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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287.1南京召开全国财政会议。提出“废两改元”案；裁撤厘金，发表裁厘通电；通过“统一全国财政”、“关税自主”、“建立国家银行”等议案党政府的中央银行于1928年11月1日在上海成立，到1949年5月上海市军事委员会金融处派员接管，在20多年时间里，控制着全国的金融，是国民党政府财政经济的重要支撑。 国民党1924年在广州，1926年在汉口，都建立过中央银行，但不久皆成历史陈迹，北伐战争以后，蒋介石认为要维护统治，必须掌握两个法宝，一是军队，二就是发行钞票的银行。早在北伐后期，宋子文就受命草拟有关中央银行的规章。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0月颁布中央银行条例，紧接着又颁布中央银
2、行章程。条例规定中央银行为国家银行，享有统一发行兑换券、经理国库、经募政府公债等特权，同时又是“银行的银行”，领导和管理所有商业银行，以确立它在金融界的核心地位。 1928年6月，国民政府在上海召开全国经济会议，同年7月又在南京举行全国财政会议。经济会议主要由工商界和部分经济学者组成。财政会议则由国民政府，中央和各省负责执行财政规划的行政人员组成。这两次会议对制订财政、金融、货币等方面的基础规划，提出了初步方案，明确表示要实行币制改革，统一全国货币，推行纸币，实行金本位汇兑，尽早成立中央银行。这些决定与孙中山先生“钱币革命”的遗教是相符的。 当时，宋子文任财政部长，在经济和财政会议后，经过几个
3、月的筹备，中央银行终于1928年11月1日在上海成立。规定资本2000万元，全部以政府发行的公债预约券拨充，组织形式设理事会、监事会、总裁、总行和各局处。理事会由国民政府特派理事1115人组成，其中工、农、商、财政、银行至少各有1人，再由国民政府在1115人中指定57人为常务理事。监事会由国民政府特派监事7人组成，其中审计机关必须有1人。总裁1人，特任，由宋子文以财政部长兼任。副总裁1人（后改2人），简任。总裁综理全行事务。副总裁协助之，任期为3年，期满得继续任命。 当时的中央银行名义上规定总裁执行理事会决议，如业务方针、预算决算、资本扩充、各项规章制度、兑换券发行数额、准备金数额、国内外分支
4、行及代理行的设置和裁撤等，实际上是总裁专权，法定理事会主席就由总裁担任。中央银行由于拥有种种特权，成立不久，业务就有很大发展，从1928年至1933年资产积累增加近10倍，存款增加近17倍，货币发行增加近7倍，纯益增加达60倍之多。不过，比起历史较久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央行还望尘莫及。 中、交两行的历史可追溯到清末，历来都以国家银行的姿态出现于国内金融舞台，特别是中国银行，实力基础还比中央银行雄厚。以发行钞券为例，1928年底中国银行发行总额为1.7亿元，交通银行为6800余万元，而中央银行仅有1100余万元。 国民政府为了统一货币发行，进行币制改革，首先就看中了这两家银行，企图加以控制。1
5、928年，要求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从北平迁到上海，并强制加入官股500万元；又要求交通银行总管理处从北平迁到上海，强制加入官股200万元（实际只交100万元）。这样就利用官股初步渗入了中、交两行。但是，这时的官股在中国银行总股本中只占1/10，还无力完全控制。至30年代，国民政府利用美国白银政策引起的金融恐慌，发行1亿元金融公债，从中拨出1500万元，作为官股加入中国银行，连同第一次加入的500万元，合计2000万元，与中国银行原股本2000万元相比，官股已占50；同时拨出1000万元作为官股加入交通银行，连同第一次加入的100万元，共为1100万元，官股比原股本多200万元，占55。这样，官僚资
6、本不花一文现金，控制了中、交两家当时最大的银行，两行的最高决策层被彻底改组。中国银行原董事长李铭、总经理张嘉趝被迫辞职，由财政部派宋子文为董事长，改总经理制为董事长制；交通银行原董事长胡祖同也被迫让位，由宋子文指派胡笔江、唐寿民分别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胡、唐二人上任后，为了便于集中控制交行资金，以适应政府政治、军事需要，通过董事会修改了交行组织规程，将总管理处改为总行，撤销发行总库和上海分行，建立总行发行部和业务部，胡兼任发行部经理，唐兼任业务部经理，将各发行头寸集中统一调度运用，全行公债、证券统一由业务部经营。于是，交通银行的发行、管理和业务大权都通过胡、唐集中于宋子文之手。 在中、中、交三
7、行之外，国民党政府为了进一步控制金融，又筹设了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和中国农民银行，建立了以所谓四行二局为中心的金融体系。 我国邮政局早在1898年就开办汇兑业务，1908年开办储蓄业务。到1929年，通汇的邮局和邮政代办所发展到2374处，办理储蓄的邮局有206处。邮政机构遍布全国各个角落。兼办的汇兑储蓄业务随之扩展。邮政储金汇业局成立于1929年，该局网络广泛，基础深厚，为政府集中了大量存款和汇兑资金，帮助政府进行金融活动，宋子文曾得意地认为，设立邮政储汇局只花了点小力气，就抓住了大机构，取得了大效果。 1934年6月24日，中央信托局开始筹办，由中央银行拨款1000万元为资本，到19
8、35年7月30日正式成立，张嘉趝任局长，张度、刘攻芸任副局长，10月1日开始营业。按照章程规定，它的业务范围是办理储蓄、采办、信托、保险、农贷等等。对设立这个机构，孔祥熙曾解释说，国际金融风波时向我国冲击，央行责任重大，事务众多，又限于国家银行代理国库地位，事实上和手续上诸多不便，所以特在央行之下，组设一个信托事业独立机关，即委托一个商业机关承办一切信托业务。可见这个机构的设立，完全是为了配合中央银行广泛控制金融。 1935年6月，又由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成立中国农民银行。四省农行是由豫、鄂、皖三省“剿匪司令部”原设的农村金融救济处改成的，其资本是三省“禁烟”时鸦片公卖所得的钱财。中
9、国农民银行的设立是国民党政府为进一步控制农村金融而采取的手段，使央行如虎添翼，地位日益加强。 至此，国民党政府拥有了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家银行和邮政储金汇业、中央信托两局，同时趁银钱业发生挤兑风潮，引起金融恐慌之机，渗入了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和四明三家私营银行。 1935年夏，上海发生挤兑风潮，各发行钞票银行不同程度地陷入困境。中国通商银行虽是我国的第一家私营银行，但经营不善，原董事长傅宗耀无力维持，于是孔祥熙支持杜月笙出任董事长。接着青岛中国实业银行发生挤竞风潮，1935年5月21一天，就兑出现银20多万元，完全靠中央银行青岛分行和济南分行的帮助才得以维持。此外，成立于1908年、历史悠久
10、的四明银行也发生困难，董事长兼总经理孙衡甫被迫辞去总经理职务，改由叶琢堂担任。随后这三行都通过加入官股改为官商合办银行，并分别改组，中国通商银行由杜月笙任董事长，胡以庸任总经理；中国实业银行由傅汝霖任董事长，周守良任总经理；四明银行由吴启鼎任董事长，李嘉隆任总经理。这六人中，除杜月笙外，其余五人都是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派去的。傅汝霖原是央行经济研究处处长，周守良和胡以庸原是央行业务局副局长，李嘉隆原是央行南京分行经理，吴启鼎原是财政部统税署署长。六人都与孔祥熙关系密切。 通过四行二局和对私营银行的渗入、吞并，到1935年，在全国2566家银行中，官办银行1971家，占77。其余较大的银行也多有官商
11、合办的。到1936年，中、中、交、农四行的实收资本占全国银行资本总额的42，资产占59，存款占59，钞票发行占78，纯益占44强。1928年11月1日，中央银行成立。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形成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立夫)四大家族垄断资本集团、建立以四大银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为活动中心，垄断全国金融，有发行纸币、代理国库、经理公债、管理外汇等特权，对百姓进行搜刮与掠夺。自1928年至1935年，宋子文、孔祥熙先后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在蒋介石操纵下，构成宋氏家族霸占银行，孔氏家族霸银行、交通银行，
12、陈氏家族霸占农民银行的局面。解放后由人民政府接管，清理结束。二、 民国和南京政府时期，曾经于1912年（民国元年）和1930年（民国十九年）的岁末，先后召开过两次全国工商会议。这两次会议，与二政府所制定和实行的经济政策密切相关，是它们的起点和准备，可谓之政策未定、会议先行；经过对会议内容的分析，凡会后出台的对社会经济的法律规章和重大政策措施，在会议上都可见其预备和苗头；前后议境况（包括与其有关的实业会议，南京政府经济、财政会议）的相似与不同，也从初始的角度反映出北京、南京二政府的经济政策，将会是既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又会因时势迁移而有所变异。一、的首届全国工商会议 民国建立初年是经济政策的准备阶
13、段，如果将其形成的综合社会背景作扼要的概括，那么其中应包括以下因素：从实业建国热潮中表现出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呼声和对政策的需求；南京临时政府的经济政策措施的先行及其示范效应；北洋军阀政权的经济基础的变化、以及在它统治之下出现的“合诸界一炉而冶的”准联合政府；还有参与组成政府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在政策过程中可能起到的重要作用。 1会议提案反映的政策需求与建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工商部通告各地，谓共和初成、商战弥亟，拟“召集全国富于工商学识经验之人，开临时工商会议于京师，政府可以通商民之气谊”；要求各省实业司、各地工商团体、海外华侨商会分别推举代表与会。1912年（民国元年）11月1日，首届
14、全国工商会议（又称临时工商会议）在北京召开。会期原定1个月，后又展延5日。这是经过充分酝酿和准备的，政府与全国工商实业界的一次盛会。会议有正式代表152人，其中商会代表77人，其他工商团体代表46人，另为政府各部代表及特邀来宾。工商总长、同盟会会员刘揆一，在会议开幕时演说“三大政策”的思路。（1）“选择基本产业”，即确定丝、茶、磁（瓷）、煤、铁、纺织等原有及新兴产业，为“吾国之基本产业，确实提倡，全力注之”；（2）“划定保育期间”，即“拟于简单之事业，以普及全国为要义，繁重之事业，则以政府经营为提倡”，以此作为仿效日本在矿业上“由政府新法采冶，及有赢利，仍归诸民”的保育办法；（3）“解决资本问
15、题”，即“拟于腹地则斟酌利用外资，于边地则实行门户开放”。在预定计划、妥定条文的基础上，并在不妨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利用外资发展本国经济。总之，“凡所以调查研究提倡保护之计者，思虑所及不敢不勉”。 这可看作是会议开幕之际，政府实业政策的预定的主导方针。 全国工商会议汇集了工商部百余件议案和代表自备的大量议案，讨论议案便成为会议的主要内容。据民国二年工商部出版的工商会议报告录，会议共有议决案31件，参考案17件，否决案及未议案分别为9件和17件。由于讨论时所有议案被分类、归并，因此数量上与民间报道者出入较大。 政府方面的提案基本上成为议决案，会后经整理发表的部长开幕演说，概括了其主要内容，也就是
16、“三大政策”之下一系列具体的、处于筹备实施中的举措。（1）“对于工业，则设工业试验所，以资技术之考镜；设模范工场，以期制造之改良；普及手工业，以维贫民之生计；提倡工业工场，减少生产之费用；裁撤内地厘金，以轻其运输之成本；补助输出品工场，以厚其经营之财力”；（2）“对于商业，则设工商访问局以资指导；设出口货检查局，以验良寙；整理商会，修订商法及各种单行法规，以除商业之障碍而施实力之保护”；（3）“对于矿业，则编订矿法实力维持；对于勘矿则地质调查所，对于采矿则设矿山监督署，对于冶矿则设中央制炼厂”；其它，还有“兴业银行、劝业银行之组织，度量衡制度之划一，全国及地方博览会之筹划，领事及驻外商务员报告之改良，整顿关税，修改商约”等 。以上政策与措施计划，显然体现了提倡、保护的宗旨。 议案中为数居多而份量更重的，则出自于确具实际代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