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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谈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确立者曹植的论文论文关键词：曹植抒情诗中国诗史论文摘要：建安是中国诗歌“本乎性情”的历史转关。曹植诗“千悲万恨”、“汹涌而发”，以其众多的数量、精湛的质量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左右摇摆，徘徊游移，确立了中国诗歌的抒情品格，从此，中国诗歌便一头扎向抒情一路。这是曹植对中国诗史的一大杰出贡献。中国与西方诗歌的最大差别在于中国诗歌以言志抒情为主，西方诗歌以模仿叙事为主。中国诗歌发端于言志抒情，但其发展却长期依违于言志、缘事、缘情之间，左右摇摆，徘徊游移。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确立，当在文学自觉的建安时期，又当以“建安之杰”(钟嵘诗品总论)的曹植着力更勤，贡献最大。作
2、为中国诗歌艺术渊源的诗经，是以言志抒情为发端的，是“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的产物，“诗三百”除生民、公刘等所谓“民族史诗”及七月、氓等少数诗作有明显的叙事倾向外，其余皆“吟咏情性”(同上)。楚辞“忧愁幽思”(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也以抒情言志为主，但楚辞的叙事成分，较之诗经，则大有增强，离骚作为一首自传体政治抒情诗，自叙世系祖考，回顾半生经历，探索未来道路，以至上叩帝阍，下索佚女，便大量用“赋”的手法，“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日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具有明显的叙事化、散文化的倾向。招魂外陈四方
3、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也体物叙事，排比铺陈。这种赋化倾向，越到后来越发突出，渔父中，“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日：子非三闻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卜居中，“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竭知尽忠，而蔽障于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乃往见太卜郑詹尹日：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詹尹乃端策拂龟，日：君将何以教之?”楚辞明显的有一种由抒情而叙事，由诗而文的脱胎换骨的发展趋势，这预示着一种新文体“汉赋”在楚辞母体中的孕育和诞生。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以叙事为主，东门行、病妇行、孤儿行、战城南、陌上桑、十五从军征等，皆为成熟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更是达到我
4、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如果说中国的叙事诗萌于诗经，长于楚辞，而汉乐府则是其成熟的标志。汉代文人诗一片荒凉，古诗十九首则代表了汉代文人诗的最高成就，它“深衷浅貌，短语长情”(陆时雍古诗镜总论)，或抒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或抒写士子才人的失意苦闷，又转而以抒情为主。直到魏晋时期，曹丕的“文气”说，陆机的“缘情”说出，才标志着中国文学的觉醒、独立，中国诗歌方结束徘徊，明确方向，以情为本。然“文气”说、“缘情”说的出现，主要受到建安诗歌的启发，是对建安诗歌“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序的总结提炼。所以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曹氏父子与建
5、安文学有云：“中国诗歌发展的主流，是由言志到缘情，而建安恰是从言志到缘情的历史转关。”而真正代表“文气”、“缘情”理论的实绩，以创作实践确立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诗人，当首推曹植。古诗十九首虽以抒情为主，但毕竟数量太少，且感情单一，大多限于男女离愁和士子失意两种，远不足与汉乐府一代叙事诗风相抗衡。更何况，古诗十九首等汉代诗人受汉乐府的熏染，也一定程度上“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如“今日良宴会，欢乐难俱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耱轲长苦辛。”(今日良宴会)虽穷作乐而意不平，抒情性很强，但仍然以
6、一次朋友相聚为背景，叙写了聚会的场面、音乐及对音乐其“声”、其“响”、其“意”、其“真”的评述，仍有一定的叙事成分。另外，青青陵上柏、西北有高楼、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冉冉孤生竹、涉江采芙蓉、驱车上东门、明月何皎皎、迢迢牵牛星等大多数诗作，也带有汉乐府“缘事而发”的某些特征。古诗十九首并非标准的抒情诗，仅以抒情为主罢了，仍带有由言志、缘事而抒情的过渡性特征。作为建安诗歌的开创者或领袖似的人物曹操，现存诗2l首，皆为乐府，从艺术形式到艺术表现到语言风格，受汉乐府的影响极大。曹操的大量诗歌，如对酒、度关山、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善哉行、却东西门行、谣俗辞，等仍以事件为基本要素，多采用铺叙手法，
7、其抒情也常常情附于事或“缘事而发”，句式也带有明显的散文化特征。如“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孟津，乃心在成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便真实地记叙了东汉末年关东各路军阀联合讨伐董卓的战争及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明代钟惺古诗归卷七评曹操诗“汉末实录，真诗史也”，这“实录”二字，准确地揭示出曹操诗强烈的叙事特征。又如对酒：“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斑白不负戴。”也大量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
8、。虽然，曹操诗“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敖器之诗评)，慷慨悲歌，沉著雄放，以抒情为主，但总体上仍然没有完全突破中国诗歌徘徊于言志、缘事、缘情的大格局，更何况曹操诗数量太少，情感也较单一，多偏于悲壮粗豪一类。曹丕诗“工于言情”，沈德潜古诗源卷五也谓曹丕诗“能移人情”。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谓曹丕“对人生中凄凉情感的体验，是超出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并认为“曹操是乱世英雄，所抒之情大都与历史命运感和平定天下的抱负有关。曹丕却更努力于个人情感的表达。”“曹丕的转变主要表现之一是个人情感的抒发。”高度评价了曹丕对中国诗歌抒情化过程的独特贡献。而该书在谈到曹植时仅强调了曹植的“文采富艳”和“对五言
9、诗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只字未提曹植对中国抒情诗的贡献。诚然，曹丕诗情感性强，“读之自觉四顾踌躇，百端交集。”(刘熙载艺概卷二)并且已基本突破汉乐府“缘事而发”的套路，与古诗十九首多选择“意象”，立象见义或“凿空乱道”(同上)，直抒胸臆的抒情手法一脉相承，如“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俺留寄它方?贱妾筏筏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燕歌行)其中“秋风”凄寒、“草木”凋零、“白露寒霜”、“群雁南翔”，景为情设，立象见义，或“贱妾筏独”、“泪下沾衣”，则又放笔直抒，没有“缘事”而“凿空”抒写。但曹丕诗的“抒情”，一是情感也单
10、一，偏于男女之情，特别是乱世之中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如燕歌行二首写居妇怀远；杂诗二首写游子思乡；清河作写新婚别怨；陌上桑写征夫行愁；寡妇伤寡妇筏独；代刘勋出妻王氏作二首哀弃妇凄苦；钓竿言男女求欢；秋胡行朝与佳人期写佳人失约等等，这类诗约占曹丕诗歌的5o，是曹丕诗的主流及精华之所在；二是代人言情，曹丕诗中的男女风情、离愁别怨，多非曹丕自己的真实感受，也没有屈原似的“香草美人”的兴寄蕴籍，大多是沿袭古诗十九首的传统题材，代人言情罢了，这与中国抒情诗主要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不类。更何况占曹丕诗歌27的政治、军事题材诗，如黎阳作四首，至广陵马上作、饮马长城窟行、煌煌京洛行、秋胡行尧任舜禹、令诗等，仍大
11、量用赋的手法，铺叙直陈，更多继承的是汉人言志、缘事的传统，如“奉辞讨罪遐征，晨过黎山峻峥。东济黄河金营，北观故宅顿倾。中有高楼亭亭，荆棘绕蕃丛生。南望果园青青，霜露惨惨霄零，彼桑梓兮伤情。”(黎阳作诗)“丧乱悠悠过纪，白骨纵横万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将以时”(令诗)与乃父曹操的政治、军事题材诗一样，“敷陈其事而直言之”，散文化倾向很明显。因此，曹丕虽对中国诗歌抒情化的确立有一定贡献，但其诗歌创作仍带有从汉乐府、十九首及汉末文人诗脱胎而来的因袭，带有中国诗歌正在突破言志、缘事传统而走向抒情的转型性特征，并且曹丕诗的数量、质量也有限，与其弟曹植相比，更是相差有间。“建安七子”中王粲、刘桢成就较高。王
12、粲“遭乱流寓，自伤情多”，其诗多抒遭乱流寓之苦、怀才不遇之愁、思治思定之叹，但毕竟数量太少，现存诗2o首。刘桢诗“言壮而情骇”(刘勰文心雕龙体性)，情感豪雄飞壮，现存诗不足2o首。孔融、陈琳、阮璃、应埸、徐干存诗太少，不足论。总之“建安七子”抒情诗的成就远不能与曹植比肩。曹植现存诗96首，远远超出同时代诗人，并且“本乎性情”(丁晏曹集铨评陈思王诗钞原序)，写理想，抒豪情，如“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虾鳝篇)“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薤露行)真是慷慨高歌不减乃父；写离愁，抒别怨，如“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七哀诗)可谓“柔情丽质，不减文帝”(钟嵘诗品卷上)。曹
13、植诗大大突破了其父“悲壮”、其兄“凄婉”的情感基调，达到无情不可抒，无意不可达，极大地拓展了诗歌情感的丰富性，如白马篇之豪壮、薤露行之慷慨、送应氏之悲凉、七哀诗之哀怨、美女篇之凄婉、野田黄雀行之沉痛、赠白马王彪之沉郁、当墙欲高行之愤激、泰山梁甫行之凄惨，故庾信的伤心赋序谓曹植诗“千悲万恨”，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卷上也称子建“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卷四也评价其诗“才思逸发，情态不穷”，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卷六也赞赏其诗“真切情深，子建所长”，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卷二也感叹“情至之语，千载下犹为感激悲涕”。并且曹植的“千悲万恨”、“汹涌而发”，是真正个人化的，是作者自己刻骨铭心的真情实感
14、，就是美女篇、七哀诗等抒写闺怨情愁的作品，也上承屈原“香草美人”的艺术精神，下开李白、杜甫所谓“南国佳人”、“燕赵秀色”的兴寄传统，以男女之情比君臣之义，以夫妻失欢喻君臣失和，寄寓着自己被无端压制、闲置而壮志难申的悲苦愁怨、抑郁愤激之情，与曹丕“贱妾畿畿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代人言情，无所寄寓，殊自不同，这才是中国抒情诗艺术发展的方向或主流。曹植诗歌创作以曹丕登基为界(时年曹植29岁)，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实曹植前期诗与乃父乃兄差不多，仍带有汉乐府“缘事而发”及古诗十九首向抒情过渡的某些特征，读曹植白马篇、送应氏、赠王粲、赠徐干等前期诗，这一点，不言而后明。曹丕登基以后，曹丕父子对曹植横加
15、打击、迫害，不仅政治理想毁于一旦，并且还常有生命之虞，真是名为侯王，实为囚徒，这前后处境的迥然不同，一落千丈，激发出曹植的“千悲万恨”且“汹涌而后发”，将曹植的抒情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而曹丕自己，登基后忙于政务、军务，前期“工于言情”的特征反而被这些事务所缠而弱化，而言志、缘事的特征反而有所加强，曹丕的抒情诗基本上止于前期的水平，读曹丕后期的令诗、黎阳作四首、至广陵于马上作、饮马长城窟行等政治、军事题材诗，这一点，也显而易见。曹植诗不仅感情强烈、丰富、充分个人化，而且抒情手法多样而精湛，如赠白马王彪，或情附于事，如首章离京渡洛的叙述，虽无一字言情，然情意自现；或以景托情，如次章对太谷寥廓、山树苍苍、道路泥泞、山坡陡长的描写，无一不与诗人抑郁心情相吻合，又如第四章，诗人描绘了一幅深秋日暮图，秋风凄凉，寒蝉哀鸣，原野萧条，白日西匿，归鸟投林，孤兽索群，又无一不打上作者强烈的主观色彩，真是“以我观物，物皆著我之颜色”；或引类譬喻，如以“鸱枭”、“豺狼”、“苍蝇”，斥恶人当道、奸邪谗巧，以“朝露”、“桑榆”、“金石”，喻人命危浅、世途多舛；或直抒胸臆，如“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