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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定稿于陆铭在联合国国际发展经济学研究院(UNU/WIDER)工作期间。作者感谢陶然(牛津大学和中国科学院)、万广华(UNU/WIDER)和封进(复旦大学)的讨论，文责自负。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的研究资助，以及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S)为建立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库提供的资助。陆铭 陈钊(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200433)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200433)内容提要：基于1987-2001年间省级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城市化对降低统计上的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作用。而地区间人口户籍转
2、换、经济开放、非国有化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都是拉开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也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持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与地方政府实施的带有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有关。关键词：城市化 经济政策 城乡收入差距 面板数据一、引言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漠视收入不平等问题，其结果可能就是使国家走向象拉美国家那样的社会动荡，反过来又会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从统计上来看，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范围内收入不均等状况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很多文献指出，如此巨大的收入差距与中国地区间和城乡间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有关(World Bank, 1997; Yao and Zhu,
3、1998; Khan and Riskin, 1998; 赵人伟等，1999；Yang, 1999; Kanbur and Zhang, 1999; 李实，2003)，而收入差距分解的结果显示，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本身就与中国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有关(Tsui, 1993; Hussain, et al., 1994; Kanbur and Zhang, 1999)。近年来，很多文献研究了中国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及其影响因素，相比之下，城乡收入差距的决定因素并没有被充分地加以研究。由于中国大量的贫困人口集中在农村地区(卡恩，1999)，因此研究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也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缓解
4、中国的贫困人口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图1：中国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1987-2001)注：(1)数据来源见本文的附录。(2)图中横坐标为年份，纵坐标为城乡实际收入比。(3)图中没有包括重庆和西藏，code表示地区代码，依次为1北京、2天津、3河北、4山西、5内蒙古、6辽宁、7吉林、8黑龙江、9上海、10江苏、11浙江、12安徽、13福建、14江西、15山东、16河南、17湖北、18湖南、19广东、20广西、21海南、23四川、24贵州、25云南、27陕西、28甘肃、29青海、30宁夏、31新疆。从趋势上来看，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总体上在1984年降到了最低点，这主要得益于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
5、之后，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直到1995年政府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时，城乡收入差距才有所缩小。但1997年以后，随着农产品收购价格的下降，城乡收入差距又进一步扩大(参见图1)。到2000年，城乡实际人均收入比率已经达到2.46，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的医疗补贴、教育补贴等因素，城乡收入差距将更大(李实，2003)。Yang (1996)、Ye (1996)、Xue (1997)、Yang (1999)和Kanbur and Zhang (1999)也分别报告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如此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是在什么因素的影响下产生和变化的呢？早期的研究简单地将其归结为经济增长的特定阶段、城乡二元分
6、割(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1994)和城乡比较生产力差别(蔡继明，1998)等原因。李实(2003)认为如下几个方面是不容忽视的：第一，政府对农副产品价格的控制；第二，农村居民承受了不合理的税费负担；第三，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封闭；第四，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歧视性。虽然上述几个方面的因素是易于理解的，但是在实证上却很难分离每一种因素的影响究竟有多大。由于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很多的政策因素都可能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因素，因此，这就使得在实证上分离各种政策因素的影响成为一项有意义的工作。近年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获得了很大的进展。魏尚进等(Wei and Wu,
7、 2001)用中国100个左右的城市数据考察了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并认为经济的开放并不象人们从总体数据上所感受到的那样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恰恰相反，数据显示开放是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但是，他们的研究所控制的变量太少，而中国不同的城市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等各方面的差异性是非常大的，这就使得其所得到的结论的可靠性下降了。陆丁(Lu, 2002)使用城乡人均消费比来度量收入差距，并且发现：(1)城乡消费差距在1990年代有扩大的趋势，但在1990年代的后半期，这一扩大趋势有所减缓；(2)更高的人均GDP水平意味着较低的城乡消费差距，而且这一关系在1990年代有所加强，这隐含
8、着大多数省份都已经度过了库兹涅茨曲线的第一部分；(3)部门间的劳动力流动所获得的潜在收益越大，则城乡消费差距越大，这隐含着限制劳动力的城乡流动是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4)地方治理的效率(以人均消费/人均GDP之比的变化率为代理变量)与城乡消费差距及其变化都是显著负相关的。此外，劳动力市场的扭曲被认为是形成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李实、魏众(1999)和李实(1999)的实证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向外流动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一方面，外出劳动力打工的收入部分被汇回了老家，另一方面，劳动外出打工减少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提高了其他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Shi, Sicular and Zhao
9、 (2002)运用9个省的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考察了城乡收入差距，将不能得到解释的城乡收入差距的42%和小时收入的48%归结为劳动力市场扭曲的作用。Shi (2002)用同样的数据进一步控制了户籍制度的影响，并且发现户籍制度可以直接解释28%的城乡收入差距，而剩余的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影响则只能由未观察到的因素去解释。最近，章奇等(2004)的一篇未发表的工作论文发现，由于中国的金融发展过程是带有城市倾向的，因此金融发展(以信贷规模在GDP中的比重为指标)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作者还发现在1978-1998年间经济的开放(FDI在GDP中的比重和出口贸易额在GDP中的比重)将增大城乡收入差距，而出口贸
10、易额在GDP中的比重在1980年代末以后则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作者同时还验证了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本文与章奇等人一样使用省级面板数据对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进行了研究，但有两点不同：第一，由于1986年前中国省级进出口和FDI的统计非常不完全，我们放弃了这一时间段的数据，但增加了1999-2001年间的数据；第二，本文关注的焦点是城市化和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的影响，与章奇等人相比，我们更多地考虑了政府经济政策，特别是非国有化和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在本文之前，虽然有一些文献注意到了城市化和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蔡继明，1998;
11、Yang, 1999; Chen, 2002)，但都并没有相应的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我们讨论中国的城市化过程，说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对统计上的城乡收入差距有着力量相反的两方面作用。第三节进一步讨论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可能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若干政策因素。第四节是我们的实证研究结果。最后是本文的结论及政策含义。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及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一般来说，一国的城市化水平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的，但是，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却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2002年，中国第二、三产业所占有的GDP比重已经分别达到了51.1%和33.5%，而同时期第二、三产业的就业比
12、重仅为21.4%和28.6%，城镇人口比重仅为39.09%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从横向的比较来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不仅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落后于尼日利亚等落后国家。从纵向的发展来看，尽管中国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在改革开放以后取得了快速的提高，但在大多数省份，城市化水平仍然很低。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是与中国政府长期以来所实行的“城乡二元”的经济政策有关的。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中国形成了社会经济的“城乡二元结构”，这一制度的实施是与中国的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相配合的。在赶超型战略下，经济资源向城市重化工业集中，而农产品的价格则被
13、人为地压低了，同时，工业部门又由于使用了资本倾向的技术，因此限制了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于是，以户籍制度为基本制度的管理体制就限制了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和迁移，为重化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传统体制下形成的城乡二元分割局面仍然得以维持。特别是在就业方面，一些大中城市为了保证城市居民就业，直接动用行政手段限制农民进入城市较好的行业和工种。同时，一些经济手段也被用来加大城乡间劳动力流动的成本，雇用外来劳动力的企业被要求交纳一定的管理费，农民工在城市里还受到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和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歧视性待遇。这种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大大地限制了中国城乡间和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蔡昉等，200
14、1)。由于现行的户籍制度限制，农村来的打工者不能拥有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权利，这就大大地增加了外出打工的收入的不确定性。同时由于城市住房费用非常高，这就阻止了农村外出打工者的家属整体迁移。此外，农村的外出打工者一方面不为城里人所认同，另一方面因无法携家属同往而无法得到亲人的安慰和尽照顾家庭的义务，因此他们在城市里面临极高的心理调整成本。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外出打工者多数都希望将来回到家乡，也解释了为什么本地非农产业就业机会大家都想争，而受过较好教育的人们更倾向于留在本地非农产业就业，而不是外出(赵耀辉，1997; 1999a; 1999b)。所以，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进程完全是由城
15、乡分割的管理体制所造成的。那么，在这样一个由政策因素造成的城乡二元分割的发展中经济里，城市化的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有什么影响？首先，城市化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言可能有积极作用。在这个二元经济中，只要存在着城乡期望收入的差距，就会引起劳动力的流动(Todaro, 1969)，而劳动力的流动则会通过要素报酬的均等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一方面，城市劳动供给的增加将加大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竞争，降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将减少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数量，提高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和农民的收入水平。但是，由于存在着一些特殊性，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可能对统计上的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从
16、改革以来，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的渠道主要有以下几种，而每一种渠道都意味着农村居民中较为富裕的居民有更大的可能性转为城镇居民。(1)通过户籍的买卖 如上海曾经实行的“蓝印户口”制度和其他一些地区实行的户口“准入”制度。“农转非”，在经济上比较富裕的农村居民更加有实力通过经济的手段获得城镇居民身份。(2)城市化过程中，征地农民转为城镇居民，显然，越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城市化进程越快。同时，在征地过程中，土地转为非农业用地，尽管一部分农村居民同时被转为城镇居民，但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并没有获得更多的土地，因此，农业生产中的剩余劳动力也并没有减少，留在农村的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也不能获得提高。(3)农村居民的孩子通过上大学，然后在城镇就业获得城镇居民身份，一般来说，相对富裕的农村地区和相对富裕的农村家庭有更好的条件供孩子读书。(4)通过在城镇地区的就业或与城镇居民的婚姻然后就业获得城镇居民身份，并不是每个在城镇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