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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统社会的进身之道：八股取士的重估何怀宏 八股一向被人攻击为“不能得人”乃至于“破坏人才”，但是，为什么八股会成为古代科举考试录取入仕的首要标准？为什么不考别的，而就考这常被认为是最无用、也最呆板、最僵死的八股？它是怎么来的？是皇帝或政府刻意牢笼士子的精心设计，还是考试制度发展的自然结果？为什么八股素为人诟病而又久不能废？为什么它竟然在一种涉及全国上下而且地位也最重要的考试中延续了近500年之久？今人对这些问题的模糊程度，可能恰与对八股批判的激烈程度成正比。而批判什么东西的一个前提条件，其实应当是首先知道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考八股究竟在考什么八股在历史上产生形成的自然而然性，构成八股的各种要
2、素在文学上运用的悠久性，以及八股将这些作文要素有机地结为一体的综合性，也许使我们可以尝试回答这一问题考八股究竟在考什么？八股取士主要要求士人具有一些什么样的能力？在此我们可以借用启功的一个通俗比喻，他说八股破题的作法，和作谜语极其相似，谜有谜面、谜底，破题两句即是谜面，所破的原文题目即是谜底。进一步讲，全篇的八股文几百字都是谜面。1我们一般都是就谜面（如几句话，一首诗）来猜谜底，并且常常可在规定的范围猜（如打一物、打一字），而应当说，设计一个谜面要远比猜一个谜底困难得多，设计一个几百字的长谜、韵谜、诗谜就更难了，而八股文就可以说是这样一个长谜，一个文谜（就其中“比”的部分而言还可以说是韵谜），
3、八股文的作者也就可以说是这样一种长文谜的设计者。他还要通盘考虑到理、法、辞、气，乃至音调、平仄等各个方面，因而就更不容易了。所以一个学作八股者确实很难一下就掌握此技，他往往先需从二句破题学起，这是最初级、也最优先的设计谜面，然后承题扩展到三四句，起讲再扩展到十来句，再进入洋洋洒洒、音调铿锵、最见文采、也最难把握的“比”的部分，最后收结。在全篇文章中，都要牢牢扣紧谜底不逾越文题所定的范围，不侵上犯下，且要如行云流水一般连接，波涛起伏一般推进，最后又要收得拢，截得住。 然而，八股文的基本要素，基本技巧，又可以说是古代、包括今天我们做文章都需要知道、乃至耳熟能详、非常自然而然应当遵循的一些要求，例如
4、全篇文章要扣紧主题，一般要开门见山，要首尾呼应，要结构严谨，要有理有据，要文字流畅，乃至不要堆砌华丽词藻等等。从这方面说，学八股又不是很难的，其基本要求和技巧与我们学写其他文章一样，可以触类旁通。八股文的特殊点也许主要在于它的综合性和严格性它把主要的文章技巧，乃至把韵散、文理、人我等因素巧妙地结为一体，并形成某种不能有大的逾越的定式，但这也只是用于考场，并不是说要求古人无论作什么文章都得如此。当然，我们把八股比喻为设计谜面，只是就其技巧而言，而并未在此考虑其内容、主题的严肃性。那么，即便主要从形式技巧言，一个士子要想通过八股取得成功，至少需要具备几种什么样的能力呢？我们也许可以约略归纳以下几条
5、记忆能力。他必须有能力熟记四书五经这些主要经典，但不仅是熟记内容大意，而是逐字逐句熟记，不仅熟记正文，还有朱注也要熟记，这样，对任何出题他才能一眼即知其所出书，知其章节，知其上下文，知其注解，作文才能有一个基本依据，这是一种最初步的能力。理解义理的能力。他必须充分和确切地理解经书及经解所说的意思是什么，背景是什么，字句之间有何逻辑上的关联，然后才有可能自己代圣贤立言，自己引申发挥。组织文字、发挥文彩的能力。如果说记忆和理解能力主要是一种投入，一种全面把握和深入理解原文本的能力，那么要写好八股就还需要另一种能力即一种产出的能力，一种把自己所理解的东西用雅训的文辞，在严格固定的程式中表现出来的能力
6、。以上这三种能力，尤以后两种，又尤以最后一种为最重要。记忆能力涉及的主要只是知识，而后两种能力涉及的则是思想、智慧、文字技巧及美感。因而考八股也就主要不是考死的知识，不是考“记性”，而是考“悟性”，考“慧根”和文才。这几种能力固然不能离开后天训练，但更和天资有密切关系，所以古人会有一个人是不是“读书种子”之说。费孝通、潘光旦也说，八股主要不是一种知识的测验，而是一种能力的检查。21933年夏，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刘叔雅请陈寅恪代拟大学入学国文试题，陈寅恪就有过以类似于八股中的基本要素（比和代）出题的尝试，并陈述了自己的理由。3总之，八股有别于古代的帖经墨义，也有别于当代也仍然屡见不鲜的那种需要死
7、记硬背、有标准答案的知识性测验。为什么不考别的？为什么考试内容不紧密地联系实际，联系时政？比方说就考时务策、论，或以之为主，或至少允许考生在经义中评论时政，以求考试较切于政治，较切于实用呢？此法虽也在历代的考试中屡次试过，并也留下过几则佳话，然而若普遍推行，以之为一种持久的制度，它的弊害也是迅速而明显的。这样考试也许确有可能使少数有责任感和见识的士人有机会表达自己的独到政见与才学，但是这一全国规模、机会平等的公开考试，并不能只对这少数人开放（也无法鉴别他们），而它本身客观上又是一种与名利相联系的上升之途，大多数考生并未经过政治习练，甚至也缺乏生活阅历（多为童生），故不易有成熟的政治见解，因此，
8、即便策论题为实事，大多数人大概也只能是空发议论，乃至助长妄言之风。且这样常常会导致或加剧政治上的派别之争，而一些考生还可能为求取中而揣摩迎合考官的政见，乃至于在其中暗藏关节，与考官一起营私舞弊。而且，议论时事亦非一般义理那样可使考生深入发挥，也不便于考官悬一客观准绳进行衡量。总之，科场并不是合适的干政、议政之处，它不过是选择日后也许可堪造就的政治人材而已。 八股是否能得人明清八股取士是否能实现其之所以被设立的功能本意为国得人？是否能使各种人材，首先是政治人材被选拔上来为朝廷所用？或者更广义地说，是否能使主要是道德政事文章方面的卓越之士居于他们应得的社会高位，乃至于接近于古人“野无遗贤”的理想？
9、即便在传统社会崩溃之前，这也一直是一个有广泛争议的问题。肯定者可以举出许许多多获得了科名的卓越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和学者的证据，而否定者也可以举出相当一些未能获得功名的各方面的卓越者，作者人数自然比前面少得多，但如果考虑到历史上可能还有许多人正因无功名而未能自显，被埋没的人材可能还不少。而所有有关得人或不得人的罗列或统计都可能碰到这个问题：还有多少我们根本不知道的人材呢？由于究竟历史上有多少人材湮没几乎是一个无法验证的问题，因而争论也就不容易得到解决，所以我们后面还要从一个有才者如果想得功名能有多大把握的角度再次涉及这一问题。不过在此，我们还是想先略微罗列一下清代以八股取士得人的情况。在清代
10、的著名文人中，4钱谦益为明朝进士，吴伟业、王士桢、韩葵、纳兰性德、朱轼、方苞、方舟、袁枚、翁方纲、姚鼐、沈德潜、彭元瑞、纪昀、汤鹏、龚自珍、冯桂芬、李慈铭、吴汝纶、沈曾植均为进士；尤侗康熙十八年试鸿博列为二等；侯方域顺治八年乡试仅中副榜；刘大魁累世为诸生，方苞激赏之，然雍正中两登副榜，应乾元词科又遭张廷玉黜落。厉鹗、恽敬、林纾均为举人。金圣叹、吴敬梓、蒲松龄、李汝珍只是秀才，曹雪芹则以禁锢不能与考，但高鹗是进士，李渔为明代秀才，清代未再应试。著名文人中完全是布衣的还是罕见。总的说，在文人中，才能偏于诗、文者似较占优，有小说、戏曲之长才者却要受点压。在清代的著名学者中，明亡后立志不仕的一些清初学
11、者是一特殊的集团，如孙奇逢17岁即中举人，王夫之23岁亦中举人，明生员顾亭林据说八股文也写得很好，还有黄宗羲、张尔岐、颜元等，这些人若是去应试，成进士大概不是难事，但他们明亡后都不再应试。其后如万斯大为举人，顾栋高、惠周为进士，全祖望雍正七年充贡入京，旋举顺天乡试，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是春会试却先成进士。何焯是一很特别的例子，他藏书极富，读书极多，著有义门读书记，康熙四十一年被荐召入南书房，次年赐举人试礼部，下第复赐进士。他曾被人诬陷而致罪，但皇帝看了从他家查抄的东西也觉他只是一个嗜书如命者而不再追究。这大概是清代对不擅考者也赐两榜的唯一一个特例。以后钱大昕、王鸣盛、赵翼、朱筠、章学诚、法式善
12、、孔广森、邵晋涵、王念孙、毕沅、洪亮吉、阮元、孙星衍、凌廷堪、桂馥、刘宝楠、龙启瑞、陈立、俞樾、廖平、王先谦等均为进士，但也有段玉裁、严可均、焦循、王运、孙诒让等仅为举人。戴震年28方补诸生，乾隆二十七年举乡试，四十年命与会试中式者同赴殿试，赐同进士出身。而江永为诸生数十年，大概也是一个不擅或不愿考者，汪中20岁补诸生，乾隆四十二年拔贡，以母老竟不朝考，后亦不与试，使满心想要他中的朱落空，黄式三、江声也是以母丧或父疾不复事科举，江声是一个极其专注的学问家，从小就问老师“读书何为？”嘉庆元年（1796）被举孝廉方正。我们再略看一下晚清（主要是光绪朝）著名政治家的情况。16世纪影响最大的两位政治家
13、曾国藩、李鸿章均为进士，后如沈桂芬、李鸿藻、孙毓汶、翁同、王文韶、张之万、张之洞、瞿鸿机、阎敬铭、鹿传霖、林绍年、孙家鼐、张百熙、唐景崇、于式枚、沈家本、张佩纶、郭嵩涛、洪钧、丁宝祯、陶模、徐致靖、刘光第、康有为、袁昶、文廷式、徐桐、赵舒翘、陆润庠、梁鼎芬、劳乃宣这些在清季政坛或外交领域内扮演过重要角色的风云人物也都是进士，其中且有几位状元（翁同、张之万、孙家鼐、洪钧、陆润庠)及榜眼探花等。陈宝箴、杨深秀、杨锐、林旭、梁启超等则为举人，袁世凯是由在朝鲜的军功及李鸿章保荐而上升的。荣禄为荫生，曾纪泽也是荫补，刚毅以笔帖式累迁，周馥初侍李鸿章司文牍，累保道员，薛福成以副贡生参曾国藩幕，谭嗣同游新疆
14、刘锦棠幕，以同知入赀知府，端方由荫生中举人，入赀为员外郎，盛宣怀以诸生纳赀为主事。由以上情况，我们大致可以看到晚清入仕的多途并进，但显然还是以正途科名（进士、举人、贡生）为主，又以入翰林者为重。这些正途出身者是些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政治家，他们能在其时数千进士、数万举人中进一步凸现，自然是因为他们还具有相当的实际政治的才能和兴趣，而他们最初要从更为广大的数十万乃至数百万应考者中脱颖而出，又不能不具有相当精湛的经史学术和一定的为文才能。所以，在他们中间，相当深入地讨论学问和相当优雅地应酢唱和自然就是很平常的事了，全然不学无术或不学有术者不易混迹其间。他们除了公务，自己也常能写出漂亮的诗文，传世与否
15、姑不论，但至少能写，也能在较高水平上鉴赏。总之，无论英雄枭雄，激进保守，留下善声或骂名，这些人确为当时的一时之选，而决非等闲平庸、侥幸得举之辈。而曾国藩、张之洞等人的努力虽未能挽回传统社会的颓势，也并不就是他们无能，而是势已有所不能。由于八股主要是考一种理解经典及组织文字的能力，要求理法与文辞兼备，故学者与文人在考试中较占优势，而兼具政治才能的人则更在入选后的官职擢升中占优势。但在此我们要注意一点，即传统的国家形态并不像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在今人看来，它的国家能力是很弱的，很多事情都是由社会、由民间自行解决，所以，传统中国也就有了其他文明所罕见的一身而兼学者、文人、政治家三任的官员。学识、文才、
16、政治三种才能虽然相异，又毕竟同样作为智力而有相通互渗的一面，尤其对大多数人来说是这样（仅在某一个方面极为突出者极少）。而且，重要的是在于，我们不宜以现代国家所需人才的类型性质和数量来要求传统型的国家。对于传统中国那样一种国家形态来说，它可能并不需要那种过于精明、强悍、与道德与文化水平失去平衡的政治才能，甚至无需太注重遴选很能办事、很有政治才能的人，5因为，在其占统治地位的治国思想中，实际有一种相当深厚的自然无为、清静自化、让人自为之、自养之、自竞之的思想，6乃至包括科举，也主要是让人自谋之、自竞之、自请先生、自筹经费，而不是全由国家给包下来。所以，在古代中国，太平年景并不需要多少政治干才，太多的管理可能还适足以扰民。一个骨子里的文人、学者有时也就颇能胜任其职，而对学术与文学的浓厚兴趣也很可能淡化一个官员对积聚财富的欲望，转移他的视线，使之不会去一心一意地搜括民脂民膏，因他确实另有事可做，另有为他看重、也为社会所看重、他也有能力做的事情可做，且不说儒家的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