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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商务印书馆的奠基人陈翰伯张稷两个商务印书馆以1997年商务印书馆建馆100年为标志，对商务印书馆的研究，日益成为出版史和近代经济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然而一个常常被忽略的事实是,在110年的历史中，实际上存在两个商务印书馆，以1954年迁京为分水岭而形成的上海的商务和北京的商务。它们之间既有着传承，又有着明显的区分。它们都是以“扶助教育、开启民智”为宗旨的商务，是译介西学的商务，是盛产高品质工具书的商务；是承担着文化建设的责任，享有崇高声誉的商务。然而两者又是如此的不同：一个是博大的商务，一个是精深的商务；一个是资本家股份制公司的商务，一个是公有制文化单位的商务；一个是为中国近代文化教育开辟
2、草萊的商务，一个是努力为中国的现代化搭建中外交流的知识平台，并大规模、系统地引进西方现代文明成果的商务。昔日的荣耀归于昔日的商务印书馆。实际上，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商务印书馆在人们心中，不过是一个灰淡的影子，一座老旧的院墙，是一群文人聚集的地方。但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它所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等西学名著，已经开始影响新一代学人“上大学时读了商务印书馆的一些书，王府井大街36号简直就是心中的圣地。研究生考到北京来之后，与几位同学一起逛王府井，从南头一直走到北头，终于找到36号，我心情激动，对着商务的大楼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 贺卫方2007年3月1日在博客里的这段文字，记录着像他这
3、样的用商务的字典学写字、通过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了解世界的一代知识分子，对商务的真实情感这才是商务当下的荣誉，归于北京商务印书馆。而北京商务在译介外国名著和编纂出版中外语文工具书这两项成就的奠基工作，均出自商务印书馆在北京时期的一位重要人物陈翰伯。陈翰伯进馆时的商务印书馆早在1954年公私合营前，商务就经历了十数年的低弥与徘徊。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及日后国民党经济政策的失败，在教材出版方面的垄断，使得这个努力保持民间身份的出版机构，一度濒临破产的边缘。建国后，一心谋求与政府合作的商务印书馆，在政府的直接干预之下，几乎已经被改造成为一个以科学技术读物为主要出版任务的出版机构，社会影响日渐
4、式微。然而，对于这样一个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为中国文化教育建设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出版机构的重建方案，新中国政府也是经过了再三的思考和调整。50年代后期的商务，经过公私合营数次改组，已经成为一个既没地也没人的名实俱虚的机构。1956年，中央确定了双百方针；2月，周恩来签署了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在“1958年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的现代汉语词典”，并责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年12月7日，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指出:“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中央考虑对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再度改组。1958年4月，商务印书馆从高等教
5、育出版社分离出来，重新恢复独立建制，国家需要商务“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央根据商务的出版传统，规定商务为出版中外语文工具书和翻译外国古今学术著作的专业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一样，为国家一级出版社，直属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领导。这一分工，无疑正式确定了从旧时代走过来的商务，在新社会的出版格局中的地位，同时也表明政府寄希望于商务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发挥作用。客观地讲，这一分工，使得商务印书馆能够延续其在早年确立的“扶助教育、开启民智”的文化理想，同时也为其日后形成稳定的经济结构，从而长期保证其出版的高品质提供了一种较为理想的可能。这是后话。是年春天，商务印书馆幸运地迎来了1949年以后它的最重要的一员陈翰
6、伯。北京商务印书馆的奠基人1958年8月12日，陈翰伯受命来商务主持工作，当时的商务“基本处于停业状态，老人渐渐淡忘了它，新人竟有不知出版界有个商务印书馆”。对于陈翰伯在商务12年的工作，许多老人都有追忆的文字，陈翰伯自己也有过十分简短的概述。大致说来，三个方面最为主要：一是制订中长期出版规划翰伯到商务后，对于中央确定的商务出版分工的两大领域，自觉“底子还很差”，于是一边开始带头学史，即从洋四史学起（世界通史、西方哲学史、经济学说史、政治思想史），一边着手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出版计划。他利用成立“外国翻译规划领导小组”的机会，在沈雁冰、潘梓年和张友渔的帮助下，拿到了一个包括3000余种图书的外国
7、学术名著翻译规划，同时遍访北京、上海等地的专家，征求对书目的意见。据他的学生、曾担任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的胡企林回忆，陈翰伯为此一度带着铺盖卷住进了北大。此后陈翰伯又组织馆内的马清槐、陈光福、高崧、骆静兰、胡企林等，按照“削去冗繁留清瘦”的标准，对书目进行遴选，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制定了“把16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一些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作为优先组译的书目，其中多以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有关的著作作为重点”的出版中期规划。陈翰伯在译介哲学、社会科学名著方面的规划，保证了商务印书馆译介西学名著的工作，能够长期有序地进行。此规划几经修订，成为商务此后四十年的出版大纲，其中一些
8、项目，仍在继续中。如近日出版的琉璃宫史一书，即是60年规划中的项目。由此可见规划工作的科学性，所列项目之权威性。中外语文工具书方面，陈翰伯时期，商务印书馆最富盛名的三部辞书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辞源都相继组织了修订和出版。还组织出版了由副总编辑刘泽荣先生主编的俄汉大辞典，另有日汉大辞典和英华大辞典的修订版等一系列词典和语法、课本、读物问世。此外，英、法、德、日、西、阿拉伯、越南、印尼、世界语等语种都有词典和教材、读物等，品种和数量比老商务都大有扩展。1975年，已经离开商务在文化部出版局工作的陈翰伯主持了一个全国性的中外语文工具书规划工作，并于当年在广州召开了规划会议，制订了全国中外语文工具书十
9、年规划。这个计划，是陈翰伯抓住“那黑暗的十年出现的一丝光线”的1975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的奋力一搏。被他“抓住不放”，一起制订规划的陈原曾感叹，当时很少有人相信“这是真的”，“很少人相信这个规划能够实现，但是翰伯却固执地认为它是可以实现的”！ “这项基础工程对于国家现代化有多么巨大的意义！”当然，商务印书馆在其中承担了不少的任务，这也成为商务此后30年在工具书出版方面的主要选题依据之一。七八十年代以后，这批多语种的工具书陆续出版。这是陈翰伯离开商务之后，为全国的出版界，同时在实际上，也为商务的中外语文辞书出版制订的一个中长期规划。二是想尽办法出版了一批高品质图书陈翰伯时代的商务，在所承担的译介
10、外国哲学社会科学名著和编纂出版中外语文工具书方面两大领域的成就，从规模和品质上，均超过了上海商务印书馆。据汪家熔先生统计，1958年至文革前期，陈翰伯在商务实际工作的8年间，译介西学各科学术名著395种（地理学语言学未计在内）。这个数字，是解放前整整半个世纪全国有关机构所出同层次著作234种的168%。另有近400种的译稿作为选题的“水库”。这批图书在译介规模方面的成就已经是空前的了，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批图书有相当数量属于名著名译，翻译质量恐怕也难以从整体上被后人超越。这批书中，有哲学、哲学史118种，经济学118种，政治学93种，历史著作99种。其范围，远远超过了“三个来源”。同时，在陈翰伯任
11、内，还有远见地开始对量子论、量子力学、相对论、核物理等科学哲学领域的名著系统组稿，并有少量品种出版。在经济学领域，也富于预见性地系统译介出版了三十年代开始一直受西方国家重视、成为西方国家经济政策指导的凯恩斯主义论著，诸如凯恩斯、汉森的著作，以及凯恩斯主义的两个分支学派以萨缪尔森为首的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及以琼罗宾逊为首的新剑桥学派的著作。和他们对立的自由经济学派芝加哥学派，例如近来逐渐为国内学界广为关注的哈耶克、熊彼特等的著作也有出版。这对于日后学术界对中国经济现代化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提出各种理论指导和解决方案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学术支持。受时代之囿，政治学领域的著作（共93种），主要集中于空想社
12、会主义，计42种，占全部政治学品种的45%。 所有这些成为1981年开始结辑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主要来源，这套丛书为商务在学术界、文化界赢得了极高的荣誉和广泛的敬重。现代汉语词典是一个国家级工程，为此还组建了专门的词典编纂学术机构语言所词典室，因此编纂方面的力量是有组织保证的。现汉的前后两任主编吕叔湘和丁声树先生，皆为语言学大家，尤其是第二任主编丁声树先生，对现代语言学的造诣之深之全面，实为主编这部词典的不二人选。出版方面的难度，一是如何在物资、人力都紧缺的情况下保证词典的顺利出版；二是如何在各种政治运动中确保词典的编纂质量。前面的问题是技术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解决起来已经很不容
13、易。后一个问题是政治问题，解决起来就更加复杂了。例如从词典编纂学角度的意见，要求词典收词有一定的稳定性，如“三面红旗”“大跃进”等词，两三年的实践已经部分证明其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要不要收？这类词改动不合适，去请示也得不到确切的指示，陈翰伯称之为“烫手条目”，共67条，后来一咬牙删去了。文革中，这一条成为陈翰伯的一大罪状。三是建设了一支高水平的编辑和著译者队伍陈翰伯为商务建设了一支高水平的编辑队伍和译者队伍，使得商务数十年受益。 陈翰伯接手商务时，经历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又几经分合改组，编辑人员进得少，出得多，所剩无几。虽有时代出版社和五十年代出版社的部分编辑并入，但是与翻译外国哲学社会科
14、学、自然科学著作并出版中外语文工具书的艰巨任务相比，编辑力量十分薄弱。陈翰伯面临两大紧迫任务，一是补充一大批编辑，二是组织高水准的译者队伍。陈翰伯到商务之后，先后从时代出版社、三联书店、中华书局、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并入一批编辑，他从原来工作的学习杂志社和学习译丛编辑部也带来一批业务骨干。陈翰伯又四处求才，网罗了一批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名校的学者，其中不少是因政治上犯过“错误”而下放的右派或着靠边站的人。陈翰伯对此一视同人，放手使用，使他们很快成为商务编辑工作的骨干。在培养年轻编辑方面，也制定了一套规程，如，要求编辑学四史，精通一门外语，掌握一门第二外语。要求编辑具备研讨原著的能力，会译
15、会写。组织有关专家给编辑讲座等等。陈翰伯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共有四个编辑室，即俄华词典编辑室、外语编辑室、哲学社会科学编辑室，汉语编辑室。可以说每个编辑室都是大家云集，如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有高崧、骆静兰、胡企林“三驾马车”。在陈翰伯的组织领导和人格感召下，原本来源复杂的编辑队伍凝聚成一个整体，同心协力地干着译书出书的事业。陈翰伯借用老商务的传统说法，称著译家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提倡编辑要和译者交朋友。他把有无能力与一批高水平的译者交朋友，有无能力遴选出最合适承担相应工作的专家学者，作为编辑是否称职的标准之一。“他不主张编辑坐在家里等稿子，不主张编辑当语文教员，把稿子改得满篇红，强调要尊重著译者
16、风格，在文风上不强调一致。”作者在写稿的过程中，编辑要经常去拜访他们，讨论问题，征求意见。在稿费问题上，陈翰伯要求编辑尽可能“高抬贵手”，尽可能按高档开付稿酬。正因为如此，许多作译者与商务的编辑结为一生的朋友，这种良好的关系，至今令商务受惠。商务的著译者阵容堪称豪华，如在译介西学方面，朱光潜、贺麟之译黑格尔、郭大力、王亚南之译亚当斯密，周建人之译达尔文，杨东莼之译摩尔根，“皆是一时之选”。在中外语文工具书方面，也是大家云集，陈翰伯倚重旧商务的吴泽炎先生（汉语），从中华过来的朱谱萱先生（英、法、西、德、日语等），以及外交部刘泽荣先生（俄语）等大家，使得商务的辞书质量较之于旧时更臻完善。有人也许会说，陈翰伯所做的工作，不过是完成了国家的分工而已，换一个人也是会做这些事情的。此言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