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理想的沉重翅膀——读《民主的不满》》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公民理想的沉重翅膀——读《民主的不满》（8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公民理想的沉重翅膀：读民主的不满 迈克尔桑德尔：民主的不满：美国在寻求一种公共哲学，曾纪茂译、刘训练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文中所引该书仅注页码。刘 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读美国史常有这样的困惑：一方面，美国人是有理想、有使命感、有原则的，留下了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那样的不朽文献和华盛顿功成名就之时解甲归田的感人故事。另方面，美国也被视作一个奉行实用主义、现实主义理念的国家。美国是如何兼具这两种文化特征的？美国政治思想家迈克尔桑德尔在其民主的不满：美国在寻求一种公共哲学一书中，以美国公民理想为中心线索，为我们诠释了这个重要问题。两百多年来，很多美国的观察者和研究者
2、从不同角度发现，美国的公民认同主要在政治理念和体制上，而不在具体地域疆界上，这或许与这个国家的世界性移民，多种族、多文化有关。从建国之始，美国人就认为，自由和民主有赖于公民自治，而自治需要有德行的公民，因此，如何培养和维持公民品德就成为重要的政治理想并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这条主线在美国历史中几经沉浮，作为一种政治传统，至今令学者和政治家们不敢忽视。按照桑德尔论述，美国公民理想与社会经济现实的较量大致经历这么几个主要回合：最初是以杰斐逊为代表的自耕农公民理想与汉密尔顿的工商建国发展方针的冲突。经济繁荣和公民道德都是民主国家所需要的，但如果两者发生冲突，孰重孰轻，在建国一代领导人头
3、脑中还是很清楚的。弗吉尼亚权利法案的起草人乔治梅森曾说，“如果德行是共和国至关重要的原则，那么没有节俭、正直、严格的道德，共和国就不能长期存在始终盛行于商业都市的恶习、道德堕落、奢侈、贿赂和腐败，难道不会彻底破坏这些原则吗”？美国第二位总统约翰亚当斯在独立前就明确指出，“公众的德行是共和国的唯一基础否则就不可能有共和政府，也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自由”，因此“造就人民的品质，正是伟大政治家的份内之事”。富兰克林也认为，“只有有德行的民族才能获得自由，当国民腐败堕落时，他们更需要主人”。然而，尽管杰斐逊等人反复阐述自耕农生活有利于培养自治所需的公民美德，工商风气会带来社会腐败，美国社会还是走上了工业
4、化、商业化和城市化的轨道，共和主义的自耕农公民美德理想仅停留在政治思想层面。第二个回合发生在19世纪的大多数时期，围绕着工资劳动是不是自由劳动的争论，因为当时人们认为，只有自由劳动才能产生民主制所需的自由公民，一个为工资、为他人工作的人，也必定成为工资或他人的附庸。工资劳动只有作为暂时的，即最终实现经济独立的劳动，才是可以容忍或认可的。共和党自称”不仅是作为反对奴隶制的政党，而是是坚定支持自由劳动的政党“。（210）随着工业化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工薪族，这似乎印证了老一代革命家的担忧：民主制的基础被削弱。这个问题因南方奴隶制的存在变得更为尖锐复杂。当废奴主义者谴责南部奴隶制时，奴隶制的辩护者
5、会说，北方的“工业奴隶制”更不道德，奴隶老了、病了，还可以呆在种植园里，但工厂并不收留同样的工人。内战的结果是废除了奴隶制，但北方州内战的目的是什么？为了黑人还是白人？并不像后来很多历史教材写得那么清楚。当时很多共和党人认定，奴隶制的存在不仅造成了黑人的灾难，其影响已越出州界，腐蚀着北方人的品质，“奴隶制的政策与目标、制度与文化，以及民众的品格，都不同于北方。在我们的利益、制度与追求方面，在我们的情操与情感方面，都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211）如一位议员说，“我并不假装知道奴隶制对于奴隶的影响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我也没必要在这里表达我的看法。我注意的是它对白人、对这个国家的自由白人的影响”
6、。（211）很多北方军队的士兵是为保卫联邦、反对国家分裂而战，并非是为黑人的自由去流血。林肯明白这些，所以才在宣布黑人解放命令上犹豫再三。著名的黑人领袖F. 道格拉斯对此也看得很清楚：白人只是在政治上、法律上反对奴隶制，“自由人的呐喊发出来了，但不是为了把自由延伸到黑人身上，而是为了保护白人的自由”。（212）重建的历史也证明：放下武器的邦联领导人包括所有军官都得到赦免，很多人重新参政；而黑人除了得到法律上的自由外，生活的很多方面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不仅黑人如此，至19世纪末，白人劳工运动也从反对工资劳动制本身，转向为维护工人的公民权利需要什么样的经济条件。如劳动组织要求缩短工作时间的理由是，
7、这会使工人有更多的时间去阅读报纸，参与公共事务；甚至提高工资不仅是为了提高改善生活的物质条件，而是为了培育适合公民自治的高贵品质。这表明，美国人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工资劳动制，对公民必须是自由劳动者的理想追求降低了，但并没有放弃这种追求。进步主义运动和新政是公民理想与现实的第三次较量。进步主义运动不仅是一场城市改革或社会改革运动，更是一场公民道德塑造运动。住房改革运动不仅是缓解穷人的住房困难，更是为了提升贫民窟居民的道德和公民品质，因为“好类型的公民不可能由睡在暗无天日的房间里、住在拥挤不堪且毫无隐私的地方的儿童造就而成”。（245）要求建城市操场的倡议者认为，有沙坑、秋千和运动场的城市操场“将是
8、新的城市公民道德的、勤奋的、有社会责任心的公民的发源地”。体育运动可以充当“公民学校”，“以最简单、最基本的形式培养纯粹的公民体验”。城市规划如雄伟的建筑、喷泉、雕塑及公共设施会激发公民自豪感，有提升城市生活道德风尚的教化作用。纽约市政厅对面的公园里有一座“公民德行”纪念碑，就是进步主义时代最杰出的一座雕塑。进步主义时期被任命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路易斯布兰代斯经常批评垄断和托拉斯，他的理由是政治上的，不是因为这些垄断寡头在经济上损害消费者，而是因为这些大企业拒绝民主机构政府的领导，通过削弱公民的经济自立能力，而削弱了他们的身体、道德和自由民主精神。他继承了杰斐逊及19世纪共和主义者关于工商业和工
9、资劳动有害于公民品质的传统，在他看来，产业自由不能仅靠缩短工时、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来实现，也不是凭借集体谈判让工人在他们的劳动成果中分享更多的份额，尽管他赞同这些改革措施，他更关注的是经济领域能否塑造出能够自治的公民。这只能由产业民主来实现，即工人参与企业管理。他认为，承认工会的合法地位，相当于使劳资关系从“工业专制主义”向雇主的“立宪君主制”前进了一步，劳资利润分享是更进一步，但“充分成熟的产业民主”必须再向前一步，创建工业政府（an industrial government），让工人在企业管理上有发言权、投票权，就像他们在政治民主中有发言权、投票权一样。（249） 他说，“照我看来，
10、仅仅改善个人的 身体和物质条件永远不能消除我们的不安也幸亏不能消除我们的不安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无论我们为了个人的舒适可能以及肯定会想到多大的物质改善，美国都是一个民主国家，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有人。人的发展是任何工业和社会体系都要指向的”。“我们美国人不仅承诺避免财富不公正分配意义上的社会正义，而且我们首先向民主承诺”。“为民主而奋斗”与“为人的发展而奋斗”是不可分离的。“人类为了发展，吃好、住好，有适当的教育与休息的机会，这些都是必要的。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不可能达到我们的目标。但是，我们可能及时有了所有这些东西，（250）却依然是一个奴隶的国家”。（250）老罗斯福的国家主义主张加强政府权力
11、，这虽与杰斐逊强调州权的政治思想不合，但他却继承了杰斐逊关于公民道德的传统。他说，“物质发展作为目的本身对一个国家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如果美国仅仅想要倡导那些舒适与奢侈之物的积累，那么从时代的远景来看，那些确实算不了什么”。只有把物质富足看成是“建设真实生活、精神与道德生活的基础”，物质发展才是有意义的。“物质繁荣是大好事，但这主要是作为支撑更高、更好的道德品质的 手段，无论这些品质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这才会是大好事”。（255-256）进步主义时代也出现了主张以消费者为基础的新民主观，以沃尔特韦尔的新民主（1912年）一书为代表。韦尔认为，生产者被其不同德职业高度分化，但他们作为消费者没有分化
12、，如教授、个人、小贩都希望有物美价廉的鞋子穿，如此庞大的一个“消费共同体”，必然会影响政治形势。在韦尔看来，民主的关键不是培养公民品德，而是最广泛地满足公民的经济需求。“实现充分民主的希望必须依靠的正是美国日益增多的财富”，“给予我们民主奋斗道德认可的”正是经济增长。“人民想要的不是财富，而是分配的财富；不是国民收入统计数字的提高，而是经济上得到更多的满足、更广泛的分配”。（263）尽管韦尔支持国家主义改善企业的劳动条件和收入分配，但放弃了这样做的公民政治理想，不仅将公民政治转变为消费者权益，而且割断了劳动自由与公民道德的联系。或者说，韦尔试图以消费“新民主”代替了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产业民主
13、。然而，公民道德的理想仍在延续，反托拉斯运动关注的不止是经济效率和消费者福利，它代表的更是美国人反对集权的传统观念。用参议员约翰谢尔曼话说，“如果我们不能忍受一位国王执掌政治权力，我们就不应该忍受一位控制生产、交通以及任何生活必需品的国王”。（271）当有人以大规模生产降低了成本和价格，有利于消费者来为托拉斯辩护时，反托拉斯的人说不清楚什么样的规模生产时合适的，什么程度的竞争有利于消费者，干脆就以政治理由反击：公民独立和民主体制更重要。现代政治思想史学家霍夫施塔特评论说，“谢尔曼法案背后的政治动力比经济理论更明显，也说得更清楚”。（271）然而，大工业集约化生产趋势不可阻碍，对托拉斯性质的判断
14、最终取决于其对消费者利益的影响，公民消费者的利益超过了公民生产者，公民政治标准再次被搁置。罗斯福将新政视为美国革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继续，因为公民的政治权利在经济不平等面前已经失去意义，新政就是要将美国人从经济专制中解放出来，如同建国一代摆脱英国的政治专制一样。然而，摆脱经济危机需要刺激消费、扩大就业。新政的指导理论凯恩斯主义认为，所有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是消费。于是，新政的重点转向如何扩大消费、刺激消费、鼓励消费信心并引导国家走向高消费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大企业不仅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工具，更是促进公民自由与幸福的工具。由于经济效率提高，人们才有更多的闲暇和自由选择。因此，消费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
15、行为，而是个人和社会自由的标志，与更高的道德理想相关。公民理想不仅让位于严酷的经济现实，更为消费理想所替代。二战以来至今，对公民福利问题的争论可以看作公民理想与现实的第四次交锋。50-60年代是美国的经济繁荣时期，繁荣时期存在的社会贫困现象格外引人注目。依学者们对贫困的解释，大致可分为四个学派： 丁开杰、林义选编：后福利国家，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85-287页。个体学派认为贫困是个人缺陷，如懒惰。家庭学派认为抚养方式教育遗传等原因导致贫困的遗传。亚文化学派把贫困看做一种行为模式，但认为是由环境而不是个人选择造成的，但仍带有对穷人的道德谴责。结构学派将贫困归结为其所处社会的产物，通常
16、阶级、阶层、地位等做出说明，社会不平等越大，底层贫困的 可能性也就越大。在30年代世界性大萧条以前，前两个学派占主导地位。30年代大萧条导致的普遍失业被认为是一种经济结构问题，个体和家庭学派因大量失业和持续反复的经济危机而没落。人们逐渐不将失业和贫困归于个人，但认为政府与其发钱给失业者，不如付钱让人们干活，这就是政府投资刺激就业。但随着美国经济出现滞涨，福利政策倍受争议，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个体和家庭学派复苏，重新强调个人寻找工作的责任与努力，而不是社会创造就业的责任。肯尼迪总统的名言：“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就是在强调公民责任。他弟弟罗伯特肯尼迪认为，失业问题不仅是没有工作和收入，更在于他们不能分享公民的公共生活。“失业意味着无事可做，意味着与我们其余的人没有关系。没有工作，对同胞没有用处，事实上就是拉尔夫埃利森所写的隐形人”。福利可以减轻贫困，但并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