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讲座八“改革开 放”以来的语言理论研究》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专题讲座八“改革开 放”以来的语言理论研究（2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专题讲座八:“改革开放”以来的语言理论研究徐通锵 （ 2005年04月28日）浏览人次320【提要】借鉴印欧语的理论、方法，实现中西语言学的有效结合，是建设和发展我们语言理论研究的必由之路。结合必须以汉语特点的研究为立足点，因而要紧紧抓住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字”去梳理汉语的结构规律。要实现语言学的国际接轨，需要克服理论上的依赖感。 Abstract: It is true that the devoplopment of our linguistic therectical study can only be achieved through an effective combination
2、of Chinese and Western linguistic theories,but this combination must base on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the monosyllabic Chinese character (Zi), as the basic structural unit of the language, always serves as a critical clue in our search for its structural rules. To meet the demands of inter
3、ationalization, a mere theorectical dependence upon the west must be avoided. 我国有悠久的语言研究历史，但没有理论语言学。理论语言学是在马氏文通以后仿效西方的语言理论研究模式建立起来的，因而如何根据汉语的特点吸收西方语言理论中于我有用的理论和方法，实现两者的有效结合，就成为我们的语言理论建设必须遵循的原则。百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二十余年来，我们遵循“结合”的原则摸索前进，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积极的进展。回顾这种“结合”的历程，总结其中的一些经验教训，对今后的语言理论建设来说，我想不是没有意义的。一
4、印欧语理论的借鉴和“结合”途径的探索1978年以后，由于“改革开放”，学术环境发生了变化，解放后因“一边倒”而产生的苏联语言学的影响渐次消失，“语言学的阶级性”没有人再坚持，和国外语言学的联系也逐步加强，这就为中西语言学的结合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结合”的研究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具体表现为：从事语言理论研究的学者尽量深入具体语言现象的研究，努力克服原来学界批评最尖锐的理论脱离实际的弊病，并以实际语言现象的研究为基础提炼相应的理论假设，而从事现代汉语、方言、汉语史研究的学者大多也能自觉地运用相应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实际的语言现象；另外，原来从事外语教学和研究的学者随着中外语言学联系的加强也有很
5、多人加入语言理论研究的行列。他们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领域共同探索西方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和汉语研究相结合的最佳途径。“结合”不是“西方的理论汉语的例子”，而是吸收西方语言理论的立论精神，结合汉语的特点，描写和解释汉语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有鉴于“结合”的艰巨性和以往学界对语言理论研究“脱离实际”的批评，叶蜚声、徐通锵从总结入手，先学习前辈在“结合”道路上积累起来的的经验与教训，而后再摸索前进。19781981，他们一起考察了“五?四”以来汉语语法研究和音韵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撰写了“五?四”以来汉语语法研究评述历史比较法和切韵音系的研究内部拟测法和汉语上古音系的研究等论文，从中了解和总结中西语言
6、学的“结合”的成效和局限。他们从这种总结性的研究中发现，音韵研究的“结合”的成效远远强于语法研究，因为音韵研究没有离开自己的传统；语法研究由于一切需要从头做起，受西方语言理论的束缚太大，因而成效不理想。这一考察对徐通锵后来的研究很有影响，启发他先进行历史语言学的研究，而后再逐步展开语言理论的探索。总结可以成为前进的出发点，重要的还是需要对汉语进行独立的、具体的研究，提炼出相应的规律。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中国的语言理论研究进入一个比较活跃的时期，先后出版了一系列语言学概论性的著作，计有20多部，比较重要的有：李兆同、徐思益主编的语言学导论，叶蜚声、徐通锵的语言学纲要，胡明扬的语言和语言学和伍铁平主
7、编的普通语言学纲要。概论不仅是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介绍，还应该反映当代语言学的发展，把经过实践检验而为人们公认的一些原理写入教材，没有深入的研究是很难写出有特色的概论的。当时，“文革”过去不久，语言研究刚重新起步，要总结当代语言研究的成果写出有特色的概论性教材，条件还不成熟，因而编写的质量都不是很理想。比较起来，叶蜚声、徐通锵的那本纲要还算差强人意，得到国家教委的推荐并成为高校“语言学概论”课广为采用的教材。这本书以索绪尔的聚合、组合理论为纲组织有关的语言材料，使全书有一条清楚的线索，重点结合汉语介绍结构语言学的基础知识。这是语言理论教学视野的一种转向，纠正了以往苏联语言学“概论”性教材的影响
8、。进入八十年代中后期，各个方面的语言研究相继展开，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中国的语言理论研究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其具体的标志是：不再在“语言学概论”的编写上兜圈子，重点转向专题性的研究；逐渐摆脱对西方语言理论的机械搬用，努力在具体语言现象的分析中提炼相应的理论和方法，设法使“结合”走上一个新的台阶。这方面比较重要的论著有徐通锵的历史语言学、刘叔新的汉语描写词汇学、陈平的现代语言学研究和石毓智的肯定和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等。中国是历史语言学的大国，但只研究文字、音韵、训诂，没有历史语言学的理论著作。徐通锵的历史语言学在这方面迈出了艰难的一步。继此之后，他又写了一系列有关文白异读、语言变异的文章，它们和
9、王洪君关于汉语方言文白异读的研究除了比较好地解决了西方历史语言学理论、方法和汉语方言、音韵研究相结合外，还在理论上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这主要是：以汉语的文白异读现象的研究为基础提炼出叠置式音变的理论和方法，使历史语言学继连续式音变、离散式音变之后又补充了一种新的音变方式；语音现象的易变性与音系结构格局的稳固性之间的对立统一的矛盾是支配语音运转和演变的杠杆，可以用现实的音变机理去解释历史上已经完成的音变规律；突出了语言系统的自组织的性质。这些都是以汉语的研究为基础，吸收当代社会语言学语言变异理论的精神而总结、提炼出来的理论假设，对补正和丰富理论语言学的内容应该有积极的作用。词汇学原是语言理论中
10、的一个薄弱环节，“改革开放”以后有了长足进展，而南开大学中文系则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阵地，其带头人是刘叔新。他先是在一系列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主编现代汉语同义词词典，而后撰写专著汉语描写词汇学。这本著作材料详实，分析具体，论证也比较严密。它在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旗帜鲜明地否定汉语构词法的语法性质，认为“复合词的结构无论就其词素的顺序形式还是意义关系，都无句法性质，也非词法现象，而是词汇性的”。他以这一认识为基础对以往的语法构词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同时展开词汇性造词法的研究。这向传统的构词理论提出了挑战，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周荐继刘叔新之后又撰写了汉语词汇研究史纲等著述，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对汉语
11、词汇的研究进行了一次理论性的探索。和词汇现象相联系的是语义，在八、九十年代出版了一批论著，比较重要的有徐烈炯的语义学、贾彦德的汉语语义学、苏新春的汉语词义学、石安石的语义论、符淮青的汉语词汇学史、詹人凤的现代汉语语义学等。它们从不同的方面研究词汇和语义的问题，使这一原本很薄弱的领域得到了明显的加强。可以看出，词汇和语义是八十年代以后我们语言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语义研究尽管在我国有悠久的传统，但现在的语义研究基本上是步西方语义学的后尘，与我国传统的语义研究基本上没有关系，因而不容易作出有特色的研究。这方面如何实现中西语言学的有效结合还有待于来日的探索。语法一直是马氏文通以后
12、汉语研究的一个重点，但始终没有建立起汉语自己的语法理论体系。名为“语法理论”的著作不是没有，而是它们都还不是扎根于汉语的研究而提炼出来的理论。所以，吕叔湘说：“过去，中国没有系统的语法论著，也就没有系统的语法理论，所有理论都是外来的。外国的理论在那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这不是坏事，问题是不论什么理论都得结合汉语的实际，可是结合二字谈何容易，机械地搬用乃至削足适履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为龚千炎中国语法学史稿写的序言）这是百年来汉语语法研究的总结，完全符合实际。科学没有国界，理论和方法如果适用于汉语的研究，我们自然可以“跟着转”去实现“结合”。结构语言学的理论我们跟了几十年，在“结合”上取得
13、了一些成效；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理论和英国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到八十年代才开始“跟着转”，但还鲜有联系汉语实际的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加强了与国外语言学联系，很多人出国访问进修，回来后或结合汉语介绍和评述西方的语言理论，或用西方的语言理论来解释汉语的结构，其中不乏有质量的论著。陈平的现代语言学研究是这方面的一部语言理论著作。这本书除了一部分评述当前语言学的发展之外，主要是用西方功能学派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英语和汉语，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思路，其中论现代汉语时间系统的三元结构和释汉语中与名词性成分相关的四组概念是这方面的两篇代表作，前者着眼于动词，后者着眼于名词。三元结构一文系统地分
14、析了汉语中的时相（phase）、时制（tense）、时态（aspect）的问题。时间在语言结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早期的汉语语法研究模仿印欧系语言的句法结构，把“了、着、过”等看成为汉语的时间标志，后来发现这种看法不对，于是只能放弃，认为汉语语法没有“时”的范畴。此后的汉语语法研究基本上不研究时间，这犹如倒洗澡水把小孩儿也倒掉一样，实在是理论上的一大失误。自美籍华裔学者戴浩一发表了他的时间顺序和汉语的语序之后，这个问题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如果说，这篇文章研究了时间的一个侧面，那么陈平的论现代汉语时间系统的三元结构则是对汉语语法中的时间范畴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揭示出一些重要的时间特征，其中的时相还是
15、以前的研究不曾涉及过的一个重要问题。这篇文章引发了汉语时间问题的研究，龚千炎、郭瑞等此后相继发表了好几篇相关的论文，由此可见此文的理论价值。释汉语中与名词性成分相关的四组概念结合语用讨论了“有指”“定指”“实指”“通指”的概念以及它们在现代汉语中的表现方法和语法特点，从功能的角度研究汉语的句法和话语。这些都是陈平把在国外学到的新理论用于汉语研究而取得的成果，颇得吕叔湘的好评：“在介绍西方语言学方面，他能做到融会贯通。在论述汉语和英语方面，也能够从新的角度出发，使读者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见现代语言学研究的“序”）。和陈平相似的研究还有沈家煊，他的“有界”和“无界”、形容词句法功能的标记模式等论文
16、和专著不对称和标记论等都能很好地运用国外语言学的新理论来解决汉语的问题，对复杂的语言现象作出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他们都在中西语言学结合的道路上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成效。我们这里还要特别强调的是石毓智的肯定和否定的对称和不对称。这是一部重要的语法理论著作，它从认知的角度对一系列的语法现象进行语义的解释。全书从“连续和离散”、“定量和不定量”两个方面全面梳理汉语的语法结构，找出其间的语义结构规律，开创了一条重解释的汉语语法研究的新途径。这种研究思路今后可能很有发展前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理论语言学在“结合”道路上的求索取得了一些明显的进展，但这些进展基本上都是以“跟着转”的思路为基础的。科学无国界，“跟着转”式的“结合”固然可以取得一些成效，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汉语的结构与印欧语理论之间的矛盾，其最重要的标志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