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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节 元代史学发展的特点一、学术上自由争鸣元统治者在军事、政治上进行绝对控制的同时,却在思想文化方面表现出开阔、大度,尤其在史学领域。当时“正统”论争激烈,对这一关系到元政权合法合理性和地位的重大问题,元政府采取了不加干预的态度,容许自由“争鸣”,不同阶层、各种思想观点可互相批判、互相影响,客观上推动了学术进步。这场论争,主要围绕朱熹的通鉴纲目与官修辽、金、宋三史两条主线来进行。“正统”论争虽由来已久,但元代“争鸣”时间之长、程度之激烈却是空前绝后的,终元一世,学术界关于“正统”之争持续延绵达半个多世纪,并形成一股社会思潮。这既直接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又体现了学术界的活跃。（1）朱熹：资治
2、通鉴纲目资治通鉴纲目，是朱熹生前未能定稿的史学巨著，其门人赵师渊于樊川书院续编完成，共59卷。内容注重严分正闰之际、明辨伦理纲常，并注意褒贬春秋笔法。本书不能算是伟大的历史著作，因为朱熹不过是修订了司马光的正统观，加入了浓厚的道德信念和解释，例如：不承认王莽政权，于三国尊蜀为正统。u 对纲目进行系统阐发。元朝儒士们对纲目的统绪理念、书法宗旨,进行大量的释义、考证、阐发工作,形成元代独具特色的“纲目学”。通鉴纲目集览、通鉴纲目发明、通鉴纲目书法等著作的催生,就是很好的证明。其中尊崇朱子的心态、深沉的故国情结与“贵华夏而贱夷狄”的民族情感表露无遗。发明也把“贵中国而贱夷狄”作为发明、纲目的大义。u
3、 据纲目的书法义例修史。影响最大、流传甚广的是元末陈柽的通鉴续编。陈柽有家学渊源,祖父陈著作为南宋遗老,不承认元统治的合法性,隐居撰写了历史读物历代纪统。一本纲目之正统观,表正王朝统纪,以蜀汉、东晋、南宋为正统。其子陈泌继承其衣钵,为历代纪统作序。其孙陈柽撰通鉴续编不仅仿纲目体例,更将其“夷夏之辨”观贯彻到宋、辽、金三朝,某些方面甚至胜过纲目。（2）三史“正统之辨”元统治者重视修史,“国可灭史不可灭,善吾师恶亦吾师”（脱脱金史）。修辽、金、宋三史就是很好的证明。修三史的准备和设想早在忽必烈即位之前就开始了,到忽必烈时代更加重视。中统二年(1261年)七月,元政府“初立翰林国史院”。以后又不断有
4、撰修三史的措施,但三史之事时议时断,并未真正实施,仅作了一些资料搜集工作。直到元末才撰成三史,迁延近80年之久,原因主要在“义例”问题,即三史何为正统问题。此问题关系到元朝继谁之统的政治现实,王朝统纪之别又与民族观念相交织,必然会出现持久而激烈的大论争。元初,就针对三史正统问题,在翰林学士王恽周围出现了一场激烈辨争,并形成两派观点：一派以燕人修端为首,以历史发展事实为依据,坚持效法北史、南史,以北宋为宋史,南宋为南宋史,辽、金为北史,驳斥以宋为正统的观点。另一派以浙江人杨维桢为代表,极力主张宋为正统,辽金为篡逆,认为“正统之义,立于圣人之经春秋和通鉴纲目”。正统要据“天理” 来确定。脱脱公元1
5、343年，元顺帝诏修辽、金、宋三史，脱脱担任总裁官。脱脱组织了汉族史学家欧阳玄、揭悉斯等人，畏兀儿族人廉惠山海牙，沙剌班，党项人余阙，蒙古人泰不花等人一起参加修史，开创了各族史家合作修史的先例。后来，这三部史书被列入中国正史二十四史，而二十四史中，只有宋史、辽史、金史三部是少数民族宰相主编的，也只有这三史是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历史学家共同完成的。诏,命脱脱主修三史。脱脱汲取了元初以来尤其是虞集关于正统问题的进步思想,独断“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三史很快修成。这既说明了元统治者对撰修三史的绝对权威,也可看出其对史学论争的开放态度和宽阔胸襟。尽管三史编撰“各与正统”体例未取得社会的普遍认同,但
6、平息了三史修撰“正统”问题的无休止之争,解决了三史体例的根本问题,使辽、金、宋三朝的历史进程得到大体如实的反映,便于人们了解此段历史。其确立的平等对待各民族历史的基本原则,为后世民族史的编撰提供了良好借鉴。（3）正统论“正统论”是中国封建社会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哲学和政治思想。宋元时,其思想体系渐趋完善。围绕“正”与“统”的主次之辨反映了不时代的学者对政治伦理和统一天下之现实的认识态度的差异,从“名实”角度辨析二者关系则将“正统论”的探究上升到哲学层次。“正统论”的流行还与时代有密切的关联, 夷夏之辨”的渗透并左右对民族关系的看法则是其具体表现。通对“正统论”思想体系及时代特点的剖析,不仅有利于
7、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丰内涵,同时还有助于认识传统思想文化中糟粕与精华并存的现实。正统论是一种具有政治统治在时间上连续不断和在空间上统一的特点的国家政权理论和史学理论。政治家讲正统,体现了政治家的政权连续性意识,促使有作为的政治家以统一中国为己任;史学家讲正统,体现了史学家的政权连续性意识,促使史家不断以正统观念编撰正史或改编史书,正史成为中国文明连续性的重要载体。正统论是促成中国文明具有连续性特点的原因之一。二、各族史家合作修史l 元朝史官一般由皇帝亲自圈定,执行开明的史职选拔和用人政策。除蒙古史臣外,也选用他族史家担任史职,对确是史才并对修史有突出贡献的史官予提拔重用。著名汉族史家欧阳
8、玄就曾四次入选。因功升任翰林侍讲学士,复授翰林学士。宋史纂修官中有回回人泰不华。回回人铁睦尔达世还担任了三史的总裁官 。此外,参与修三史的还有汉、蒙古、女真史家等。史官分都总裁、总裁官、纂修官、提调官,既分工又合作。l 政府组织各族史家合作修史,虽前代有先例,但规模和规格都比不上元代,且由少数民族史家担任总裁，辽、金、宋三史还是仅见的。l 各族史家合作修史,可以集中各族的智慧,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既能保证三史的顺利修撰,又可克服民族偏见,客观撰写各族历史。这是元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平等对待各族的健康心态的反映。l 当然,蒙古史官的地位最重要,居主导地位,有最后的决断权。而且,元政府
9、也有利用修史笼络各族知识分子,使其死心塌地为其服务的目的。三、重视各族修史l 元统治者既注重蒙元史，也重视他族史，各民族都可用本民族的文字和风格来修本族史。因此元代史籍的文字形式、风格是丰富多彩的。l 汉文史书主要是官修正史；政书，如元典章；元历朝实录；官修地理书，如元一统志。还有私修史书，如文献通考等。l 少数民族文字史籍主要有：脱卜(必)赤颜,是蒙文名,汉文叫蒙古(元朝)秘史,是13世纪的蒙古文史著,类似汉文的实录,由蒙古近臣执笔,是蒙古皇室的秘史。后来由翰林国史院用蒙古文重新编译。 l 随着对元代少数民族史籍的整理发掘工作的推进,将会有更多珍贵的史料出现。这些反映了元统治者认同、尊重各民
10、族历史文化的积极心态和开明姿态。当然,元代汉文史籍数量是最多的,且占主导地位,这是与汉民族思想文化的博大精深及长期以来的主体地位等复杂因素所分不开的。四、修史范围开阔元代广阔的疆域开创了中西交通的新纪元,形成了对外开放的特征。与此相适应,学人的历史视角更开阔,史学的开放性世界意识更突出。除了传统史著外,还创作了许多边疆、域外史地著作。在内容、体例和数量等方面都比前代有更大的进步,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元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状况,史学思想中朴素的唯物因素、辩证因素在前代的基础上得到继承和发展。如官修地理书元一统志,规模宏大,共600册, 1 300卷,并附有彩绘地理图。在内容和体例上都借鉴、吸
11、收了前代地理书的成果,同时增益了本朝的内容。再如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是对杜佑和郑樵著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扩大和提高,并表达了若干新思想、新看法。边疆、域外史地著作主要为私人行纪,真腊风土记、岛夷志略,就是元代撰述中外交通和域外情况的杰作,也是重要的世界文献。这些著作记载了西部、北部边疆,包括亚、欧、非洲等广阔领域的情况,内容广泛而丰富,表明元人有了更广深的域外史地知识。这使元代史家能从世界角度认识中华文明的重要地位,认识各国历史发展的联系性。第二节 代表性史籍一、蒙古秘史中国少数民族史的编纂，自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一次盛况之后。至宋、辽、金、元时期，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以蒙
12、古贵族统治者为首所建立的元王朝，由于重视本朝实录的修纂，从而以丰富的民族内容为元代史学带来的新风貌。蒙古秘史的编纂者是谁，这是至今尚未破解的谜。书末仅记“写毕”于“鼠儿年七月”。这又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谜底有戌子(1228)、庚子(1240)、壬子(1252)、甲子(1264)诸说。大致说来，成书于13世纪中叶是比较可信的， 作者当是窝阔台的同代人。（1）主要内容秘史的内容极其广泛，涉及蒙古古代游牧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以时间上讲，从蒙古民族图腾、成吉思汗的远祖，一直写到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汗在位时期。从地域角度，横跨蒙古高原。全书内容共分12章282节，大致从内容上分为三部分，一是成吉思
13、汗先祖的谱系；二是成吉思汗本人一生的活动历史，三是窝阔台汗的活动历史。 蒙古社会中，蒙古人是怎样生活的？它的社会组织又如何？军事活动有哪些？古代蒙古人的社会心“理”和道德观念又是怎样？蒙古秘史都从不同角度和侧面作了详细记载。蒙古秘史通过记述成吉思汗家族的繁衍，展现出蒙古族的起源、发展、强盛的历程，以及蒙古社会的婚姻状态、财产关系、部落战争及其在发展过程中建立的军事、政治制度。蒙古族的发展、强盛是同成吉思汗的一系列军事征服活动紧密地连结在一起的。这是由蒙古族当时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决定的。这也决定了蒙古秘史必然是一部以描写军事活动为主的历史著作。蒙古秘史的战争描写，颇多精彩之笔。如卷七记成吉思汗与
14、乃蛮部塔阳罕之战，既写出了成吉思汗的足智多谋、指挥若定及其自为前驱的勇猛、剽悍，也写出了塔阳罕的色厉内荏、优柔寡断。在中国史学史上，左传、三国志、资治通鉴等都是以描写战争见长的名著，蒙古秘史在这方面的成就也值得重视。（2）表现形式在表现形式上，它是史事与诗歌的结合，一般用散文叙事，人物对话多用诗歌，每卷都在叙事中交织着2030首诗歌，全书有数百处以诗叙事，还多处引用民间传说和谚语。它的诗歌具有英雄史诗特色，带着北方游牧民族古朴、豪放的气质。不少诗歌曾在蒙古草原广泛流传，被写进史书，成为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使史著呈现出一种奇特的风貌。这些诗歌中虽然包含着传闻、夸张成分，如卷四记成吉思汗命忽必烈“
15、遣往所思之处”后，便穿插了这样四句诗：“令到之处碎其石，令到之处破其岩，碎彼明石兮，断彼深水焉。”起到了烘托氛围、渲染气势的作用。蒙古秘史是一部记述蒙古民族形成、发展、壮大之历程的历史典籍,也是蒙古民族现存最早的历史文学长卷。这部书以比较重要的身份进入文学史，是一位博学的文史学者，也就是文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郑振铎先生的功劳。郑振铎在三十年代写作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一次在文学史著中对此书进行认真的论列，该书第五十一章谈论元代散文时，认为元秘史即蒙古秘史为最可注意的伟大的白话文作品，其“天真自然的叙述，不知要高出恹恹无生气的古文多少倍！我们如果拿元史太祖本纪等叙同一的事迹的几段来对读，便立刻可以看出这浑朴天真的白话文是如何地漂亮而且能够真实地传达出这游牧的蒙古人的本色来了”。 二、马端临和文献通考马端临字贵与，饶州路乐平(今属江西)人。生于宋理宗宝祜二年(1254年)，卒年不详，只知道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饶州路以文献通考刊刻时，马端临还健在，时年69岁。马端临的著作除文献通考348卷外，还有多识录153卷、义根守墨3卷及大学集注等。但这些书都失传了。 （1）文献通考的编修文献通考是一部典制体的通史。它是继杜佑通典以后，在典章制度方面的大书。马端临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