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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内蒙古赤峰市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综述摘要：文章阐述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现状, 重点对许多学者关于城乡收入差距原因分析的观点从各个方面进行了综述, 系统地就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及其进一步扩大的原因进行分析, 简析了赤峰市城乡差距的原因及现状以及发展的对策，在此基础提出实现农民就业方式的多样化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所在。关键字：城乡收入差距; 产业特性; 二元经济结构; 户籍制度；城镇化引言城乡差距问题在解放前就存在,但是由于城乡收入差距近几年不断呈扩大趋势,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首先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接着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的改革发展要求中将“统筹城乡发展”位于首要位
2、置。党的十七大又明确提出了“要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意义更加重大。2004年和2005年的两个中央一号文件,其最终目也就是想要通过农民收入的提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统筹。 由此,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是从根本上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和新阶段三农问题、推进农村小康建设的客观要求,对于促进城乡关系的协调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之比来衡量城乡收入之间的差距，改革开放初，1978 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343.4 元， 而农村居民纯收入为133.6 元，绝
3、对差209.8 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7:1。随着农村家庭联产责任制的推行，通过克服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加强激励机制，提高了生产效率，农村收入开始增长，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开始缩小，1985 年缩小到1.86:1。但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几度陷入停滞， 此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09 年为3.33:1，而2010 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也达到3.23:1，绝对差为13190 元。这还不包括城市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障、住房津贴、教育补贴、交通补贴等。如考虑上述因素，城乡居民真实的收入差距可能达到6 倍左右， 说明我国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相当大。李实认为， 如果仅看货
4、币收入差距，或者名义收入的差距，津巴布韦的城乡收入差距比我国稍高一点，但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赤峰市城乡居民收入现状（一）城乡居民收入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但城乡差距严重2000 年以来，随着全市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及政府的一系列富民的政策措施， 全市城乡居民收入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20002009年， 赤峰市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保持了一个高速的增长，2000 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4588 元，2009 年达到12670 元，增长了1.76 倍。赤峰农牧民收入2000 年1684 元，2009 年是4500 元，9 年间农牧民收入增长了1.67 倍。但是，从总数
5、上看，农牧民的人均收入还是比较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严重，从09 年的数据看，城镇居民的收入是农牧民人均收入的3 倍。（二）赤峰市城乡居民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还存在一定差距从全国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来看， 赤峰市人均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还存在一定的差距。2009 年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收入17175 元，内蒙古自治区达到15849 元，赤峰市城镇居民平均收入12670，和全国平均水平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平均水平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农牧民收入全国平均水平5153 元，内蒙4938 元，赤峰地区4500 元，也存在一定的差距。二、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并进一步扩大的原因有些学者认为，城乡收入差距之所以存在，并且呈
6、扩大之势是由于城乡产业特性即与农业、农民自身的特点分不开的。曾国安（2007）认为，在不考虑政府干预因素的情况下，分析了包括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农产品贸易条件的恶化等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自然因素。陈玉光（2011）认为，农业生产目前仍以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经营为主，不仅难以形成规模效应，而且也难以实现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农业生产具有天然的弱质性， 风险高，比较效益低。在经过几次农产品提价之后，国家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而使农民增收的空间已经很小， 农民想仅仅通过种田而发家致富是根本不可能的。一些学者认为长期以来政府采取的城市偏向政策导致了中国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王建成（2010）认为，为了实现
7、工业化的目标，政府实现了一系列向工业倾斜的政策，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以“剪刀差”的形式向工业提供原料，即从农业取得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原始积累。林毅夫、陈斌开（2010）在静态框架和动态框架中探讨了重工业优先发展对城市化、城乡工资差距的静态和长期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认为， 落后国家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会导致更低的城市化水平和更高的城乡工资差距； 落后的国家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降低资本积累率， 从而导致更慢的城市化进程和更持久的城乡工资差距。纪晴（2011）认为，长期以来我国的金融政策偏向工业和城市， 资金几乎都用于城市建设和发展， 银行对农村和农民的贷款水平维持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金融中介
8、扭曲贷款的城市化导向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崔静（2011）认为，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两者之间相互影响， 经济增长会促进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收入差距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促进经济增长。但只是短期效应；从长期看，若收入差距拉大的势头得不到抑制，就会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张东生（2009）的研究表明，在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状况日益恶化。尹志超和甘犁(2009)使用Heckman 样本选择模型进一步对中国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工资差异进行了研究。陈钊等(2009)则从劳动力市场的进入障碍角度说明了行业进入障碍是造成行业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周云波（2009）则认为，城市化引起全国居民
9、总体收入差距呈现倒U 型， 饶斌则以省际面板数据对我国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回归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城市化是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郭军华（2010）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了研究， 认为它们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 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取决于城乡收入差距本身的水平，而非简单地促进或者抑制。李秉坤、赵研博（2010）认为，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导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造成了农民研究与探索增收困难，收入水平提高较慢，促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郭国锋、刘孟晖（2007）认为，我国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的典型特征，传统部
10、门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陈宗胜通过建立二元经济模型，在理论上证明了，在二元经济结构中， 决定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是农业和非农业的二元对比、就业负担系数之比、两部门分配系数比和农村工业化水平。夏兴园、肖文海（2007）认为，我国经济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城乡市场分割， 形成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市场化程度低，功能不全，信息闭塞，农民参与市场的费用高等都维持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张英洪（2011）认为，现在我国城乡存在双重“二元结构”，有静态与动态两种形态。静态的二元结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基于农民与市民两种不同的户籍身份， 建立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两种权利不平等的制度体系，实行“城乡分治”。
11、动态的二元结构是基于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主要是农民工，但不只是农民工）两种不同的身份，以此建立城市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两种权利不平等的制度体系，实行“城市分治”，使外来人口处于“二等公民”的不平等地位。静态二元结构与动态二元结构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的双重二元结构。林毅夫等（2006）认为，农民工外出务工对于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减少城乡差距有很大意义。邓曲恒（2007）认为，户籍制度改革促成了大量的永久移民，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蔡昉（2007）认为在改革开放后至今不断放开户籍制度的背景下， 农村劳动力经历了向农村农业外其他部门、向乡镇企业和跨省流动的过程。陈永梅、肖志勇（2010）认为，二元户籍制度的
12、核心内容是把全国的人口划分为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两大主要户口类型并实行有差别的社会福利待遇政策； 把户口划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两大户口性质并对农转非实行严格控制。这种二元户籍制度主要是作为利益和资源分配的重要依据，然后才是统计人口，提供人口信息，证明身份。在二元户籍制度下，农民遭受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不平等， 农民不折不扣地沦落为二等公民。李堃（2010）认为，户籍制度改革无疑将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但在目前的经济水平下， 户籍制度附着着一系列社保福利政策， 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物而并非原因。孙文凯（2011）认为，当前我国户籍制度并不再像1984 年以前那样完全限制劳动力跨地区流动， 只
13、是不同户籍对应不同水平的社会福利， 目前的户籍制度改革没有对短期劳动力流动产生显著影响， 这意味着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在引导农民工流动方面的作用有限。张玮（2011）认为，城市居民享有更多的福利待遇， 是现行户籍制度安排的既得利益者。新生力量一旦大规模进入城市区域（比如外来人口的大量迁入），极易导致城市公共产品享用的短期拥挤现象，从而使原城市居民的特殊待遇不复存在。因此，他们倾向于反对户籍制度改革， 以维持既得利益。樊纲（2011）认为，中国人一出生就被户口制度区分为城市特权和农村贫困两类。户籍制度没有阻止农民工入城，但我们现在城里的户籍人口是贵族， 给他提供东西远远高于农民能够得到的东西，农民
14、工感到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因为他们的社会安全网还是由农村户口决定。陈钊、陆铭（2011）认为，由于存在户籍和土地制度对城市化和劳动力流动的制约，当前中国的城市规模总体来说不够大，不仅规模未达到最优水平，而且大城市数量也偏少。严重制约了城市化的进程。探讨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必须重视再分配政策，税收是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但我国目前税收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作用不显著， 相反税收有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陈卫东（2006）、赵桂芝（2006）和王亚芬等（2007）采用基尼系数等简单指标，发现2001 年及以前个人所得税没有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而之后才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彭海艳（2008）、王少国和李伟
15、（2009）采用收入来源基尼系数分解法，指出个人所得税制度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具有调节作用，但作用有限。张世伟和万相昱（2008）采用微观模拟模型，发现目前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实施没有起到明显降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效果。王志刚（2008）采用基于波动性的累进度指数，利用宏观数据计算税制的累进性。认为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累进性较弱。胡汉军和刘穷志（2009）利用最新中国家庭数据，运用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对中国居民收入不均等的财政政策效应进行了全面检验， 指出个人所得税政策工具对城镇居民收入不均等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陈锦文（2010）认为，税收对分配可以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可调节个人收入分配
16、的差距，防止贫富分化过分悬殊。但目前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情况并不乐观，高收入行业和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漏洞很大。富人大量逃税，不仅造成了国家税收的巨额损失，还使得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失效，富者更富，贫者更贫，导致了“逆向调节”的后果，贫富差距由此进一步拉大。李实(2011)认为，如果从收入分配公平性角度来考虑， 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应该是一种最大程度的收入不公。李智（2011）认为，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扩大了城乡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孙文基、李建强（2011）通过分析基尼系数、泰尔熵指数和城乡居民收入比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不确定。王一江（2010）认为，国民在医疗等方面的差距是决定中国收入差距的四个因素之一。何立新、佐藤宏（2008）利用城镇居民住户的调查数据发现， 总体上看中国城镇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了个人收入差距， 但这种缩小的作用相较以前在下降。华娇（2006）与胡宝娣、刘伟、刘新（2010）也认为，两者之间呈正向关系。刘长慧、李宇哲（2011）认为，市场机制的局限性、分配机制和社会保障的不完善导致了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