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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洋性不仅使闽文化在中华文化中极具区域特色，而且是闽商从事商业活动的文化支持。事实上，以闽商为代表的中国比欧洲更早走向海洋，并以渐进的方式向近代转型。宋元时期，福建是中国经济最繁盛的地区，在世界经济版图中赫赫有名。闽商是老欧洲了解中国的第一窗口。在1619世纪，以海外扩张为特征的资本主义东来的时候，闽商是唯一的一支能与他们进行对话的力量。持久、规模化的闽商活动，不仅带来了中外物流的交换，更是世界文化体系中儒家文化圈的建立。闽商在历史上曾经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但历史也在闽商的身上落下了诸多的尘埃。今天，当21世纪的全球经济格局把再一次的机遇放在福建人面前时，我们重振闽中雄风，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拂
2、去尘埃，寻找造就辉煌的文化支持是我们讨论闽文化意义所在。闽文化的特色是开放与冒险我们认为“闽”是自古以来就在中华多民族的大家庭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族类。闽文化的特质与其生存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多山”、“滨海”抚育了闽人的海洋文化。历代从北方入闽的汉人和从海上东来的穆斯林都有一种不安于现状的情愫，在福建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他们于闽文化的开放、冒险精神一拍即合，演绎了数千年的海上发展史。中国是东亚的大陆国家，也是太平洋西岸的海洋国家。中华民族包涵了像“闽”这样的海洋族类，海洋发展是沿海地区的传统，闽文化代表了中国走向海洋的内发性力量。早在周朝的典籍周礼中就有对“闽”或“七闽”的记载。在先秦既已存在
3、的山海经载“闽在海中”。闽人“以海为田”、“以舟为车”。闽族先民生存的自然环境可用“滨海”、“多山”来概括。应该说人类不同区域的文化特征是先民们为在该环境中得以生存而采取的行为方式的总结。我们相信这些“行为方式”起码由两个不同的层面构成：核心文化与次要文化。所谓核心文化是与生计活动相关的一群特征，由于其与环境的密切关系，在生产力尚未发展到人类能够控制或是改变环境的漫长阶段里，该核心文化在特定的区域中不断得以加强，并由此而形成了一系列的道德评判标准、行为规范、礼仪习俗与审美原则。可以说，核心文化决定了一个区域文化区别与另一个区域文化的最主要特征。而次要文化则是在不同的时期易受外界的压力或是内部的
4、改革而产生变化的文化层面，它构成了区域文化的丰富与多彩。以闽文化的主体区域之一福建为例，福建多山，自古就有“东南山国”之称。“多山”成就了“七闽”之地作为独特文化区域的存在，“山”与“水”形成了有益的互动，保障了物种与资源的多样性。“多山”的意义不仅在于说明福建的山地、丘陵面积占全省土地面积的8239，“山地丘陵所占比例之大，在全国沿海各省区与亚热带东部各省区中居前列”。（第一页 方志出版社 2001年12月）更重要的是福建的“山”使得福建的水系相对独立、完整，在工业文化改变福建人的生活方式之前，这种水系对闽族相对独立的生存方式与文化特征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福建省绝大多数水系发源在省内、流经省
5、内，并注入福建海域。只有个别河流发源于本省而流入邻省，如汀江的下游韩江；或是发源于浙江而流入本省，如交溪、建江的个别支流。而这些地区正是古代的“七闽”之地。 滨海是福建地理环境上的另一特征，它造就了福建海洋文化的冒险与开放；其具体表现方式就是形成了出海打拼的集体无意识。福建西部的武夷山脉与东西部的洞宫山成为福建与西、北内陆的障阻；而向东、向南的海洋发展却是闽族先民更可能选择的一种生存方式。目前，福建的海域面积为136万平方千米，其中200米等深线以内的近海渔场面积就有1251万平方千米，比全省陆域面积（1214万平方千米）还大。且岸线曲折，港湾众多，近岸岛屿星罗棋布，海洋资源丰富多样。在远古时
6、代，同样的自然条件使得沿海的闽族先民更多选择了“以海为田”、“以舟为车”的生存方式。这就是我们认为闽族的文化特质是海洋文化的生态依据。中原汉人大规模移民入闽的有军事行为和避难行为两类。由于福建的地理环境历代朝廷对其用兵多采用军屯制，规模较大的有：西汉出兵灭闽越；三国孙吴对闽多次用兵；唐高宗从总章二年（669年）始，派陈政、陈元光父子率府兵5000千余人，后又援兵58姓，共万余人入闽。中原汉人避难入闽，大规模的也有两次：唐末，河南王氏以及随后的36姓落藉闽地；北宋末年“靖康之乱”后的入闽者。此外，各个时期因灾荒、战乱、疾病流行以及各种原因而零星入闽者络绎不绝。由此可见，以汉朝为界，从远古就有的小
7、规模入闽移民，都消融到闽人之中了。从汉到三国，闽地的民族结构开始发生变化；自晋经唐到宋，经过几次民族融合高潮，闽地人口逐渐改变为以汉人为主。入闽的汉人时间不同、身份各异，但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对自己处境的不满，他们总觉得生命中有一种躁动的力量，在一定的程度上，他们都是传统农业文化的不安分者，就像当年乘上“五月花”号离开英国海岸、驶向北美洲的开拓者一样，他们要到“新大陆”实现自己的梦想。从汉人迁入福建、与闽人互相融合的路线图中，我们可以找到这种力量的存在：中原汉人大量迁入闽西与闽北山区部分山区人口向沿海迁移部分沿海人口向海外迁移。宋元年间从海上东来的穆斯林的冒险个性与海洋文化特色是不言而预
8、的，他们与早期入闽汉人的冒险个性一道，以极快的速度和当地闽族的海洋文化一拍即合，并且，互为因果，相互促进，不断强化闽文化中的海洋性质，闽族的海洋性文化以出洋、经商为日常生活方式，在文化心态上以“为天下先”的拚搏精神与兼收并蓄的开放状态为引导。作为传统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他们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他们实现了全球文化格局中儒家文化圈的形成；同时，闽文化在异质文化的撞击中，不断地重塑、丰满自己，在中华文化中形成了一支富有区域个性的奇葩。闽商是闽文化的代表者闽文化由于开放而敢于吸纳，由于冒险而敢为天下先。闽商在长期的海洋经济活动中表现出了无比的创造力。在明清之际，福建的海商集团显现了早期国家资本主
9、义商业文化的一切特征，而“小户”“散客”却凸现了股份制的经营模式。当世界大潮席卷而来时，闽商的经济活动已经被纳入到世界海洋经济和全球性的市场之中。同时，明清统治者却以“海禁”把中国阻拦在世界潮流之外，闽商与之产生了激烈的冲突，闽文化以各种扭曲的形式反抗着。福建地处台湾海峡西岸，春夏刮东南风，秋冬刮东北风；可以说，有规律的季风、太平洋西岸星罗棋布的岛屿、以及洋流的作用，在以木质帆船为主的古代，都给闽人的航海带来很大的便利。秋冬，他们远航东南亚，夏季返航；春夏，他们北上朝鲜、日本，秋季返航。远古时期，闽人是以无数生命的代价来换取对台湾海峡季风规律的掌握。到了元大德8年（1304年），大德南海志开始
10、记载从福建出海的一些航路。据载，福建出海的航路分东、西洋；所谓东、西洋，一般以文莱为界。开放较早的是西洋航路。从现有的资料看，宋元时代，闽船亦固定往来与今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并以占城、柬埔寨、暹罗、大泥、旧港、万丹、马神为中转港，形成交叉的东南亚海域航路网络。又以马六甲、阿齐为基地，进入印度洋海域，连接通往南亚、西亚的航线。郑和七下西洋正是利用了这条闽船千百年来建立起来的航路网络。如果说，在西洋的水面上还能遇见广东的船民；那么，在东洋的洋面上，闽人可以独步天下了。古代福建人将今日本、菲律宾、摩鲁加群岛、苏禄群岛、北波萝洲一带称为东洋。早在五代王审知时期，为了避免在南海上与南汉地
11、广东海商发生严重的冲突，王审知在闽东开辟了甘棠港，鼓励海商繁荣东洋航线。往北，其航路终点是琉球、长绮、汉城。往南走，他们横渡台湾海峡、经澎湖、台湾、到达菲律宾北部。这东洋上的北路与南路，到了明清，接上了东来的西班牙人与荷兰人，玩出了历史上惊天动地的两件大事：第一，明朝闽南的走私港九龙江入海口的月港迅速崛起，成为“福建菲律宾美洲”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端。16世纪，东来的西班牙人只能以菲律宾为据点与闽商贸易。在此之前，闽南每年有24条船到马尼拉做生意。起初，西班牙人对福建商人采取招徕政策，国内又逢“海禁”正式解除（1567年），1580年，到菲律宾的中国商船有450艘，其中80是闽船。从月港远贩马尼拉
12、的中国货物主要是生丝与丝织品。这些货物又由马尼拉运往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一直到18世纪末，在墨西哥的进口总值中，丝绸等来自中国的商品还高居63。大帆船从墨西哥运到菲律宾的银圆和其他货物，其中，白银大多数流入中国。这条丝绸之路最终的表现形式就是中国丝绸与墨西哥白银的交换。同时，这条丝绸之路给两国的经济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生丝输入美洲，促进了墨西哥纺织工业的发展；大量丝绸输出，刺激了中国纺织业的发展，促进了漳州、厦门等城市的形成。通过这条道路，美洲的农作物，如番薯、烟草、玉蜀黍传到了福建，给中国带来了粮食生产的第二次革命。第二件，明末清初兴起的郑氏海商集团。从郑芝龙、郑成功到郑
13、经，17世纪的780年间，郑氏海商集团表现出了一切早期国家资本主义商业文化的特征。郑芝龙从1623年随当年的大海商、泉州人李旦开始，到了1628年，形成了一支拥有千艘海船的海上武装贸易力量。同年，郑接受福建巡抚熊文灿的招抚，为海防游击，三年升都督。在明朝庭的支持下，消灭了其他的海寇集团，兼并了他们的人马，实力大为膨胀，从而控制了东南沿海的制海权。郑成功起兵反清，在17世纪中叶，郑以厦门为基地，维持了一支庞大的贸易船队，他们南向取粮于惠、潮，中向取货于泉、漳，北向取材于福、温。对外则从厦门直航日本和东南亚各国；或者从事海上三角贸易，既从厦门将中国货物运销东南亚，再北上将东南亚货物转运日本，贩取所
14、需的物品返航厦门。郑成功对外贸易的范围很广，从日本的长崎至琉球、东京（越南北部）、广南，以及东南亚各地，其中尤以与日本、东京、暹罗以及荷兰殖民者的贸易最为密切。郑氏海商集团在商业上采取了“海陆十大商”分工合作的经营方式。“海五商”是设在厦门及附近各地的“仁、义、礼、智、信”海商机构；“陆五商”是指设在浙南地区的“金、木、水、火、土”陆上采购团队。“陆五商”先行领取公款，采购各种货品，交达“海五商”后，再向郑氏国库结帐，并领取下次购货款。“海五商”则“建置海船，每一字号下各设有船十二只”。接受货物后，就装运出洋贸易，将货售出后将款交于郑氏公库。应该说，在郑氏集团覆没之时，以郑氏集团为代表的闽商，
15、是一只可以与欧洲资本主义公平贸易、相互学习的力量。闽人的出洋贸易只是个别阶层的事、还是事涉福建社会各个阶层?明朝崇祯年间，兵部尚书梁庭栋上书朝廷：每年春夏东南风季节，福建“怀资贩洋”的海商，以及充当“篙师、长年”的“入海求衣食者”，人数达10余万计。可见，出洋经商的包括了社会各阶层。而各阶层的经营形式更是多种多样，“或出本贩番，或造船下海，或勾引贼党，或接济夷船”。其中在中小船家中流行的一种方法值得一提。既船员、水手都成了“舱商”，船员、水手与船主的关系不是一般的雇佣关系，而是“商业合股”关系：船主从船上的货物担位中，拨出一定舱位，由水手们自带货物，由贩卖后所得的利润充作报酬。从这些小户散客的
16、经营方式中，我们看到了股份制的色彩明清两朝的“海禁”对闽文化是个致命的打击。宋元时期，福建是中国经济最繁盛地区，在世界经济版图中赫赫有名。此间，福建既没有新的天然资源、像金矿之类的被“发现”；也没有新兴产业的出现；更没有外来资金、技术的支持。只是调动起闽文化中的积极因素。相反，明清两朝的“海禁”与闽文化的价值趋向完全悖逆。这种官方意识与民间选择的冲突造成的结果是福建当地的民生凋敝、了无生机；同时在民间，海洋文化的惯性并以各种扭曲的形式出现。有人利用朝贡贸易，以海外诸国贡使及通事的身份，引领海外诸国入明朝贡，从中获利。也有官员与官兵“往往私造海船，假朝廷干办为名，擅自下番”。更多的则是走私、偷渡。对此，福建沿海普通百姓每当窥知官兵的剿围动静，则星夜驰往报警，若官方令他们探哨，却退避步从。即使是“三尺童子，亦视海贼入衣食父母，视军门如世代仇家”。由此，我们知道嘉靖年间的“倭患”，完全是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