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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爱罗先珂与鲁迅1922年的思想转变兼论端午节及其他作品 【作 者】彭明伟 【作者简介】彭明伟，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兼任讲师、博士候选人。 【摘 要 题】比较研究一前言1922年2月底俄国盲诗人、世界语专家爱罗先珂(Vasil Eroshenko, 1889-1952)受邀来北京讲学，蔡元培委托鲁迅和周作人兄弟照顾，爱罗先珂此后便长期寄寓在八道湾周家，并和周氏兄弟发展出深厚的情谊。爱罗先珂从1922年2月24日到北京，7月3日暂时离开北京，远赴芬兰参加世界语年会，11月4日返回北京，1923年4月16日离开北京返回俄国。他前后在北京停留约一年的时间，与周家一家老小相处融洽。在这期间周氏兄弟仍然感情
2、和睦，在文学事业上相互提携，兄弟失和决裂的事件是在这之后才发生的，也就是说导致鲁迅颓丧的因素还没出现。按照一般的说法，鲁迅仍在五四“呐喊”的高峰期，尚未进入“彷徨”阴郁沉寂的时期。然而，爱罗先珂的到来，似乎让鲁迅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他从这位盲人身上感受到俄国知识分子真诚与勇猛的精神，对照之下，鲁迅更清楚意识到自身灵魂中懦弱与麻木的一面，在他1922年所写的诸篇杂文和小说都有所反映。整体来看，鲁迅在1922年前对于社会文化的批判层面较为广泛，批判的焦点较为零散。如在热风题记，鲁迅谈到自己在1918、1919年新青年发表的随感录时说：“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
3、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这些杂文呼应陈独秀所提倡的德先生与赛先生（民主与科学）两个口号，大致在新旧文化对立的框架下，攻击不合时宜的传统道德观念，阐述新文化运动的个性解放、妇女解放、儿童教育等诸多理念。如同李长之在1930年代观察到的，“他鲁迅的攻击，在这时还比较空洞，敌对的东西也多半不在身旁。但他已经抓住了国民性，不过终于比较后来是笼统的，不大具体。”鲁迅这时矛头所指主要是保守顽固的旧文人和遗老遗少，以及冷漠麻木的社会大众与看客，因为保守思想和传统价值观在他们身上看得最为清楚。1922年鲁迅一边继续和复古保守的思潮奋战，一边开
4、始正视五四的新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这是一个明显的转变，在此之前鲁迅并未如此密集撰写与新知识分子相关的文章。在这一年，鲁迅对这老问题的新发现，显然是受到爱罗先珂的刺激与提示，爱罗先珂到北京后第一场公开演说的题目便是智识阶级的使命(1922.3.3)，是针对新兴的知识分子而发的。鲁迅这时期的杂文便反映了他的震惊与自觉，以及他对新知识分子的反省，主要如为“俄国歌剧团”和无题、即小见大等篇。虽然说此时鲁迅还没有具体点名批判的对象，但对新知识分子的反省可以看成是他之后批判陈源等“现代评论派”学者绅士的前奏。如鲁迅在华盖集题记所说：“此后又突然遇见了一些所谓学者，文士，正人，君子等等，据说都是讲公话，谈公
5、理，而且深不以党同伐异为然的。可惜我和他们太不同了，所以也就被他们伐了几下。”展现在1925年至1926年间撰写的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诸篇就是鲁迅和“现代评论派”交手的纪录。从小说创作来看，阿Q正传从1921年底开始连载，因为刻画阿Q精神之深刻，在当时便广受瞩目，这篇小说往后在文学史上也被视为鲁迅批判中国麻木的、愚昧,国民性最尖锐的代表作。然而，鲁迅在阿Q正传之后创作的端午节及其它小说的“启蒙意识”与“批判意识”明显减少许多，这是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鲁迅开始用另一种的眼光来看知识分子和向来被他批判的庸众看客，同时并反省知识分子与平民（无知阶级）的关系。李欧梵观察到鲁迅小说创作在1922年的转变，
6、他认为鲁迅“写于五四运动高峰时期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一年间的最先九篇，表现了一种持续的创新力。阿Q正传好像是一次总结，在此之后，他的创新力就有些下降。一九二二年所写的五篇：端午节、白光、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读来像散文而不像小说，当然最后一篇社戏作为抒情散文是绝妙的。”鲁迅的创新力是否下降姑且不论，我认为鲁迅小说创作风格的转变和他的思想变化有密切关联，这是需要详加讨论。从阿Q正传到端午节，显示了鲁迅关注焦点的转移。端午节(1922.6)这篇小说正是在阿Q正传之后创作的，表面上看来这篇小说的题材与风格与阿Q正传迥然不同的，但在批判懦弱畏缩和自我欺瞒的精神上却又是一贯的。若说阿Q正传批判一般中国人
7、（老百姓和旧派士绅）的麻木精神，端午节这篇的批判矛头则转向五四的知识分子，鲁迅有意藉此发掘中国知识分子身上隐藏的“阿Q精神”，从许多方面来看，端午节这篇可说是鲁迅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阿Q正传。端午节这篇小说很少被谈论，在目前许多现代文学史中几乎是被遗忘的。我认为这是因为端午节这篇在鲁迅整个小说创作中的属性和定位不够明确所致。大体而言，鲁迅小说可分为两种主要的类型，一种是着眼于国民性批判，多半采客观的叙事角度，如药、风波、阿Q正传或离婚等；另一种是知识分子的自剖，通常是具有鲁迅自传性的色彩，多半采主观的叙事角度，如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等。端午节这篇正是介于这两种类型之间，兼具这两种类型，风格模糊
8、，所以不容易定位。在叙事角度上，这篇采用有限的第三人称叙事角度(the third pemon limited)非第一人称，也非全知全能之第三人称叙事，而是有时全知叙述故事，有时又深入主角内心，让读者仿佛可以见到主角之自剖与自省。在题材上，这篇作品既没有药、风波、阿Q正传那样鲜明的批判国民性的姿态，也不如在酒楼上、孤独者或伤逝那样展现颓败知识分子强烈的绝望与孤独感，因为这风格模糊的缘故，不免遭到评论家冷落的命运。然而，早在1920年代成仿吾和茅盾（沈雁冰）评论小说集呐喊时便都特别谈到这篇，并且给予正面的评价，他们尤其赞赏鲁迅刻画出当代知识分子的困境。尽管鲁迅生前并不怎么同意成仿吾给予呐喊的批评
9、，后来还以此为借口愤而将原本集中的一篇不周山抽掉，但我认为成仿吾的评论的确抓住鲁迅小说的某些精神特点。茅盾对于成仿吾的评论加以批评并对于端午节这篇的特别关注，也是值得特别讨论。关于这两篇评论，我在下文将会详谈。我认为端午节的艺术成就不应被低估，而且这篇在鲁迅小说创作历程中又具有重要意义，应该予以重视。以下我将探讨几个重点：首先，爱罗先珂带给鲁迅的刺激不小，鲁迅仿佛再度受到思想启蒙，这在1922年几篇作品都有所反映，所以有必要加以重视。其次，端午节是鲁迅刻画颓败知识分子的小说系列的开端，无论在内容题材或在创作时机上都很特殊。鲁迅首次在小说中描写当代新知识分子在社会改革运动中的处境，创造出一种自省
10、而怀疑的新知识分子形象来。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之后彷徨里祝福、孤独者、伤逝等同一系列的小说。最后，我想探讨鲁迅在此时对于知识阶级与无知阶级（平民）关系的反省，他开始扭转两者的价值位阶，向来是负面形象的“群众”、“看客”逐渐转变为正面形象的“平民”。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鲁迅从1920年代初期到中期，也就是从“呐喊”阶段向“彷徨”阶段过渡时的心境，甚或是鲁迅在思想左倾之前对于“群众”或“平民”的观感。二新知识分子批判：鲁迅与爱罗先珂的共鸣爱罗先珂四岁时因病而眼盲，稍长后担任乐团的演奏家，在英国学会了世界语。他从1914年起离开俄国，长期在各国漂泊。他到日本时起初以教授世界语维生，结识许多左翼人士，包括著
11、名的剧作家秋田雨雀和江口涣。后来他想到中南半岛扶植设立盲童学校，于是辗转于泰国、缅甸和印度之间，之后又返回日本。1921年日本政府以思想罪名将他驱逐出境，于是他先后在中国大陆哈尔滨、上海等地短暂停留漂泊，1922年2月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教授世界语。蔡元培特别嘱托周氏兄弟照顾，此后一年他便寄居在八道湾周家。爱罗先珂在北京便以俄国盲诗人、世界语者(Esperantisto)、无政府主义者的形象出现中国知识分子眼前。鲁迅所译的爱罗先珂童话多半是动物寓言故事，这些都是作者以赤子之心观照人世的作品，一方面竭力刻画人间的真与美，让人感受到作者的热情理想，另一方面又揭露人世的冷酷与愚昧，这些作品与其说是
12、给孩童看的童话，不如说是针砭成人世界的寓言。爱罗先珂藉由这些作品思索二十世纪初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思潮，他特别突显革命者、先觉者在艰苦的革命过程中必然面临到牺牲与孤独的处境，并刻画一般群众的麻木和怯懦，和知识阶级的自私与堕落。这些看法鲁迅可说是感同身受，他在翻译爱罗先珂的童话时应该得到不少共鸣，与爱罗先珂亲身交往后将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与困境看得更加清楚。鲁迅谈到爱罗先珂童话说：“他只有着一个幼稚的，而且优美的纯洁的心，人间的疆界也不能限制他的梦幻，所以对于日本常常发出身受一般的非常感愤的言辞来。”爱罗先珂因为在日本时批评了日本社会，于是被官方以思想危险罪名驱逐出境，之后辗转漂泊到中国。爱罗先珂以人类的一份子自居，他怀抱着世界人类一体、无疆界的纯洁的爱，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提出善意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