愿，以陈亮和叶适为最具锋芒。陈亮正气浩然，他与以私意小智炫惑于世的妄庸之士毕生斗争
10、；叶适自称“意向迂阔”，与“苟简卑近”的“偏说鄙论”，势同冰炭。他们诤朱而不反朱，反对的不是程朱道学的本身，而是对道学始乱终弃的假道学和真乡愿。明清浙学中反对虚伪学风、文风最力的是章学诚，他集中刻划了学坛乡愿的百态。他们在学术上：一、不问是非，肆意攻人；二、不学无术，穿凿附会；三、剽窃作伪，恬不知耻；四、忮忌矫揉，行动乖张。这种虚妄士习在文风上则表现为：一、剜肉为疮，妄加雕饰；二、八面求圆，文过饰非；三、削趾适履，生硬摹古；四、私署头衔，借人炫己；五、不达时势，流于一般；六、同里铭旌，无端影附；七、画蛇添足，贪多务得；八、优伶演剧，文而失实；九、井底天文，死守成法；十、误学邯郸，刻意求奇。浙东
11、学者对于学术偏失，则十分慎重，他们对人之偏，知偏中有长；对己之偏，则有自知之明。他们律人又律己，既纠人之偏又扬人之长，善于以人之长补己之短。如陈亮既以肯定汉唐事功纠朱熹只重三代之道的偏失，又吸纳了朱熹的意见，置德行于政事、言语、文学之先。叶适既反对以义抑利，重义轻利；又反对鼠目寸光，惟利是图。他的功利观包含着三层内容：一、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二、不以义抑利，要以利和义；三、反对近功浅利，批判偏说鄙论，可谓充分吸收了义利之辩双方的合理内容。章学诚对戴震的批评，更具典型意义，他对于戴氏的过失痛加针砭，而对戴学的贡献则首予张扬。4 临文主敬，论古必恕这是章学诚对浙东学术的文德和史德的概括，著文治
12、学，必敬必恕，是浙东学术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所谓临文主敬：就是作文要检摄心气，心平气和，即严肃认真，客观公正。临文，章学诚认为首先要检摄的是怠心、慢心和昏气、矜气，不自欺欺人。其次，要养气，吕祖谦认为：“辞章，古人所不废。然德盛仁熟，居然高深，与作之使高，睿之使深，则有间矣”；宋濂说：“人能养气，则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与天地同功”。方孝孺为了改变当时“纷然杂出”和“轻俳巧薄”的文风，专门编了文统，告诫当时的学者：“勿溺于世俗，勿为一时毁誉所变，勿以道德为虚器，勿以政教为空言”。章学诚则上承陆机、刘勰的文心论，中继韩愈、柳宗元的文气说。下据苏轼、欧阳修的文章论，总结了浙东学者的写作实践，以心
13、平气和为作文之德。所谓论古必恕，就是对古人著作和历史人物言行，必须设身处地，知世论人。恕，与苛相对，对古人不苛责求全，对历史不强框范式。朱熹用“天理”作为评价历史的最高标准，欲“陶铸历代之偏驳，令归一理之纯粹”。吕祖谦则主张：观史“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如何处之”；“看史须看一半便掩卷，料其成败如何，其大要有六：择善、警戒、阃范、治体、议论、处事”。只有如此进入历史境界，深入体察，才能真正总结经验教训，择善固执，闻过知戒。陈亮、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莫不如此设身处地，进入历史情境，稽考成败之迹，推原当世之故。明清浙东学术，“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更是不离
14、人伦日用以言史，切于人事世务以论史，使历史和现实紧密相连。章学诚甚至把“论古必恕”作为衡量“著作者之心术”的“史德”。5 真修实悟，崇尚性情清人会稽莫晋明儒学案序说：“学贵真修实悟，不外虚实两机，病实者救之以虚，病虚者救之以实”。这段文字道出了浙东学术精神的另一面：真修实悟，虚实相生。学贵真修实悟，吕祖谦的以心御气（平心易气），陈亮的颖然独悟，叶适的异识超旷，刘宗周的诚意慎独，黄宗羲的一本万殊，章学诚的别识心裁，皆是在真修即修学修德基础上的实悟。其中王阳明的“龙场一悟”，尤具典型意义，黄宗羲对此心领神会：“先生命世人豪，龙场一悟，得之天启，亦自谓从五经印证过来，其为廓然圣路无疑”11。王阳明在
15、任兵部主事时，因弹劾魏忠贤而贬谪贵州龙场驿，在万山丛中和生死关头，突悟出良知之旨。他的“致良知”学说，看似天启，实是由真修实学而得：“始出词章，继逃佛老，终乃求之六经而一变至道”12。黄宗羲也是通过对阳明心学的真修实悟，一纠其“高明卓绝”之见未“底于实地”之偏，在实学上狠下功夫，开出“一本万殊”之旨，成为清代经世实学之祖。章学诚则对真修实悟的重要性，在理论上作了总结：“是尧而非桀，贵王而贱霸，正程朱而偏陆王，吾不谓其不然也；习固而言之易者，吾知其非真知也”13。这就是说，不深思熟虑而袭人之是非为己之是非，虽是实非。浙东学术，或重事功而究性命，或崇良知而纠空疏，皆不离功力与性情。黄宗羲说：“人才
16、功夫，皆性情所出”14。章学诚则认为：“功力必兼性情，为学之方，但令学者自认资之所近与力所能勉者，而施加功力，殆即王氏良知之遗意也”15。这就是说，治学要根据自己的情性和才性即爱好和资质下功夫，这是对学术个性的提倡，对儒学末流加之于人的思想禁锢的解放，是王学真精神的发扬。浙学大儒的真知见，实出自真性情和真功夫。这种真性情，在南宋浙东学派中也已充分显露。他们不但要求以真性情治真学问，而且要求以真情实意写真文章。黄宗羲认为性情不但要真，而且要廓大：有“一时之性情”，如个人之感时忧世；有“万古之性情”，如孔子之兴观群怨16。章学诚也倡言：“性情喻于忧喜愤乐，理势达于穷通变久”17。陈亮不但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形之文章，而且在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中，要求孝宗把自己的喜怒哀乐特别是报仇雪耻、收复山河的强烈感情公诸天下。文章要有万古之性情和穷通变久之理势，则要借助功力，文须与学合，学又与道融。浙东学派的大家几乎莫不能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