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传统教育的特质》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东亚传统教育的特质（21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研究生研习营东亚传统教育的特质高明士 2004.5.1.前言一部中国教育史的特质，可说是由学到庙学的发展过程。 关于此事，笔者已有论述，读者可参照，此处仅略述其要。参看拙著东亚教育圈形成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一章学校发展的诸阶段。按，此书为拙著唐代东亚教育圈的形成（台北，国立编译馆，1984）的修订版。庙指孔子庙，一般而言，传统时代除孔家祭孔的孔子庙（主要在曲阜）以外，其余县级以上的孔子庙可说都是属于学校园地的一部分，所以今日东亚地区所见到属于十九世纪以前的县级以上孔子庙，一般说来都是学校。讨论传统的学校教育，应该先要有这样的学校园地或说学校空间的理解。也就
2、是说传统的孔子庙，应该由教育的角度去理解，而不是用一般寺庙的宗教系统来看待，如果查阅宋元以来的地方志，必须在学校栏才能找到孔子庙，而不见于一般寺庙栏，就是这个缘故。过去的中国教育史研究，或者说东亚教育史研究，一般只注意到学的部分，甚少包括含庙在内的庙学教育研究，少了庙的部分，等于说明一部教育史研究，实际只作了一半而已。在教育史上，为何庙的这一部分变得这么重要？从远的背景说，实与古代祭政合一有密切关系，此时也是学祭合一。所以学礼成为宗教活动的一部分。其后学有脱离宗教而求取自主发展之势，孔子以下的先秦讲学活动，即是这种发展的说明。不意汉武帝设学，将教育目的置于国家目的之下以后，教育遂成为政治附庸。
3、于是自汉以后的教育，若欲求自主发展，除要摆脱宗教性质外，又多一层去除政治压力的努力。前者，至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年)，将国子寺（后来改称为国子监）罢隶主管宗教系统的太常寺，而改隶礼部，是重要的里程碑；后者，则在汉代以天制君失效后，起初以周（公）、孔（子）制礼作乐制君，魏晋以后改为以孔、颜（回）等儒门系统之教育力量制君，孔子进而以百世帝王之师作为制君的代表，这个时候的孔子已经不是先秦的孔子，而是学问之神，所谓道统的代表，或者说是文化传统的代言人。于是藉由教育力量以制君，求取政治合理性的努力，乃成为一千数百年所追寻的目标。其具体成果，就是在学校建置孔庙，以及随着庙制而建立的祭祀制度（如配享、从
4、祀等），使学校在王域之内，另外成立圣域，虽然，这种圣域的建立，也来自皇权的恩许，但是圣域一旦建立，便成为神圣不可侵犯，也是传统读书人的庇护所。由于中国皇权自秦汉以后日益专制化，在以天制君失效后，设若无设计以孔子为代表的教育力量出来，则中国的专制统治，除非被推翻，否则将是暗无天日。基于这样的理解，拙稿拟先探讨庙学教育制度的由来，以及透过庙学教育制度在东亚的普遍化。一、学与学礼兹先检讨学与学礼的关系。孟子滕文公上云：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此即指出三代的大学都叫学，以学字代表古代学校的通名，这是最典型的例子。最近在湖北云梦发现的秦简中，有关秦律的内史杂，规定：非史子
5、殹（也），毋敢学学室，犯令者有罪。此处的学室与汉代的学官，均同样用来表示黉舍之意。所以学字在秦汉时代仍指学校，是无庸置疑的；但以学校一词的使用，则较为晚出，恐怕要到汉代，尤其东汉以后了。由于周以前是祭政合一，所以祭祀活动也是教育活动。学与宗庙、明堂当是在同一地点而不同室，其祭礼自然也是国家大事。礼记文王世子云：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根据孔颖达疏，此一规定当适用于天子、诸侯之国。始立学的释奠，是学中最隆重的礼仪，所以天子必须亲临释奠。另外，从礼记所载，可知在学中举行释奠礼的场合有六，此即：始立学，释奠一也；四时释奠有四，通前五也（按，以上见于文王世子）；王制：师还（按，原指天子出征，反。
6、）释奠于学。六也。（文王世子篇孔颖达疏）这些祭礼的活动，后来被规定于学礼篇。 清秦蕙田五礼通考卷169嘉礼学礼条云：古礼经有学礼一篇，见于大戴记，贾谊新书所引，惜其文不传。足见学礼篇到汉代还可见到。贾谊引学礼（见汉书卷48本传）是用来说明天子入学之礼；大戴礼记保傅引学礼亦同，清王聘珍曰：学礼者，礼古经五十六篇中之篇名也。（大戴礼记解诂卷3）足见古礼经之中，本有学礼篇目，因世衰道微，礼乐崩坏，以致散亡。朱子撰述仪礼经传通解，将礼分为家、乡、学、邦国、王朝五种礼仪，其中包含学礼。由此看来，古代的学，本有学礼。 汉武帝兴太学时，即命弟子员前往博士官处受业，同时要兼习礼仪。晋朝挚虞说：汉初，置博士而无
7、弟子，后置弟子五十人，与博士俱共习肄礼仪。（通典卷53礼典注引晋执虞决疑）此意即说明到汉代兴学，其学礼依然是教育活动的要项。当然论教育活动的起源，其与宗教的关系密不可分，是以可理解的。只是教育史的发展，正是在淡化宗教色彩，使其止于仪式，而其意义则归为教育，在制度上乃曰：学礼。这样的历史现象，恐在周代既已成立，所以孔子的教学非常重视礼仪，当是基于这种背景而来；汉武兴学，仍重视习礼，也是基于这个背景。东汉光武帝建国后，并于洛阳修建太学，在教学活动中，依据古典而有祭祀礼仪。 后汉书儒林传序云：（光武帝）建武五(29)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 所
8、谓古典，当指礼经的学礼篇规定。只是在举行礼仪活动时，仍看不出有特定的祭祀地点，如后来所见的庙宇。学校建物无庙宇，如何举行祭祀活动呢？西晋潘尼的释奠颂对当时礼殿有如下的描述：扫坛为殿，悬幕为宫。夫子位于西序，颜侍于北墉。（晋书卷55潘岳传附）这是西晋元康三(293)年闰二月的释奠仪节。显然这个时候还没有建置庙宇，当时因为新创立国子学，为配合新设学，所以在太学扫坛为殿祭祀，也就是太学的正厅设祭坛进行礼仪。这样的祭礼，直接的渊源，可能是西汉末王莽兴学时，在太学殿堂的礼仪。（参看太平御览卷524学校条引三辅黄图）二、庙学的出现学校园地中，具体建置庙宇，而成为庙学的制度，其事可考者，当始于东晋孝武太元十
9、(385)年，就学制而言，实是自古以来的一大变化，其议可能出自谢石。孝武帝太元九(384)年，尚书谢石上书曰：立人之道，曰仁兴义，翼善辅性，唯礼兴学。今皇威遐震，岂可不弘敷礼乐，使焕乎可观。请兴国学，以训胄子，班下州郡，普修乡校。帝纳其言。于是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宋书卷十四礼志）此处的庙屋，当指孔子庙、国子学与诸生省（即博士省）。晋书卷九孝武纪载太元十(385)年二月，立国子学。所以此等庙屋当在太元十年二月完成。唐许嵩撰建康实录卷9晋中下烈宗孝武皇帝，证明此事。其曰：（太元）十年春，尚书令谢石以学校陵迟，上疏请兴复国学于太庙之南。许嵩接着引陈朝顾野王撰舆地志注曰：案
10、，舆地志：在江宁县东南二里一百步右御街东，东逼淮水，当时人呼为国子学。（国子学）西有夫子堂，画夫子及十弟子像。西又有皇太子堂，南有诸生中省，门外有祭酒省，二博士省，旧置博士二人。又据元朝张铉所撰至正金陵新志收入宋元地方志丛书（3）卷十二晋太学、国学条庙屋引建康实录曰：按，（建康）实录：（庙屋）在太庙南，国子学西有夫子堂，皇太子堂南有诸生省，即博士省也。足见太元九（384）年谢石上疏议请兴复国学，孝武帝接纳其议后，于十(385)年完成庙屋一百五十五间。这些建屋，包括夫子堂（孔子庙）、国子学与诸生省（即博士省），总共一百五十五间。这一年（太元十年），同时有弟子入学，其身分为公卿及二千石子弟。夫子堂
11、与国子学的相关位置，是堂（庙）在西，国子学在东，成为左学右庙之庙学制，这是自汉武帝兴太学以来，第一次在学校园地建置孔子庙的纪录。其地点在江宁县东南二里一百步，右御街东，东逼淮水。夫子堂内画夫子及十弟子像，足见最初是用画像，后来才改用塑像，时间不明（至迟在隋唐之际），明世宗嘉靖九(1530)年，改为木主。第二年，也就是太元十一(386)年，东晋孝武帝又在建康立一个宣尼庙（按，非指国子学的夫子堂），作为孔家之庙，以奉祀孔子，成为曲阜孔子庙的分庙。建康实录太元十一(386)年八月庚午条记述说：诏封孔靖之为奉圣亭侯，奉宣尼祀。立宣尼庙，在故丹阳郡城前隔路东南。许嵩接着引地志注曰：案，地志：齐移庙过淮水
12、，北将山置之。以其旧处立孔子寺，亦呼其巷为孔子巷，在今县东南五里二百步，长乐穚东一里。此事，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四引建康图经 建康图经又名建康图，撰人不详，隋唐宋史书经籍未见著录，大约为唐代之作。参看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页379建康图条。，有如下的记载：建康图经，有孔子巷。晋孝武太元十一年，立宣尼庙。后（按，指南齐）移庙过秦淮水北，以旧处为孔子寺巷，曰：孔子巷。今平江府亦有孔夫子巷，盖崇观间，与三舍，于此建长洲县学，后罢舍法，学亦废。今基址如故，地则归临安裴氏，目为孔夫子巷。嘉泰改元郡，立坊名，不知考此，遂榜为孔圣坊。大抵南中言孔夫子巷者，皆此义。上述三项记
13、载（建康实录、地志、建康图经），说明在建国子庙学的翌年，即太元十一(386)年八月庚午，诏封孔子后裔孔靖之为奉圣亭侯，同时另建一宣尼庙，以奉祀孔子。于是建康出现两个孔子庙，这个事情如何理解？太元十一(386)年的孔子庙，其地点，建康实录说在故丹阳郡城前隔路东南，故丹阳郡即东晋的建业。地志说南齐将宣尼庙移到淮水北岸的北将山，以其旧处建立孔子寺，其地亦称为孔子巷，地点在今县东南五里二百步，长乐穚东一里。地志作者不明，其曰：今县东南五里二百步之记述方式与前述陈朝顾野王撰舆地志类似，可能与舆地志时代相当，或即指舆地志；所谓今县,当即指江宁县。此说如不误，则太元十一年所建的宣尼庙，是因为诏封孔子后裔孔靖
14、之为奉圣亭侯，由孔靖之奉祀孔子。所谓宣尼公，是源自汉平帝王莽辅政时追谥孔子曰：褒成宣尼公。（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六月）所以宣尼庙的建立，实是比拟山东曲阜孔子庙，由孔子后裔承祀。前一年，即太元十(385)年所建立的孔子庙称为夫子堂，地点在国子学之西，位于江宁县东南二里一百步，右御街东，也就是建康实录所记载的故丹阳郡城前隔路东南。孔家奉祀的宣尼庙，则在江宁县东南五里二百步，长乐桥东一里。两者相距三里一百步，庙名并不相同，一曰夫子堂，一曰宣尼庙（后曰孔子寺）；性质亦不同，夫子堂成为学校的一部分，也就是创建了庙学教育制度，而宣尼庙则为曲阜孔庙的分庙，属于孔家的庙。两者有别，正如曲阜孔庙与一般庙学的孔庙有
15、别一样，不能混淆。 关于东晋太元十年在建康首创庙学制，是笔者在将近二十年前首先所提出，其后虽也注意到建康孔家庙，但所论未详，今特再解说如上。详见前引拙著唐代东亚教育圈的形成，页138139；拙著中国教育制度史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页49注24。前引拙著东亚教育圈形成史论，页5153庙学制的创立。 至于南齐将孔家奉祀的宣尼庙迁移至淮水北岸的北将山，似仍曰宣尼庙，而与旧处（在淮水西）的孔子寺并立。南齐为何要有二个孔家奉祀的孔子庙？一时无解，待考。自此经过二十八年后，即安帝义熙九年（413年）五月，有国子圣堂坏，圣堂，礼乐之本的记载。（晋书卷二十七五行志上）此处国子圣堂并举，正是学庙之制。所谓圣堂，即指孔子庙。足见太元十年（385年）在国子学建置孔子庙（夫子堂），确实存在。现在的问题是：太元十年为何会在国子学出现庙屋而成为庙学教育制度？笔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