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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霞蔚飙起的南北朝文体摘要：文体作为文章写作的基本程式和规范，并非先于作品而存在，而是先有作品后有程式和规范，是经由人们不断总结、丰富和完善而形成的。其形成之后再反作用于创作，为后人所遵循沿用。遵循的人愈多，所作愈多，沿用的时间愈长，经历愈久，其生命力就愈旺盛，其存活的时间亦就愈长久。因此，它既寄形体于人们的创作当中，又对人们的创作起着制约、规范的作用。南北朝文体正是依循这样的生存轨迹而获得了它们应有的时间和空间，既作者云涌，作品林立，又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是中国古代文体形成发展的重要阶段，为循用者所学习、承传，研究者所注重、探讨。关键词：南北朝；文体：勃兴；种类诗文创作历来依体进行，无体之作
2、并不多见，即使象张融作海赋，文辞诡激，异于常体，但赋体的基本特征还是无法改变，改变了，那就不是赋，而是别的文体了，正因这样，刘勰著文心雕龙，特重创作与文体，强调文体在创作中的地位与作用，说：“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话不多，然意义深远。因此，依体为文，乃属文之准式；依体研究创作，乃治学之常规。依此准式常规去观照南北朝文体之勃兴，则发现它全得力于此时期人们的大力创作。没有创作这一“活水”在，文体这一“载舟”则是空的，死的；反之，有了这一活水，它是实的，活的，生机盎然的。可见，文体离不开创作，创作需要文体，二者相依相存，共同构筑了南北朝文学的繁荣。如是，从创作看文体，南北朝
3、文体霞蔚飙起之状，则别具一番特色和风味。一、南北朝文体是种依托创作主体和作品而存活的文体创作主体的大量涌现，作品的大量产生为南北朝文体的兴起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条件。文体作为文章写作的基本程式和规范，并非先于作品而存在，而是先有作品后有程式和规范，是人们不断总结，不断丰富，不断完善形成的。其形成后再反作用于创作，为后人所遵循所沿用。遵循的人愈多，所作愈多，沿用的时间愈长，经历愈久，其生命力就愈旺盛，其存活的时间亦就愈长远。因此，它既寄形体于人们的创作当中，又对人们的创作起着制约、规范作用。南北朝文体正是依循着这样的生存轨迹而获得了它们应有的时间和空间，为后人所熟悉了解。南北朝遵循的人有多少?据严
4、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时之统计，有姓名可考者凡1122人。其中，宋278人，齐131人，梁204人，陈62人，后魏302人，北齐84人，后周61人。又据笔者对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之统计，此时期知其姓名的诗人有429人。其中，宋59人，齐43人，梁168人，陈72人，北魏42人，北齐28人，北周15人。在这成百上千的人员中，有帝王将相，有士林才秀，有女流缁羽，有大家，有无名辈，形形色色，林林总总，充分显示出此时期文坛创作之盛，人气之旺。其中，最能体现和反映这一旺盛的，是他们的才气。论其才气，别小看那些龙袍裹体，皇冠挂头的皇帝们，在他们中间，有叱诧风云、定坤南北、霸气十足的宋武
5、帝、魏世祖。刘勰说：“宋武爱文。”李延寿说“太武聪明雄断。”有学贯五经，文思钦明的梁武帝、魏孝文帝。梁书武帝本纪说：“少而笃学，洞达儒学。”“天性睿敏，下笔成章，千赋百诗，直疏便就，诏铭赞诔，箴颂笺奏，凡诸文集，又百二十卷。”魏书高祖纪说：“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手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还有“博涉经史，雅重文儒”的宋文帝，“才藻甚美”的宋孝武帝，“好读书，爱文义”的宋明帝，“博学，善属文”的齐高帝，少有诗癖，辞藻艳发的梁简文帝，“笃志文艺”，著述甚丰的梁元帝，昏于诗酒的陈后主，“好文而有
6、孝文风”的东魏孝静帝，“博览群书，善属文，词彩温丽”的北周明帝。他们足以展帝王之才气，显天子之风采。至于士林之秀，更是蔼蔼若云。且不说那“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的琅邪王氏，亦不说“人各有能”，人才济济的陈郡谢氏，就拿崛起于宋齐之际的彭城刘氏来说，其兄弟及群从子侄当时并能属文者，就有七十人!此外，其他家族都有如是之才，比如傅亮，其门第不显，因其博涉经史，尤善文辞，得到了宋武帝的赏识，史称武帝“自此之后至于受命，表策文诰，皆亮辞也。”又如，东莞臧氏，在宋齐历史上多以武功立威名，然“臧氏文义之美，传于累代”，是一个以文墨传递的家族。再如大家熟知的鲍照、江淹、吴均、丘迟、高闾，他们的
7、门第并不高，然辞采丰美却擅名南北。史称鲍照“文辞赡逸，尝为古乐府，文甚遒丽。元嘉中，河济俱清，当时以为美瑞。照为河清颂，其序甚工”；称江淹“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时人皆谓之才尽。凡所著述百余篇，自撰为前后集，并齐史十志，并行于世”；称吴均“好学有俊才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或敩之，谓为吴均体”；称丘迟“八岁便属文时高祖著连珠，诏群臣继作者数十人，迟文最美所著诗赋行于世”；称高闾“好为文章，军国书檄诏令碑颂铭赞百有余篇，集为三十卷”这在那注重学术文化，注重属文著述，以此来张显家族文化优势，人文素质，以提高家族门望和政治社会地位的南北朝，真是太平凡太普遍了。那时候，没有才气而浑浑噩噩者，常遭人耻
8、笑；有才气善属文者，备受人尊敬。然才气并非天生的，而是在后天学习、写作中培养形成的。南北朝人不只好文，亦好笔，对笔体文，诏表铭赞之属，都很注重。谢脁，南北朝一大家也，好奖掖后进。“时会稽孔覬粗有才笔，未为时知，孔珪令草让表以示脁，脁嗟吟良久，手自折简写之，谓珪曰：士子名声未立，应共奖成，无惜牙齿余论。”由于时人重才笔，不少家族很重视子弟才笔的训练。比如，刘绘齐时掌诏诰，刘孝绰时年十四，绘常使代草之。陆慧晓有子三人，晓初授兖州，令其三子依次第各作一让表。朝廷王府亦很注重群臣才笔之施展，比如，梁武帝令群臣数十人继作其连珠，丘迟因写得最好而被赏识；敕陆倕撰新漏刻铭，其文甚美，迁太子中舍人，诏为石阙铭
9、，敕褒美之。刘义康修东府城，城壍中得古冢，为之改葬，令谢惠连为祭文以展其才华。文章写得好，受人称赞。比如陆云公制太伯庙碑，吴兴太守张缵罢郡经途，读其文叹曰：“今之蔡伯喈也。”如此以来，不仅培养了一批著名的作手，如宋之颜竣，齐之王融，梁之沈约、任昉，陈之徐陵，北周之庾信、王褒，都是此类文体的大家，而且培养了文坛尚笔的风气，致使笔体文与诗、赋、辞、骚一样，成为南北朝文学两大主流而支配着文学的发展其作品之琳琅满目，开一代之壮观。据严、逯两大诗文集之辑录，文共有276卷，5944篇，其中，宋64卷，1418篇；齐26卷，653篇；梁74卷，1685篇；陈18卷，340篇；后魏60卷，1313篇；北齐1
10、0卷，224篇；后周24卷，311篇。诗共有73卷，5218首。其中，宋12卷，913首；齐7卷，513首；梁30卷，2305首；陈10卷，611首；北魏4卷，208首；北齐4卷，201首；北周6卷，467首。而南北朝文体亦就在如此众多的作家作品中得以保存、延伸和流传。二、南北朝文体是种承前启后充满活力的文体。其种类之繁多，既为人们的创作提供了各种程式和规范，也为人们的研究提供了各种样式和依据。这一点与前一点相辅相成，为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前者说的是文体对作家作品的依赖，这里说的是文体对作家、研究家之作用；前者说，文体形成之后，循用者愈多，其生命力愈旺盛，这里要继续探讨的是人们如何循用这些文体
11、而使之继往开来。在中国文学史上，大凡一些大型文体，如诗、赋、辞、骚之形成、流传，乃至生命不息，既集中了二千年来人们的智慧和创造，又经受了二千年来时空的磨荡与考验，三言两语说不清，就是一些长篇累牍的专著专论，看似说清了，然质疑者往往有之。当然，说不清的并不等于不能说。这里所云南北朝人如何循用这些文体，实际就是说清这一问题的一种途径和方法。正由于他们循用前代文体进行创作，我们也就知道现在南北朝存活的文体尚有四十种之多，它们是：诗、赋、七、咏、引、诏、敕、制、册、令、教、文、表、章、奏、书、启、笺、奏记、檄、议、论、说、答问、史论、颂、赞、铭、箴、诫、记、传、连珠、序、哀策、祭文、吊、诔、墓誌、碑、
12、行状、祝文、盟文、忏悔文、願文等。其中，后二种属新创，前四十来种属继承。继承并不是种机械的套用或模仿，而是在学习基础上的活用，寄寓了循用者的认识和思考。这些被继承的文体大多已定型和基本定型，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应该一致。事实却并非如此。这只要看看刘勰文心雕龙所言33种文体和萧统文选所选37种(一说38种，另说39种)文体，就会发现二者于数量上存在差异，文章归类上存在出入。比如“奏”，文心雕龙有而文选无；文选有“上书”“弹事”，而文心雕龙只有解说而不将它们视为二种文体。这是什么原因?按文心雕龙奏启说：“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汉之辅，上表称奏。”原来，奏与上书属于同一文体，只是称谓略有不同。难道仅是
13、这点区别?若考之奏”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劾愆谬”的功能，则区别颇大。其因就是所奏之接受者不是别人，而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向皇帝呈奏，总得要注意点方式方法，讲究点思想感情，更何况所奏“四事”，本身就存在着善恶爱憎的问题。“献典仪”与“劾愆谬”，能说无区别?前者奏善，后者奏恶，爱憎泾渭分明。既有区别，向皇帝呈书，是用奏，还是用上书?深知二者区别的汉人奏善时，用“上书”，劾恶时，用“奏”，并称奏劾、弹奏。“陈政事”和“上急变”，能说一样?二者似乎不存在爱憎问题，然向皇帝“进谏”，是“奏谏皇帝”，还是“上书谏皇帝”?向皇帝“荐贤才”，“乞骸骨”，“言得失”、“言世务”、“理冤狱”、“谢恩”，是用奏，
14、还是用上书?依然存在着情感差异问题。深知二者差异的汉人，如娄敬上书谏高祖，司马相如上书谏猎，魏相上书谏击匈奴右地，枚乘上书谏吴王，何武上书荐傅喜，师丹上书言封丁傅，公孙弘上书乞骸骨，贡禹上书乞骸骨，马宫上书谢罪乞骸骨，禹贡上书言得失，徐武上武帝书言世务，严安上书言世务，蔡义上书理太子，辛庆忌上书理刘辅，邓昌上书理盖宽饶，诸葛丰上书谢恩，用的都是“上书”，且无一例外，整部全汉文呈现的就是这个样子。这就说明，上书与奏用地有别，感情有异。萧统严分二者之别，将奏分为上书、弹事二体，应该是深知汉人思想感情的。然也有不足，那就是他的“上书”不包括上疏、上言。刘勰说：“奏事或称上疏”。表明上书、上疏是两种不
15、同的称谓。此外，在汉人公文写作中，还有“上言”。按其功能，与上书、上疏无别，应属于“奏”之列。然文选均无上疏、上言。由此观之，刘勰用奏不用上书、弹事，较之萧统全面切实。总之，这一朝臣常用文体，在理论家、选家那里得不到统一，在循用者手里亦就更难趋同，有用奏的，也有用上书、上疏、上言的。然四者相较，用奏的多，其文268篇，用上书、上疏、上言者少，其文分别为53篇，29篇，47篇。当然，循用者对文体也有认识明确而使用一致的。如对诗、赋、诏、敕、制、册、教、文、章、表、书、启、笺、奏记、论、檄、颂、赞、铭、箴、吊、祭、哀、诔、碑、连珠、记、传等文体就识而不疑，用而不乱。以诏、敕、制、册四体来说，由于诏是用来“诏诰百官”的，敕是用来“敕戒州郡”的，制是用来“制施赦令”的，册是用来“册封王侯”的，其使用范围、对象、性质、作用有着明确的区别，都属于皇帝的专用文书，是最高的政令，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和时效性，故其制作，不论是皇帝本人，还是他的制作诏诰的大臣，都十分清楚它们的写作特点和要求，都严格地遵循它们的程式和规范，决不会出现诏敕制册混用的事情。这只要看看南北朝现存的1468篇诏文，118篇敕文，15篇制文和40篇册文，就会深深地感到它们法式森严，一诏一敕，一制一册，都钉是钉，卯是卯，仿佛经过千锤百炼过一般。它们行文虽短，有的就是那么几句话，百来字，但句句铿锵，字字珠玉，掷地成响，激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