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教育学的幸福教育理念与实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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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峰(中国人生科学学会幸福教育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附属玉泉小学校长)台湾的熊教授曾写过一本关于中国孩子历史的书。书中提到这样一个观点:自古以来我们中国的儿童都是生活在成人的世界里,都是被教导、被驯化的,他认为在2000年的文明当中儿童从来没有成为主体和有价值的人。他研究了很多史料,很少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发现一个儿童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今天山东有一个现象,越往东越富裕,改革开放的程度越高,曲阜地区特别落后。儒家文化有它好的一面,但同时也容易让人保守、固化,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有这样一种文化,我们的教育家总是严禁孩子们玩耍,老人一直说不要玩了,快去读书、写作业,他认为玩是无用,

2、其实按照孩子的天性,第一个天性就是玩,你不让他玩,孩子就不能发展。所以我们这样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抹杀儿童价值、抹杀儿童天性的文化。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文明主要看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对待小孩子。我说我们是一个文明的古国,古国不错,文明还得考虑。今天特别是提倡独生子女以后,整个社会富裕了,貌似真正把孩子当做人来看待了,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今天大人常常把我们的孩子看作是自己的工具和手段,甚至是脸面,有的家长说“我的孩子我要打就打你能管吗?”这是典型的把孩子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美国法律规定得很清楚,美国孩子一出生就是美国的公民,任何人无权剥夺他成长的权利,所以在美国如果出现你打小孩、孩子在哭

3、的现象,邻居一举报警察来了就把孩子接走了,剥夺你的监护权。但是,在我们国家,谁管你打不打孩子,爱怎么打就怎么打。因为这样一种文化,导致了孩子没有童年。我们的孩子一出生就开始进入起跑线的争夺问题,这是目前我们中国现实当中的一个问题。高考有句话“提高一分,干掉千人”,从高考来讲,全省考生根据分数排队,高一分可能真是跃居前一千名,但是孩子还没有形成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时候你跟孩子们说你要好好学,提高一分可以把千人踩在脚下是不对的。儿童是有可塑性的,我们今天给了他什么样的价值判断,他将来就会是什么样,因为我们这样的儿童文化必然导致这样的问题、现象。所以我们说从古希腊开始,当时对学校或者是对教育这件事的

4、看法,观点非常鲜明,要培养哲学。在古希腊时期,国王的传承并不是父传子的,国王是在全国发现有才俊的青年,作为一个继子过继过来精心培养,让他来接这个班子,跟中国是不一样的。到后来我们儒家文化典型的就是要让我们的读书人去成为入仕者,当官去拼天下,我们看教育是怎么过来的。西方国家有一段时期对小朋友的体罚相当严重,你不要看今天这样一个样态,也是经过了一个教训,包括后来西方国家提出来要培养合格的公民。我们共产主义国家提出来要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你看这干什么,我们孩子还有很强的目标性。我们说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它其实是经过我们教育教学的过程,老师和学生、家长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他的环境,他接触的物和学生成

5、长的过程,慢慢地影响,培养出一个合格的人来。我们的目标是培养一个合格的人,但是今天我们的人,他不完整、不理性或者说不幸福,这样一番教育过后,它肯定不行。所以这个地方用了刘次林博士的一个学术概念,学校的影响就应该是培养一个好人,但是我们教育的施展,我们又决定着无法按照那样一个逻辑和规律去完全培养这么一个人,我们还需通过我们的教学、通过对分数的追求去改变孩子的命运,否则我们的政策和家长都不会答应,即使学校办得再好,孩子考试不行也是不行的。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时间段,中国基础教育迫切需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如何让孩子们喜欢学校?昨天上午李振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行为教育是一种过程。你不能说我到五十岁再去

6、获得我的幸福,不是的,孩子一出生到终结这个过程要追求他的幸福,他是一个过程的幸福。我们从六岁入学到十二三岁毕业考上中学,这段期间我们让他怎么喜欢学校,如果不喜欢学校,那就没有任何幸福可言。他如果一进学校就害怕、担心、紧张、焦虑,那他来干什么。如果孩子不愿意来,说明教育的失败。第二,老师怎样破除职业倦怠?今天以我们全世界的潮流来讲,老师工作倦怠不只是中国,西方国家也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感觉大陆问题特别严重。多种原因会造成我们老师的职业倦怠,老师们承受着四面八方的压力。是什么给了我们老师这么大的压力?我想今天的人事制度、工资制度、所处环境、法制问题等很多要素都会导致我们老师承受压力,譬如说今天家长

7、举报你,原来他去教委告,现在他直接在朋友圈里发舆论。我觉得今天这个社会结构,特别是信息时代,其实为我们老师增加了无限的压力,这个压力到今天也不是一句话能解决的,但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我们研究。第三,我们学校的管理模式。因为今天我们是按照人、财、物为中心安排的结构设计,我们怎样把学校的结构做个调整,目的使它富有活力,为老师们幸福的生活、孩子们幸福的成长做一个新的架构的设计。我们都知道一个架构的空间是不改变的,像我们中国改革开放整个的政策环境的变化是一个空间结构发生了改变,让我们走到了今天。多少年来,包括我的上学经历、我女儿的经历、邻家小孩的经历以及身边很多人成长的经历,当时在我们设立教育培训

8、出版公社时,年年给我们处长写一个工作计划,其实我总是画饼充饥,每年写怎么高素质教育,怎么去做,说了很多的东西,但最终你发现局长说了、处长说了,可人家校长不一定把这个事情落实到位、落实到课堂上。这里面有众多的问题,比如说你只要考试,人家就必然追分,就必然会布置更多的作业,你又不让他去布置,又要处理他,都是这样的问题,都是一些结构性的矛盾。后来我就提出来有一个机会要去办一所学校,把自己的想法做一种探索。我来自胜利四小,李翠兰校长是一个专家,非常有办学的思想,应该说四小在她的手里三年的时间发展得非常快速,她建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因为在之前学校的生源多是片区内一线职工也就是石油工人的孩子,那时这个学校没

9、有这么好的基础,李校长经过努力,把学校建设的很好,等我去的时候,这个学校在很多学校当中已算不错,但是比一二三小还是在后面的,是这样的情况。之后我们提出“幸福教育”并做了一些思考,这个思考也是没有方向的思考,感觉想改变一种形态但是怎么改变切入点还没有找到。2002年的春天,我参加了一个双语的研讨会,在书店买了一本书,就是幸福教育论,这本书我一直读到晚上5点直到把书都读完。第二天开完会,我跟办公室你主任说,我帮我联系一下,这个刘次林老师我要再拜访一下,下午,我就跑到他的办公室探讨了这个问题。刘次林博士的讲解让我对行为教育的思考进一步升华了。到了2007年,我跟着我们的导师又研磨了一年,这一年我主要

10、研磨的是他的情感教育与“幸福教育”的对应关系或者是实践的模式。这一年的学习对我来讲意义非常大,尽管非常辛劳,住在潮湿的地下室,环境十分艰苦,每天读书、写报,但是那一年我对自己整个的知识视角和研究方法给出了清晰的路径和开阔的视野。后来,我把学校搬到潍坊,再后来我又到了北京,我想这是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当然直到今天也不能说我已达到彼岸,我还在继续探讨的过程中。我办过农村小学,办过城市小学;办过公立小学,办过民办学校;办过小学、办过中学、办过幼儿园;在地方和首都办过不同类型的学校,接受了不同区域的文化,分析了不同的体制,也体验了不同的办学管理机制。这种多元化的办学的体验让我的想法非常坚定,我们一定要

11、基于教育学意义上的“幸福教育”。郑州一个区都在提“幸福教育”这个概念的,但他们是从政治学和管理学提的。清华大学引进了哈佛大学的幸福学,是从心理学提的。我们刘次林博士更多地是从伦理学来提的行为教育,因为他是德育专家。行为教育与情感意识是一脉相承的,刘博士以上位思考对我们整个“幸福教育”做了一个完整的研究和阐述,他用他学术的视角和视野,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但是我想作为我们这些实践者,我们光认为这样还不行,需要把这样一种态度、一个想法落地,落到我们的课堂当中,落到学院里面。我们试图以一种基于人生幸福追求与时间的教育主张,来进行制度设计。为什么这么提?我们上午的思考与下午的行动怎样结合起来达到一种理想与

12、实践高度结合的模型。这是我去的第一所学校,昨天李振村所说的尘土飞扬的学校,当时是这样的,我们看这个图片的左边,我离开之前那个地方已是一个广场,全用大理石铺了。当时这个地方是一个土操场,夏天有些草,到了秋天冬天风比较大,他去的时候是11月底,我晚上带他进去的,他一进门口就来了一阵风,一股土一下就把他搬倒了,所以他就有一个不好的印象,其实学校挺好的。去年是学校的20周年庆,为了做一个“幸福教育”的报告回去了,其实我离开这个学校之后就没有再回去过,应该说那一天我特别激动,老师们也都过来跟我合影留念。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思考的一点问题。在1760年左右,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写了大教学论,它标志着现代教育

13、的建立。夸美纽斯重要的贡献是发明了班级授课制,就像今天我们有个会场,我一讲我们一百多人都可以听,这个叫班级授课制。在以前,英国是家庭教育,家里聘一个老师来上课,电影中就呈现了这样的状态。我们中国是家学、私塾。一个家族孩子一起上课,不是这样的模式,没有课程、没有教材,没有班级结构。我看过这样一段历史,在1800年以前,康德在柏林大学当教授的时候,那一年28岁,他讲的一门课叫做论述教育学,这个时候教育学仍然没有从哲学当中分离出来,心理学的分离就更晚了,直到上世纪初才分离出来。其实真正分离的标志是1806年,赫尔巴特写的普通教育学,他给我们把教育教学做了一个明确的界定。这个界定到今天,我们今天学生的

14、样态、教育的方式已然是他建立的样子,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本书很薄,建议各位一定要看一下,其实在大学里师范专业学的教育学,就是它的蓝本,不过加了一些我们的东西在里面。再一个就是参考凯洛夫的教育学。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我们中国是1952年引进凯洛夫的教育学,1956年就展开了对他的批判。当时彭真说:“我们学生的课业负担过重需要减负。”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一边批判,一边继续研究凯洛夫的教育学,我们中国没有一本教育学,我们没有原生的教育学。我们华东师范大学的刘佛年教授写了一本教育学,试着用我们党的这个视角进行编写,但是这部书写完以后就得到了批判,他被关进了牛棚,其实这本书还没有出版。我们发现,其实我们今天

15、的教育,我们的理解,我们对上位的思考,我们理论的建构,我认为今天不能忽视两个人,特别是对中国教育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杜威,这个人主要的影响力在民国时期。当然这个期间我们受到凯洛夫的影响也比较严重,但是我想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阶段,他的思想对我们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杜威有一个在华演讲特别著名,他阐述了他对教育的一种理解和办实验学校的一些做法。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他的学生像蔡元培这些人,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跟着杜威学成回国后进行了多样的探索。中国教育发展到今天,我们依然崇拜陶行知、蔡元培这些人,为什么?就是觉得他们当初那些提法与教育的本质比较切实,说“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再一个提出来

16、“交易即生活、生长和经验的改造。”什么是改造?什么样的生长过程是一个不断改造自己原有认知的过程?把这种认知和体会形成一种体验,当然我们翻译也有关系,所以他提出来,教育就是孩子自己生活的本身,教育就是自己生长的过程,什么意思?这个孩子来到学校是接受教育,他如果跟他爸爸乞讨,也是在接受一种教育,不在乎于孩子是在学校内还是学校外,它的过程背后就是一种教育的过程,我不知道这种理解是不是正确。我研究他的书,我认为他的理解给我们很大启发。孩子的教育是不停地在发生的,一般人认为,只有把孩子叫到面前教育才是教育,其实这是不正确的,他玩耍、偷盗、打架都是一种教育,教育没有正教育或者是好教育之分,教育的过程是他遇到的所有过程。刚才我提到经验的改造。我端一杯水敢去喝,是因为经验告诉我这个水的温度烫不着我。但是很多小朋友没被开水烫到过,回到家太渴了,暖壶倒一杯水端起来就喝,第一口就烫着了,不过等他第二次再倒一杯水喝时他就会吹吹,这就是一种经验的改造。什么是教育?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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