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人格精神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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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文化的人格精神,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丁 夏,“仁者,人也”论语,中国文化未必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化,但却是传承最为稳定的文化。就起源的时间而言,中国文化较之西亚的两河文明和古埃及文明要较为晚出,但这两种文明都像是划过夜空的彗星,未能长久留存于世,而中国文化则如横亘大地的长城,历经劫难,虽然伤痕累累,却表现出惊人的生存能力,至今仍屹立于世,影响卓著。在最近的一个世纪,中国文化就走过了一个明显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中国也曾经试图同样“脱亚入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打倒孔家店”为标志,而过了将近百年之后,传统文化又重回中国大地。,为什么中国文化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

2、力?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对人的关注上,中国文化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的文化,贯穿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在对自然的认识和了解上,中国文化相对较为薄弱。例如,在哲学上,中国古代众多的哲学家就很少有人去探索世界的本源、物质的构成等基本问题。把孔子、老子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略作比较,马上就可以发现双方的差异后者有关世界、物质等问题的论述构成了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而老子、孔子很少涉及这方面的问题,他们谈论最多的乃是人生价值观、道德观等,也就是怎样做人、怎么生活的问题。这样一个特点,可以说就是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也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现在所说的“炎黄子孙”,其问世的时间不过百余年。所谓“

3、炎黄子孙”,其实质是试图从族源上寻找华夏民族的最早起点。实际上华夏民族从来就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而是由东西南北多个不同的民族融合而成的。现代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文化存在着多个起源,北方的红山文化,黄河流域的半坡文化,长江流域的姚姆渡文化,就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在历史上,中国和欧洲很相似,都存在着多种文明,多个民族,但是欧洲最终是由多种文明、多个民族而形成多个国家,中国则逐渐走向统一,统一的基础,并不是因为某一个族群特别强大,而是因为存在着一个统一的文化。中国是统一于文化,而非统一于某一族群、某一政权。,中国文化基本成熟于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是后人所说的“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诸子百家虽然

4、在很多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但在如何做人、怎么生活这些基本问题上有着大体一致或相近的结论,正是这种基本观念上的大体一致或接近,决定了中国文化从此形成了思想的基本面。这些思想的基本层面为社会不同阶层、族群所接受,又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结构。文化的同构型决定了中国必然趋向于同一,以后即使政权不断更迭、朝代兴衰不止,中国文化的基本结构始终不变,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人生观一直延续至今。,那么,什么是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和人生观呢?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概括: 第一,中国文化首先肯定人性本善,凡是人皆有向善的本能,都可以通过教育和学习而达到善的境界,而善的最终社会目标,乃是行“仁政”与“王道”; 第二,

5、中国文化围绕着向善的主题,对人的道德伦理提出了一系列规范,其终极目标乃是造就“君子”,人的一生,也就是不断向君子迈进的过程; 第三,中国文化推崇人的智慧、毅力和勇气,认为智慧、毅力和勇气是解决人生困境必不可少的因素,人应该是道德君子,但又不能只是道德君子,同时还应该是智者、强者和勇者。,人性本善的思想发源于孔子,孔子的学说是以“仁”为核心的。论语中谈的最多的是“仁”,在孔子看来,“仁”并不是什么玄妙难言的东西, “仁”其实就是人的本性,所以孔子简而言之:“仁者,人也”。但人到底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深入、系统的论述。孔子的论述很多,但很少具体谈论人性。整部论语中只有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以至

6、于孔子的弟子子贡慨叹:“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虽然缺乏深入系统的论述,但是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概括,却奠定了中国人生观的一个最基本的观念,就是人生而平等的思想,平等、平均的思想后来在中国深入人心,在社会上影响非常广泛,很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发生,都与此思想紧密关联。,真正把人性本善的思想理论化的是孟子。孟子在中国最早提出来人性本善的命题。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孟子告子上)在孟子看来,所谓“人性之善”,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善性,是“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虑而知”的“良知”,是超越人的出身经历和社会地位而为人所天然具有的东西,他说:“口之于

7、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孟子告子上)既然人之于口味、音乐、美色都有同样的取舍标准,可见,人心都是相通的,人心相通的原因,又在于人心之中都有一个“理义”,有了这个“理义”,所以人心具有同构性,这种同构性决定了人和人不仅是平等的,而且都具有向善的本能。,孟子把人性的善看成是人的“良知”、“良能”,而“良知”、“良能”是人先天就具有的本能,他特别举儿童为例来加以说明: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

8、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 孟子尽心上 ) 孟子的这些见解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现在所说的“良心”、“公德”,其实都是建立在性善论和人生而平等的基础上的。,孟子同时又举人们都具有同情弱者、同情苦难的倾向为例,说明即便不是儿童而是成人,也会面对他人的不幸和苦难,自然而然地产生同情之心,这种同情,孟子称之为“不忍人之心”: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一个孩子掉进井里面临生命危险,这就立即激起旁观者的惊骇与同情,以至于对孩子伸出援救之手。但是旁观者此时的心理与

9、行为并非为功利目的所驱使(结交其父母或博取名声),亦非由生理原因所决定(不喜欢孩子的叫喊),而是旁观者会因为心被触动而采取行动。孟子由此断言,恻隐之心是人的本性“无恻隐之心,非人也”,人有这样的恻隐之心就象有身体四肢一样必然。人们应该做的只是在自己内心去找到、了解、保存、扩充它。假如一个统治者能够把这种“不忍人之心”发扬光大,则“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所以“不忍人之心”是人的本能,帝王的成功是把这种本能加以发挥。儒家所说的“仁政”,实质就是把人性的善发扬光大。,孟子又说: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

10、,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孟子告子上) 这里的“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一方面体现了人性的共同性,另一方面,它们又构成了人间道德的基础,也就是说,人间最基本的四种道德品质“仁义礼智”其实就是从这四种人性最基本的共同性中分别生长出来的。,在孟子看来,人间的道德并不是后天形成的,也不是圣人制定的,也不是只有个别人才能达到的,更不是上天强加给人类的,而是在人的本性中本来就有的。正因为是人类天性中本来就有的,所以,世间所有的人在理论上都可以达到最高的境界,用孟子的术语说,就是人人皆可为尧舜。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任何人高人一等,也没有

11、任何人低人一等,所有人都处在同一个等级上,没有例外,没有特殊,没有差异。孟子的这些思想,是把人性论和国家政治联系在一起,这和两千多年以后美国著名的独立宣言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当时制定美国宪法的那些先驱者,也是开宗明义首先强调“人人生而平等”,并以此来反抗早期资本主义的殖民制,从而赢得了人民大众的广泛支持。,由性善论作基础,孟子提出一个著名观点,就是“人皆可为尧舜”。“人皆可为尧舜”不等于“人皆为尧舜”,而是说人世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等级鸿沟,这就包含了早期的社会平等思想。这是孟子和孔子思想的一大区别。孔子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君臣父子要各守本位,不可逾越其间的等级名分,同时孔子非常

12、强调“君子”、“小人”之别,“上智”、“下愚”之别、“先知”、“后觉”之别,“大人”、“小人”之别,简而言之,孔子重视的是人间社会的等级差异,而且强化了这些差异,孟子则认为人与人有共同性,而且更强调人和人的共同性是以人性中本来就有的“善”为基础的。,因为强调人性本善,强调人的共同性,从这样的“人性论”出发,孟子发展出他的“民本论”观念。“人性论”是孟子思想的基础,“民本论”是“人性论”在社会方面的延伸和运用,如果没有“人性论”,自然也就不可能有“民本论”,“人性论”和“民本论”之间,是因果关系,也是逻辑关系,“民本论”最核心的内涵,是建立在人性本善上的社会公平,是以社会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重,而

13、不是只强调少数人的利益,同时反对把少数人凌驾于多数人之上,在孟子看来,理想的社会是以“民”为基础的,民之所愿,民之所欲,民之所利,应该成为整个社会追求的最高目标。,孟子说过这样一段有名的话: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 (孟子尽心下 ) 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说人民比国家重要,国家比君王重要。君王得到老百姓拥护,才可以做君王;诸侯、大夫是得到君王支持才能在其位的,一旦诸侯、大夫对国家有威胁,那就要采取措施,加以变更。,孟子的民本思想,体现在许多方面,例如在民生方面,他就提出一系列带有理想性质的主张,首先是在经济上解决民

14、生问题,解决了民生问题,孟子称之为“王道”: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 (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所谓的“王道”,是以民生为基础为前提的,满足老百姓衣食和生老病死的基本要求,就是“王道”:“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生者有衣食,死者能丧葬,这是生者和死者最起码的要求,满足了这些最起码的要求,“王道”就算是落到了实处,不再是空谈。但仅仅做到这一步还不够,还要有具体的制度和数量来保证,也就是每个家庭

15、都要有一定数量的可耕地,用以种植粮食和养植桑蚕,以保证足够的衣食,还要有足够的家畜,以使老人可以安度富足的晚年,同时仅仅是物质上的富足还不够,还需要发展教育,大力提高老百姓的道德水准。“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在今天看来也未必是一个人人都能享有的情况,即便是发达国家也不能完全做到,但今日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一大区别,恐怕也正在这些地方。,孟子关注民生,不限于物质生活方面,对精神生活,以及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准,他也给予积极关心,并且有自己的倡议: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

16、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 (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又提出,国君王侯要想长期保有国家,统治天下,最关键的是必须行“仁政”,而行“仁政”的关键,又在于统治者必须做到与老百姓共患难,同忧乐,如果真正做到了与民同忧同乐,则国家可保,统治可长,甚至天下也可得到: 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北宋范仲淹在其岳阳楼记里说,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把个人的忧乐与老百姓的安危困苦完全结合在一起,他的思想基础正是孟子的“仁政”思想、“民本”思想。,“仁政”的概念也非始于孟子,孔子也提到过“仁政”,不过内容比较空泛,主要是希望当时的社会回到所谓尧舜时代、文王周公时代,但是孟子与孔子很不同,他说的“仁政”,乃是得到天下人的拥护爱戴,而一旦得到天下人的拥护爱戴,则自然也就可以得到天下: 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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