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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要：在中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市场管理的重要部门，本文将以工商所为研究对象，从一个侧面认识1949年至今国家政权的历史和现状、把握中国国家政权体系演变的脉搏，探讨国家在市场管理领域社会控制目标的实现，将建国以来国家基础权力的变迁途径通过统治者的努力、财政供给和路径依赖三个要素进行呈现，并探讨国家基础权力同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展开。关键字：国家 权力 工商一、研究对象和意义本文将以处于国家与社会最直接交界地带的工商所为研究对象，从一个侧面认识1949年至今国家政权的历史和现状、把握中国国家政权体系演变的脉搏，探讨国家在市场管理领域社会控制目标的实现。在中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市场管理的重要部门，通
2、过领取营业执照，经营者获得法人资格和营业资格，成为合法的市场主体。由于中国的工商登记体系由计划经济时期演变而来，这使得中国的工商登记除了法人资格还承担了更多的社会控制职能。工商所本身就是国家为了实现市场管理的目标推动政权建设的产物。到90年代后，工商所职能逐步转变，通过管办分离等方式，逐步从主管机构转变为行政执法机构。总的来说，不管是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市场经济时期，国家市场管理领域的基础权力是通过基层工商所得以实现的，通过对工商所的研究虽然难以勾勒出建国以来国家基础权力演变的全貌，但是希望能够通过分析经行一些有益的思考，勾勒出影响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因素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二、建国以来国家基础
3、权力的演变图景从工商所的角度来看，中国政府力图延伸其社会控制的触角推动了国家社会控制能力和代理人监控能力的发展，由此推动国家权力的发展。国家市场管理的触角在统治者不断试图控制公有制以外的社会经济空间的过程中延伸，以实现国家权力向社会的渗透。50年代初期，为了管理庞大而分散的摊贩，国家对于摊贩进行了整理，并推动了各地摊贩联合会等个体户自治组织的产生；50年代中期，为了控制重新开放的自由市场，国家建立了庞大的基层市场管理网络；60年代初，为了控制新生的小商贩经济，国家建立并完善了市场管理所和工商行政管理所，80年代初，个私经济的发展也使得国家推动了工商所机构编制的增加；90年代，工商所经费体制改革
4、和工商所制度建设得到推行，为将工商所建设成基层市场管理和行政执法机构奠定了基础。在关于工商所演变的研究中，从国家建设的视角出发，统治者国家建设的努力、国家建设中面对的财政供给问题以及路径依赖是影响国家基础权力演变的三个重要因素。三、统治者的努力对国家基础权力的作用统治者国家建设的努力是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基本推动力量，不能将阻碍国家基础权力的因素完全归结于权威主义体制，而忽略了统治者在国家建设中扮演的作用。从建国至1978年，统治者为了解决如何供给不断向基层延伸的国家机构问题，不得不采取群众路线和政治运动，通过建立摊贩联合会等群众自治组织，促进国家对市场控制的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经费不足
5、的问题，但由于群众自治组织自收自支的开始，市场乱收费的逐利导向路径依赖已经开始显现。而1978年后基层市场管理机构的膨胀由于没有经费保障，国家不得不沿用原有路径，允许原有的市场管理费和罚没收入作为工商所经费的来源，且较之改革开放之前更为泛滥，由此造成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工商所至今财政保障始终难以理顺，体制难以稳定。必须强调的是，与1978年之前相比，统治者国家建设的改革使国家基础权力是得到加强的。这从历次工商机构改革中可见端倪，但是根本问题仍难以得到解决。虽然中国政府不断试图延伸其社会控制的触角，从而推动了国家政权建设，成为了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我们也看到统治者推动国家建设的局限性。在工
6、商所改革过程中，国家内部各种利益的纠缠是实现工商所改革的阻碍力量，地方政府、财政部门和工商部门本身对于收入和利益的追求，阻碍了工商所的理性化建设。虽然在工商所市场监管等方面的调整式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往往为各种利益的追逐所规避。在这种情况下，工商所的逐利导向难以彻底改变，当工商部门以预算收入目标代替了市场监管目标时，国家难以依靠工商所来实现其市场监管的目标，从而阻碍了国家基础权力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统治者国家建设的努力在相当长时期内都是中国国家基础权力演变的推动力量，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统治者自上而下国家建设努力的局限性。而工商所自身职能和经费体制改革中
7、所面对的各种利益纠葛恰恰说明社会需要在国家基础权力发展过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四、财政供给对与国家基础权力的作用在国家政权下延过程中，财政供给的不足影响了统治者实现其社会控制目标的方式，影响了统治者国家政权建立过程中所塑造的行政体系的运行基础，影响了统治者社会控制和代理人监控能力，从而最终影响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统治者国家建设中所面对的经费难题是限制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使得国家不得不求诉于市场管理群众路线来实现国家市场控制的目标。进而，财政供给问题还影响了统治者所塑造的行政体系的制度框架，影响了行政体系的运行基础。基层市场管理机构建立之初，国家也规定了工商所从市场管理的收入中开支，
8、而不是完全依靠财政支付的稳定薪水。由此，在统治者推动国家政权向基层延伸、以求进一步实现其社会控制目标的过程中，财政经费的不足不仅阻碍了五六十年代国家市场管理机构的下延，工商所吃杂粮的经费体制还激化了逐利导向，带来了严重的代理人问题，从而阻碍了国家市场管理目标的实现。由于财政经费缺乏，全国在1949年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得不依靠摊贩组织和基层市场管理网络来管理市场。直到60年代初，才逐步建立起基层市场管理机构，而且，还没有能够为它提供稳定的财政经费保障，而规定它从市场管理相关收入中开支，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政策在治理基层市管机构乱收费和工商所经费保障中徘徊。80年代后，国家逐步改革这种自给自足
9、的经费体制而确立了工商所吃杂粮的经费体制，即部分经费由财政供给，部分从两费和罚没收入返还中开支。之后虽有多次改革，但除了上海外全国的经费保障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仍然存在收支挂钩现象。这就使得工商所以追求“两费”和罚没收入为主要工作。在经费管理不严格以及处罚程序不规范的情况下，工商所自身的职能造成其协管员数量膨胀，乱收费和乱罚款滋生，国家市场管理的目标遭到扭曲。五、路径依赖对国家基础权力的作用影响国家基础权力演变的因素不仅仅是统治者的努力和财政经费的不足，权力发展的路径依赖使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常常背离统治者国家建设的初衷，造成统治者国家建设的困境。具体而言，财政经费的不足是工商所自给自足或者吃“杂
10、粮”经费体制的根源，这种经费体制在使国家政权向基层延伸时成为可能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代理监控问题，侵蚀了国家基础权力的发展。然而，在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当统治者试图改革这种经费体制，以促进国家权力发展时，它又遇到了除财政经费不足以外的新阻力。在这种路径依赖中，如果我们将这种经费体制的产生和发展从其演变的轨迹中割裂出来，就难以完整的理解影响工商所经费体制改革的因素，难以把握国家基础权力在1949年后的演变和影响因素。一方面，影响国家基础权力的因素不仅仅在于财政经费的不足，因为随着工商所吃杂粮经费体制的确立，其衍生的各种问题使得经费不足不再是改革的唯一阻碍。统治者经费体制改革过程中面对的预算外资金
11、和罚没收入的管理问题、地方政府和财政部门对财政收入和部门预算外经费的追求，以及对工商所履行市场管理职责的监控难题构成了统治者改革的阻力，并引导了统治者改革的轨迹。此外，这种路径依赖还使得我们将国家基础权力演变中统治者和国家代理人扮演的角色相结合。一方面，我们看到统治者对于国家基础权力的塑造作用，国家代理人的逐利导向并非完全是统治者监控失控的产物，相反，是统治者创设的制度框架或者激励机制的产物。统治者国家建设的努力是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推动力量，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看到国家代理人对于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影响。统治者并非能够操控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轨迹，工商所的逐利导向并非是统治者所意欲，也并非追求财政
12、收入和实现市场目标管理的政策冲突。统治者难以根本上改变工商所的经费体制是它难以解决对于国家代理人的若干监控问题的结果，其建设国家的过程不得不面对国家代理人的阻力。此外，同样重要的是，这种路径依赖提醒我们，现有的体制遗产对于今后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将会发生重要的影响。东欧国家的实践证明，原社会主义的体制遗产会严重影响国家在东欧剧变后国家推行结构转型、经济发展、社会平等和其他社会目标的实现。虽然这些国家采取了许多与西方国家十分相似的财政改革，然而，对于选举的考量、利益集团的争夺、政策遗产以及政治制度都限制了这些改革。因此，如何逐步地推动政府财政体制和政治改革并行，如何克服改革的多重阻力，对于今后国家
13、基础权力的演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六、国家基础权力同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展开虽然中国的共产体制因素并非是影响统治者国家建设的根本因素，然而，这种研究视角反过来却更加凸显了包括市场管理群众路线、政治运动、教育训导等在内的社会控制和代理人监控方式的独特性。在西方国家形成的过程中，统治者关注的焦点在于税收机构的官僚化、理性化及其渗透到社会的过程。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研究中，能否构造一个能够执行经济政策，提供社会服务和维持公共秩序的国家基础被认为是第三世界国家最主要的任务和挑战。以规则为核心的监管被认为可以取代或战争、税收和财政支出这三大国家功能，对于急需构造一个能有效地履行公共职能政府的
14、第三世界国家，讨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理应成为影响第三世界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核心问题。市民社会的发展可以产生一种国家与社会的互相增权，市民社会力量的成长可以推动国家的强大。并且，这种强大不是国家绝断能力的增强，而是国家基础权力的增强。在对工商所的研究中可以发现，随着建国以后市场管理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这种改变不仅体现在市民社会是否发育成长上，还体现在国家日益丧失对社会的操纵能力上。从建国初期的摊贩组织体系拥有极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到今天工商局职能的转变和个私协的名存实亡，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此消彼长。同时，在国家和社会的互动中，国家社会控制能力和代
15、理人监控能力的现实面貌使得国家扮演了多重角色：它并非只是对于社会压制而不回应的级权国家，也不是完全履行经济监管职能的自由市场国家。在双方关系的展开过程中，国家有时是无视社会压力的专制者，有时是执行市场管理的监管者，有时是暴利导向的掠夺者。并且，国家及其代理人对社会的控制能力的状况为社会反过来影响工商所的行为腾出了空间，社会的不同行动者通过逃避、暴力、法律、关系、投诉、举报等方式来影响国家实现对市场控制的目标，从而使国家和社会共同塑造了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过程。参考文献：1 黄冬娅：转变中的工商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2 张牢生：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决定权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4年3 刘春：权力读本如何认识和运用权力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12年4 杨光斌：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国家权力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4年5 （美）杰克曼：民族国家的政治能力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