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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郭店楚简与战国早期儒学近百余年来，每有考古新发现，总必然会引发出学术界突破性的进展，从而推进了人们认识本国历史和本民族思想文化真象的进程。如果说 19 世纪末、20世纪初殷墟及甲骨片的发现，曾激起几代学者考研中国古史的热情，以至于今则已取得了难以计数的成果；那末，近年郭店楚墓战国竹简的公布，则引出海内外学术界“重写先秦思想史”的呼声，数年间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亦已为不少。本文在前贤时修研究基础上，着重论析郭店楚简与战国早期儒学的关系，管蠡之见，就教方家。一、郭店楚简与早期儒学顾炎武曾指出，周贞定王二年（公元前 467 年）至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 年） ，凡一百三十三年间， “史文阙轶，
2、考古者为之茫昧。 ”（1）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史文阙轶”的情况？孟子曾说：“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 ”（2）就是说，一些对诸侯不利的典籍被人为地、有意地毁掉了。这可能是历史上曾存过的真实情况，只要看看后来秦廷的“焚书”就不难想见了。但除此之外，造成“史文阙秩”可能还有列的原因。但无论如何， “史文阙轶”毕竟为治史者带来了重大问题。譬如，顾氏指出的时代，正是好之后七十子及其后学的时代。正因为“皆去其籍” 、 “史文阙轶” ，以至于韩非子显学所说“儒分为八，墨离为三”等先秦思想史的具体情形，长期以来不甚了了，学者所知甚少。1973 年 10 月，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的一座战国时期的楚国贵族基葬
3、（考古学界命名为郭店一号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经过古文字专家的整理识读，楚简图版及释文已于 1998 年 5 月由文物出版社版发行，书名定为郭店楚墓竹简 。郭店一号墓的下葬时间，考古学界初步确定为公元前 350 一前 300 年，墓中的文献成书年代当早于墓葬时间，而这正是顾炎武所说的“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的时期，这批文献的出土正好可以补某些“阙轶” ，郭店楚墓竹简计有道家著作两种四篇，即老子三篇、 太一生水一篇；儒家著作（简称“儒简” ）十一种十四篇，即缁衣 、 鲁穆公问子思 、穷达以时 、 五行 、 唐虞之道 、 忠信之道 、 成之闻之 、 尊道义 、 性自命出 、 六德和语丛四篇。这
4、些文献虽未给我们确鑿的材料使我们得到所期待的确定的结论，但至少就“儒简”而言，确可为进一步深入了解孔子殁后，七十子之徒及其后学，亦即孔子至孟子之间儒学的一些真况提供些蛛丝马迹，为日后写出一部更为详实的先秦儒学史提供了必要条件。（一）战国早期儒学的分派。韩非子所谓孔子死后“儒分为八” ，其说语焉不详。以今考之，孔子的学生中学问成就最高，从而成为大宗师者有三人：一为子游，一为子夏，一为曾子。兹结合“儒简”略述于下：关于子游一系。 礼记礼运所述孔子的“大同” 、 “小康”之说系子游所记。在孔门中，子游所传理想最为高远，议论亦最为深闳，所谓“贤者识其大，2不贤者识其小” ，子游堪称孔门之大贤。子游、子
5、思、孟子，一脉相承，这系儒者秉承孔子“天下为公”的思想，主张“君宜公举” 、 “民可废君” 。在早期儒家中，此派最具人民性、主体性，抗议精神也最强，是早期儒家的嫡系和中坚。“儒简”多是子思一系所作，其中， 唐虞之道歌颂尧、舜“禅让”的盛德，性自命出则录有子游的一段遗文。子思、孟子出于子游，此点荀子非十二子早已言之，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子游、子思、孟子乃为一派。宋儒朱熹等为建构“道统”而虚构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统”系谱，此说不足信据，唐有为已正确指出：“著礼运者，子游。子思出于子游，非出于曾子。颜子之外，子游第一。 ”（3） “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有史记可据。子思受业曾子，无可据。子思作中
6、庸 ，精深博大，非曾子可比。惟孟子确传子思之学。子思高出于曾子。 ”（4）无论是政治思想、还是学术取向均与康氏相异趣的章太炎亦辨子思未曾师事曾子，说：“宋人远迹子思之学，上隶曾参。寻制言 、 天圆诸篇，于子思所论述殊矣。 檀弓篇记曾子呼伋，古者言质，长老呼后生则斥其名，微生亩亦呼孔子曰丘，非师弟子之征也。 檀弓复记子思所述，郑君曰：为曾子言难继，以礼抑之。足明其非弟子也。 ”（5）关于子夏一系。子游、子夏，在孔门中均以通晓文献典籍著称，但子游教育学生颇重“上达”功夫，而子夏教育学生则以“下学”之功为重。子夏一派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原典的传承和研习有很大贡献。后来的荀子除继承子弓一系外，对子夏
7、一系的学说也有所继承，成为传经之儒。汉以后儒家经学的发展，主要是这一派的推动。这系儒者比较注意与统治者的合作，因而较少思孟之儒那样的批判和抗议精神。康有为说：“传经之学，子夏为多。 ”（6） “传经之功，荀子为多。 ”（7） “孟子之后无传经，二千年学者，皆荀子之学也。 ”（8）关于曾子一系。此派儒者主要有曾参及其子申（在礼记中，曾申有时亦被称为曾子）及参之弟子乐正子春等。这派儒者重孝道之践履，其基点落左家庭父子关系上。他们所讲的“孝道”是广义的，如曾参认为居处不庄、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战阵无勇，甚至不以时伐山林、杀禽兽等，都会绘父母带来恶名，皆不可谓孝。这一派也讲阴阳问题，可能是儒
8、家最早重视阴阳问题的学派。康有为论语注谓：曾子之学守约，治身笃谨，然其弟子宗旨学识狭隘。但他又说：“曾子得成就为游大派，结弘毅之功，力宣饲孔道为己任也。曾子盖能行而后言者，虽守约，亦可法矣。 ”“儒简”中， 尊德义有孔子语而未称引引孔子：“德之流，速乎置邮而传命” ，此在孟子公孙丑上则明确称引孔子。其所以有孔子语而未称引孔子，有学者认为此篇乃孔子自作，此说确否？备考。同理， 穷达时命中有一段话亦未说明是何人所说，而荀子宥坐 、 韩诗外传均称为“孔子曰” ，认为是孔子所言。 性自命出中有“喜斯陶，陶斯奋，奋斯咏，咏斯犹，犹斯舞。舞，喜之终也。愠斯忧，忧斯戚，戚斯叹，叹斯舞，舞斯踊。踊，愠之终也。
9、”这段话亦见之于礼记檀弓下 ，称子游所说（北宋刘敞疑其中有阙文） 。此外， 鲁穆公问子思 、 缁衣 、 五行等篇则显当与子思有关。 荀子非十二子已隐言子思之学由子游而上溯孔子，这乃是当时儒者较为普遍的看法。而孔子、子游、子思的思想作品同存于这批楚简中，是否可以说明这批“儒简”主要是子游、子思一派的作品呢？倘若于此可得肯定性结论，则“儒简”的问世为我3们比较真实地了解子游以至思孟之儒的全貌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二）早期儒学的经典。儒家原典为“六经” 。关于“六经”一词的最早出处，人们常常举出两条材料：一是庄子天运记好对老聃之言：“丘治诗 、 书 、 礼 、 乐 、易 、 春秋六经以为文。 ”二
10、是礼记经解依次论列诗 、 书 、 礼 、乐 、 春秋的教化功能，虽未径称这六部书为“经” ，然既以“经解”名篇，则亿洂以此六书为“六经”了。这两条材料，一则明言“六经” 、一则隐言“六经” ，但学者于此总未能安，原因在于对庄子天运和礼记经解的年代问题不能作出确切考订。 庄子 “寓言十九” ，其说未必可信，且书中各篇亦未必其自著， 天运篇或系晚出（9） ，故而“六经”之称自然也就不一定出于庄子了（10） 。不过，这并不足以证明先秦一定不能出现“六经”字样。郭店楚墓竹简中提供了两条新资料，对解决“六经”一词出处问题很有帮助：其一， 语丛一说：“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诗所以会古今之恃也者；春秋所以会
11、古今之事也。礼，交之行述也；乐，或生或教者也；”其二， 六德说：“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各行其职而犹犴亡由作也。观诸诗 、 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 、 春秋则亦在矣。 ”据此两则资料，可以认定至迟在战国初中叶（孟子以前） ， 诗 、 书 、 礼 、 乐 、 易 、 春秋这六部书已为儒者所研习了，并且，这六部书虽然体裁不一，但还是有其共同思想倾向的，即都重视父子、夫妇、兄弟、君臣的伦常关系，故而其时儒者将之称为“经” ，是很有可能的。此外，由这两则资料看，先秦确有乐经存在，至于其至汉代亡失，当以古文经学家毁于秦火之说是，而今文经学家关于“乐”只是与礼 、 诗相
12、配合的曲而本无文字的说法，似不可取，因为“乐”若只有曲而无文字，如何从中“观”夫妇、父子、君臣的伦常关系？又何以会有释“乐”的说记一一礼记乐记？所以，古文经学认为先秦本有乐记的看法更为接近历史真实。“儒简”中缁衣一篇除了引用孔子的话之外，例皆引用诗 、 书之语。其中，引用伊诰一次、 君牙一次、 吕刑三次、 君陈二次、 祭公之顾命次、 康诰一次、 君奭一次，这些篇名及其内容无疑都应归属于尚书原典。这对了解尚书真貌并进而深化尚书的研究，显然很有帮助。譬如， 祭公篇或称祭公之顾命篇，不见于传世今本、古文尚书 ，而见于逸周书 。 尚书本可分“虞夏书” 、 “商书” 、 “周书”三部分；按缁衣引书之例，
13、 祭公之顾命似应属“周书”部分。祭公，字谋父，为周公之孙，周穆王时以老臣当国。此篇乃其将死时告诫穆王之辞，是篇很重要的政治文献。原本列于尚书之中，为什么历代学者不将之作为尚书的内容呢？这主要是因为传世本礼记缁衣误将“祭公之顾命”的“祭”隶定为“叶” ，变成了“叶公之顾命” ；自汉代郑玄至唐代孔颖达，皆因错就错，以“叶”为本字，误注为叶公子高，而叶公子高是春秋末期人，这样就不仅时代相差大远，而且人物的分量亦远远不够，也就有人会去想此篇可能非尚书原典的内容了。4又如，仍以缁衣引书之例，篇中有引伊诰之语云：“惟尹躬及汤，咸有一德。 ”伊诰本是尚书原典中的一篇，应是伊尹结太甲之言。但传世本尚书将“诰”
14、误为“吉” ，似乎好像是一位姓伊名吉者所说的话。大约汉儒发现古文尚书有“尹诰”一篇，当时可能并无篇题，汉人见其中有“咸有一德”一语，遂用以篇名；后此篇失传，造作伪古文尚书者便从传世缁衣中抄撮“惟尹躬及汤，咸肖一德”之语，敷行成篇，这就成了伪古文尚书中的咸有一德篇了，盖不知尚书原典中“咸有一德”语本出自伊诰中。汉儒已误，造作伪古文尚书者误信其说而造假，正露出了造假的破绽。（三）早期儒学的精髓。由“儒简”来看，早期儒学最富有价值的主要有三端：一是“大同”说。此说见于礼记礼运中孔子与子游的对话，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
15、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作，是谓大同。宋儒关于此“大同”说，曾有过番议论。南宋经学家胡安国著春秋传 ，屡引礼记礼运 “天下为公” ，认为孔子修春秋有意于“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吕祖谦写信给朱熹表示不同意见，认为礼运讲“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而以尧、舜、禹、汤为小康，真是老聃、墨氏之论” ， “自昔前辈疑之，以为非孔子语。 ”（11）此语不仅表明吕氏缺乏见识，而且连最基本的常识都弄错了，因为礼运篇并未以尧、舜时代为“小康” ，而是将之归为“大同”之世，属于“小康”之世的是禹、汤、文、武、周公时代，以今日观之，禹夏时代是私有制的文明国家产生之时，这是一个十分重要分界，此前的“大同”之世是原始公产制时代，以“天下为公”为准则，所以“不独亲其亲、子其子” ， “选贤与能”。这曾是一段真实存在过的历史，先秦诸子所述不一，但都没有怀疑过。吕祖谦因见老子、墨子称述尧、舜之世，便认为礼运 “大同”说是“老聃、点之论” ，显然失当。还是朱熹多少有些识见，他在回复吕氏的信中指出， 礼运以五帝之世为“大道之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