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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府行为与产业结构失衡基于转型期区域差异视角的揭示靳涛/陈栋【专题名称】国民经济管理【专 题 号】F10【复印期号】2015年03期【原文出处】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4年6期第1626页【英文标题】The Government Behavior and the Imbalanc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vestig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Difference【作者简介】靳涛，陈栋，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福建厦门361005【内容提要】中国产业结构失衡在某种程度上与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模式有关，但到
2、底如何影响并在地域上又有何差异，这非常值得深入探讨。地方政府行为对于产业结构协调度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直接效应，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直接干预地方经济的效果；二是间接效应，地方政府通过对国有经济的影响进一步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揭示了这两种效应的表现形式及地域差异。政府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政策应该根据不同地区有所区别。【关 键 词】政府行为/产业结构/失衡/区域差异/工业化阶段一、问题的提出与争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被国外经济学界誉为经济增长的奇迹，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变动问题也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不可否认
3、，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中国经济的转型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中国一直以来强政府、弱社会的发展模式也决定了中国的产业发展根植于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发展模式。就目前来看，中国产业结构并不合理，且产业结构调整也困难重重，这内在的缘由是什么?政府行为与产业结构失衡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如何关联?区域之间又是否存在差异?目前我们如何通过政府改革来带动中国产业的调结构、促发展?这些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就目前研究来看，国内学者大都是基于传统的产业结构理论论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关注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变动影响的学术研究则较少，其中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包括：汪德华等(2007)通过对跨国横截面数据的
4、实证研究，论证了政府支出规模和政府投资规模对于产业结构中服务业比重的负向影响，从而提出了中国服务业比重过低的原因；郭小东等(2009)从政府支出规模、生产要素积累的角度构建了理论模型，利用2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证明了政府支出规模通过改变要素的积累和作用方式分别对三次产业产生不同的影响；郭杰(2004)分析了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与政府的支出政策，并通过简单的回归分析论证了政府财政支出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度与方式；王燕武等(2009)根据中国省际工业产业结构相似系数的变动情况，揭示了地方政府行为与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之间的关系，并指出其根源来自于由GDP增长等绝对绩效指标
5、带来的晋升激励扭曲；张宏霞(2010)对中国的地方政府投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表明了公共投资对于三次产业的产值均具有长期的正向均衡关系，其中对于第二产业的促进作用最大，第三产业次之，而第一产业最弱。我们认为，这些研究成果存在以下不足之处：首先，在论证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时，多是从整体宏观的角度把握全国的产业结构变动情况，而没有详细讨论区域之间的产业结构是否存在具体差异，也没有讨论政府行为对各区域的产业结构的影响有何不同；其次，结论大多是关于政府行为分别对于产业结构中三大产业的影响方式，却很少给出政府行为对于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影响。本文对产业结构失衡这一问题进行量化，进而探讨政
6、府行为对它的作用方式。二、产业结构失衡与政府主导行为的内在逻辑探索配第克拉克定理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就业人口会逐步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进而向第三产业转移。产业结构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变化，即第一产业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比重先上升，后保持稳定，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比重则是先略微下降，后基本平稳，再持续上升。美国的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该理论的基础上，从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入手，对伴随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化作了开拓性的跨国比较研究并在实证上作了验证。在此基础上，许多国外经济学家基于上百个国家的实证案例，得出了经济发展阶段和工业化发展阶段的经验依据，进而得出了“标准结构”，其
7、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钱纳里和赛尔奎，他们将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为前工业化、工业化实现和后工业化三个阶段，其中工业化实现阶段又分为初期、中期、后期三个时期，其判断依据主要有人均收入水平、三次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市化水平等标准(冯飞等，2012)。冯飞等(2012)根据此标准进行的研究表明：基于人均GDP衡量，中国已处于工业化后期，但根据购买力平价得到的人均GDP高估了工业化的发展水平；从产业结构角度来看，我国已处于工业化后期的起步阶段；从就业结构来看，我国只是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从城市化进程来看，中国只是刚迈入工业化中期的门槛。综合上述结论可认为，中国的工业化总体处于中期阶段，并处于正向后期阶段过渡
8、的关口，而日本和韩国实现该过渡的时间点分别是1973年和1995年。这一工业化发展的变化意味着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将由中期阶段的主要依靠资本投入以及廉价劳动力(第一次人口红利)转换到工业化后期、后工业化时期的依靠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上来。这些关于工业化阶段的划分只是根据经验进行分析、量化，既没有对我国区域间的产业结构差异进行分析，也没有将政府行为与工业化发展的内在逻辑揭示出来。日本著名的新制度经济学家青木昌彦(Aoki，2011)在国际经济学会(IEA)第十六届国际会议上提出，以中、日、韩为典型代表的东亚国家可将其经济发展阶段分为以下五大阶段：M(马尔萨斯式的)阶段、G(政府主导型的)阶段、K(库
9、兹涅茨式的)阶段、H(基于人力资本的)阶段以及PD(后人口红利)阶段。尽管这几个经济体在近现代的发展中各阶段的初始条件、持续期间以及相对应的制度形式都不尽相同，但根据其人均GDP值及影响因素的共同特征可作如此分类。青木昌彦(Aoki，2011)将新中国成立后至1977年阶段分为G阶段，19781989年分为K阶段，而19902008年则为K和H的混合阶段。需要说明的是G阶段指的是政府主导建立国家工业化体系阶段，主要标志为适度的人均GDP增长和适度的就业结构转变；K阶段则是Kuznets(1957)所提出的，在该阶段随着就业率的增高以及就业结构的优化(一产到二、三产)带来的第一次人口红利为中国的
10、地方经济发展带来强劲的动力，体现为快速的人均GDP增长；而H阶段指的是当第一次人口红利大幅减少时，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使得人口逐渐老龄化的经济体发掘出第二次人口红利(蔡昉，2010)，实现从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到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其特征表现为不高的就业率和就业、二、三产业间结构的变化、高涨的I部门人均劳工产出变化以及中高度的人均GDP增长。该理论的提出既与传统的产业结构理论一脉相承，又有所突破。对于东亚国家经济发展所划分的五大阶段中，K阶段和H阶段关于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与工业化中期和工业化后期、后工业化阶段中的机制是相一致的，时间段的划分也与前文提到的关于中、日、韩工
11、业化进阶的过渡时间点的判断基本吻合。此外，该理论还清晰地刻画了典型的东亚国家所特有的经济发展路径：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具有权威主义(王永钦、张晏等，2007)、集体主义、亲缘关系主导型的制度特征。受这种制度特征的影响，典型的东亚国家在各发展阶段都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即政府行为往往主导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并且在不同的阶段通过影响不同的要素来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蔡昉(2011)提出，上述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揭示出每一个阶段向下一阶段的转变都意味着一个跨越，如果该跨越具有巨大的难度则会导致一些经济体无法突破，这一现象在统计上显著并且蕴含有足够的理论和政策意义的话，则从逻辑上来说，一些“陷阱”概念譬如“马尔
12、萨斯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就完全可以成立。这给予了我们启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产业结构的畸形、扭曲甚至失衡往往会成为经济继续发展、跨越的桎梏，使得经济体在“陷阱”中泥足深陷，而只有内在地把握了政府行为与产业结构失衡的内在联系，才能够推动政府制度改革，适时转换经济增长动力机制，避免被“中等收入陷阱”锁定(张德荣，2013)。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省级面板数据来看，中国区域间的产业结构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以江苏、浙江、广东为首的东部沿海省市大部分进入了工业化后期，而北京、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开始出现郊区化和逆城市化现象；中部省份如两湖、安徽、江西等处于工业
13、化中到后期的过渡阶段；而西部省份则参差不齐，如新疆、青海等偏远地区刚迈入工业化中期，而四川、重庆等省份处于中期向后期的转换阶段。我们发现，除了北京、上海两地由于其政治、经济的特殊性导致第三产业略高于第二产业外，东部其余省份并没有呈现典型的工业化后期中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发展、第三产业发展逐渐赶超第二产业的现象，而是与中部绝大部分省份以及西部的内蒙古、四川、重庆等省份一般，产业结构呈现第一产业比例逐渐下降，第二产业以大于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逐渐上升的趋势。究其原因，这正是由于在以GDP增长为目标的晋升锦标赛模式(周黎安，2007)下，中国地方政府对于发展地方经济具有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激励，在目前的财
14、税体制下，主导地方经济发展制造业对于地方政府扩大财力、提高地方政绩具有更加明显的好处，地方政府对发展第二产业的热情普遍远超过第三产业。毫无疑问，这一分权化改革视角下的制度特征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激励作用(张军，2007)。这会给未来的经济发展带来不良的后果，由于地方政府过度地追求GDP增长，积极发展第二产业的同时也忽略了第三产业天然的劳动力吸纳能力以及其提高第二产业效率、工业附加值的强大反哺能力。当制造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第三产业必会暴露出其不足之处，特别是对于已经达到工业化后期的东部地区，这种现象会阻碍其产业升级，使得经济发展难以跨越至下一阶段，这是一种短视的行为。基于上面分析我
15、们认为，作为具有典型的东亚发展模式的国家，基于路径依赖的中国政府行为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会更强和更持续。我们可以得出假说1：作为强政府主导发展经济的大国，中国政府主导模式的影响力更为深远和长久，若不从体制内部进行变革，在这种模式下想要转变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实现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突破将更为困难，这是因为来自各级政府和利益集团的阻力会更大。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增长也表明，中国政府主导下经济发展模式在中国经济起飞和发展的30多年中是符合中国国情和现实的。但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的大国，其经济发展区域差异也十分显著，各个地区发展阶段不尽相同，各地区产业发展阶段也大相径庭。基于中国前30多年的
16、经验，我们可以判断，处于工业化后期以前的中西部广大地区，政府主导增长模式在当今和以后的一定时期仍是有效和可靠的。我们可以得出假说2：政府行为在社会经济和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是有差异的，在经济起步和发展阶段政府主导行为对产业发展更为有效，而在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的后期政府主导模式的效率会大打折扣。这主要是因为后工业化阶段消费和产品的差异化更明显，创新和服务正成为社会发展的主需求，此时，更能体现变化和创新需求的市场引导更为有效，而政府主导模式下的大投资、大生产阶段已不符合时代的发展，此时，政府主导模式让位于市场主导模式则是必然。因此，结合对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判断，我们得到初步的论断：目前东部地区的政府行为会促使产业结构逐渐出现失衡现象，地方政府应该适时进行制度改革以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中西部地区鉴于仍处于工业化实现阶段的前、中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