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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大学的全面重建http:/view.QQ.com 2006年07月11日10:53 大学重建 姚国华第 1 2 3 4 5 6 7 8 9 10 页 问渠哪得清如许，谓有源头活水来：以公开透明的外科手术扼止沼泽化，清淤割瘤，优势重组 对于深层的文化使命来说，中国大学仍还处在蒙昧状态。只有少数老牌大学还有一丝几经摧残、扭曲和冷寂的文化传统。 这种状态下的大学，要充当国家文化战略的中心，必须在宏观政策和微观管理的各方面，果断实施全面的整顿、重组等外科手术，置于死地而后生，形成现代大学精神成长的内在机制。可是，谁来主持大学改革，并确保改革的深入呢？ 首先，作为起步，要依靠理性的政府权威；然后，作
2、为常态，要建立各大学自主的理性办学体系。 有人反感高校改革的政府行为，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中国基层社会充斥着复杂的利益关系网，根本没有形成理性思维与选择的背景，各自为政的改革只会越改越糟。况且，中国高校本是集权体制的产物，解铃还须系铃人。 关键在于，大学改革应在公开透明的环境里，放理性文化的层面上操作。既不能以过去的中央权威来保证“以大局为重”，也不能落进基层官僚们各自为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小算盘”里。如果大学都做不到这样，那社会更不可能了。 这又回到本书的基本立场上，真正彻底的改革决不能陷入“利益调整”的死胡同，必须把它当作一个文化问题，得到公众的理性认同和维护。20年来，无论在
3、经济、政治还是文化教育的改革，一旦陷入利益集团之间的摩擦、抗拒、妥协、折中、纠缠，并且诉诸于不公开的权力争夺，结果就会不可避免地背离改革的初衷，造成一系列不合理的反面效应，甚至倒退。 改革经常阻力巨大，反对声浪阵阵，但仔细分析无非是利益集团的抗拒与压制造成的。所以，必须建立公正、普遍、客观的理性原则，凌驾于所有利益集团之上，并且诉诸于公开的对话和竞争。没有这样的理念，任何改革都将是隔靴搔痒。 第一个方面，大学的结构性重组 近年来，中国高校最大的改革是联合、重组、合并，强调规模效应与综合优势，改变各行业部门办学的归属方式，形成中央和地方主管教育的体制。这一结构性的重大调整，针对50年代以来形成的
4、分工狭窄、体制封闭、低水平重复、小而全的高校办学模式，尤其对打破多年的利益集团化、沼泽化，对于“清淤消肿”，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外科手术。 宏观决策无疑是正确的，但具体实施却举步维艰，结果也十分尴尬。虽然这还只是开端，不能过早下结论，但根本问题已经突现：一个原本远大的战略思维，如何变成公众认同的文化理念，摆脱利益集团讨价还价的陷阱。 学科布局合理，有潜在优势效应的重组只有川大、北大、复旦、中山等。其它多是“掺水式”重点大学和普通高校、专科、甚至中专合并，“同性恋式”没有互补关系的专门学校合并。荒唐的例子有：中国科大并一个烟草学院，上海交大合一个农学院，同济大学并个铁道医学院，东南大学并的全是些低层
5、次学校，校区相连、实力相当的湖南大学与中南工大合不起来，却分别与远处的其它杂牌学校合并。这样造成众多“傻大”高校，狠狠扩招，只要有钱，谁都能上重点大学，拿名牌文凭！ 我所在的武汉，曾是华中及中南地区最重要的经济、文化、教育中心。然而20年来，东部崛起了，西部开发也启动了，这里的局面却一再被动，在全国的地位一降再降。武汉地区重点高校之多，仅次于北京、上海，列全国第三。这在科教兴国的战略格局中本来占尽优势，然而此次高校重组，由于各种利益集团的牵制，竟然组合不成一所优势大学进入全国名牌行列。 我所在的华中理工大学（原华中工学院），曾是苏联模式下建立的工科高校，由于缺乏真正的文科，视野狭隘而肤浅、思维
6、古板而单一，难以成为一流大学，名望无法与有着沉甸甸历史积淀的武汉大学相比，国家重点支持也不及其它名牌学校大。 但由于它曾抓住时代的机遇，靠本身积累发展起来的办学实力，在武汉地区应属第一，全国也在前列，超过许多历史悠久的名牌大学。而且，它曾是全国最先意识到这一缺陷的工科高校之一，并有兴办文科和理科的良好愿望与开端。 可是，在这次规模空前的高校重组中，它最终却只是与几所并不构成它最需要的文理综合优势的学校合并，而且都是非重点学校，并且再度改名为莫名其妙的“华中科技大学”。背负这平庸无味的校名，置于这散布大武汉的多处校园，面对着生源质量的下滑，面对着意识形态思维的老化，眼看着利益格局的日益沼泽化，它
7、要恢复往日的发展势头更“任重道远”了。 第二个方面，大学内部管理的整顿 大学内部管理的外科手术，包括实现后勤体制的社会化，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取消后勤系统的铁饭碗，清理学校庞大的非教学系统中的闲杂人员，以保障高效优质的服务，改善学习、工作与生活条件，提高教师待遇。 大学要由真正的学者、教育家来主导学校事务。要让那些自己没有本事却习惯于装腔作势地教训师生的政客、官僚及闲杂人员无处藏身。然而，最大的困难就在于，这些寄生在体制里的人，组成官僚化的利益集团，他们要尽其所能予以抵制。 随便打开哪所学校的网上BBS，都可以看到教师在抱怨自己基本的工作、生活条件无法保证，而有关系有背景的家属子弟、民工、闲杂人
8、员肆意侵占学校的各种资源，与我周围发生的事情没有两样。令人奇怪的是，绝大多数企业，部分事业单位早已能够随便地让人下岗，可是大学里至今全面推行着铁饭碗政策，各种利益关系网踞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 无论多大的整顿声浪，总是雷大雨小。通常是一位领导负责，成立一个专门清查小组，即便他们真有心整治，碰到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也会碍于面子，考虑自己的人缘，不得已作出各种妥协。一阵风过去之后，邪气变本加厉地反扑。 正气得不到伸张的根本原因，就是事情都在黑箱里操作。学校到底有多少房子是空的，多少房子不公开地租给了别人，多少人光拿工资不干活，多少公共设施被人占有，工程项目通过什么渠道承揽下去的，供货渠道谁说了算等等，
9、从来是不公开的。 只要具体细节不公开，任你多大的声势，无法让人拿到实据，事情就容易做空头文章，有利于当事人敷衍、掩饰一番，大势一过便收场。无权无势的人任你再义愤填膺，累了，就习惯了，慢慢将就，甚至主动融入腐败的行列中去。 第三个方面，开放式、流动式办学 大学在生源、师资、权力结构上要防止本地化，克服近亲繁殖。这个无形的准宗法关系网不破除，人们不是以自己的事业和真正的业绩立足，大学精神就无法抗拒世俗利益的腐蚀，现代大学便是一个空壳。 中国的很多事情不能照搬西方，但这一点是应当全面移植的，教授岗位非终身制，能上能下，要在待遇和条件上鼓励不同单位学者的合理流动。要杜绝学生在本校继续升学，本校留校任教
10、；限制教师在本校提职称，甚至不允许校长从本校升任。 一所大学要大幅减少本地学生招生比例，当地政府出于本地利益考虑，就不会保证教育投入了；一所大学首先拒绝本校毕业生考研，会突然降低录取水平，因此没有人愿意下这个决心，会以各种理由搪塞；教师在本校提不上职称，在外面就没有资历和名望；外面调来的领导人进来之后，由于没有人缘背景，可能被本单位利益集团排斥，甚至长期架空。 早在80年代，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教授便发现中国高校学术近亲繁殖的严重问题，并着手有关改革。可是，据1999年上海东方电视台报道，复旦大学与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互换研究生计划失败。上海高校招生本地化极其严重，2000年第一批招生实际录取17
11、996名，其中本市院校录取了16364名，增招1099名，而外地院校减招559名，只录取了1632名，不到十分之一。 复旦大学本地学生据说都达到一半了，真是吓人！上海人不愿离开上海，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是一种传统腐朽心态的回归，越来越成为上海在全国战略发展格局中发挥辐射作用的制约因素。其实，如果不是接纳外来文化，不是成为国内资源的集中地，就没有今天的上海。我们也不能忘记解放后的几十年间，上海人走向全国，为全国发展作出的贡献。 既然事情愈演愈烈，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就必须给人一个当头棒喝，断然扼制这一陋习。据说，厦门大学为促进学科交叉渗透和优势互补，避免近亲繁殖，实现短期聘用教授上课制度，并
12、采用合同制管理，这也许是一线希望。 在我看来，一所到多所大学突破死胡同是可能的。只要有勇气开风气之先，不仅本身会获得开放式办学的优势，从而走出封闭办学的囚笼，而且还会得到全社会的高度敬仰，从而得到巨大的社会声望上的回报。这取决于以下两点： 其一，需要全面而深刻的调查、研究、分析，并且通过大力宣传，获得全面的舆论支持。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学术生态封闭，给大学带来的致命后果，这与我们普遍没有文化战略的思维，只有目光短浅的实用主义、狭隘的功利主义有关。 其二，制定并实施全面、周密的方案。一方面，要拿出背水一战的决心、勇气和毅力，要全面出击，不能半心半意，更不能半途而废；另一方面要有充分而周全的准备，
13、譬如说与相关地方、兄弟高校进行定向协作，不能让自己陷入被动、孤立的境地。 当然，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制定规范：如重点大学在本地招生不得超过10，各地相互调节，把各自家门口的权益拿来交换，不仅能保证相互的利益在数量上得到实现，而且通过流动在质量上得到提高；大学生毕业，必须无条件离校，或者到社会求职，或者到外校升学；限制教师在本校提升职称，只有在一所学校干好了，才能去别的学校竞争职称大学校长应当是文化大师和教育家：他们若无才无识无德，比省长市长们腐化堕落，更加要命 大学曾是动员、引导、组织现代文化力量的中心，在全社会享有崇高威望，它独立的文化使命本身就是一面旗帜。中国需要一批真正的教育家，他们不是官僚
14、体制的产物，而是思想权威、智慧象征、学术大师，是良知倡导者和文化战略家。 人们经常提到大学地位下降的事实：国民党派到大学主持校政的政客，常常被师生们拒之于校门外。直到解放后的多年里，大学校长可以直接见到最高领导人。而以后大学校长作为一个厅局级干部，连见一个厅局级官员也要排队。 腐败的旧中国，尚有一批顶天立地的大学校长，为衰弱的民族培养文化生机。然而，今天校长们人格、品德、思想的整体素养难以与过去相比，也无法与整个国家的战略发展相适应。他们多是理工科专家，人文学科出身的校长极少，有也是意识形态专业。在教育领域外行居多，缺乏教育家的综合素养。由于长期接受畸形的教育，常常不知不觉地陷入旧的思维模式。
15、 大学很少有卓越的教育家执掌校政，校长也只是行政角色，其使命来自政府的授予。许多人是多年官场上摸滚出来的，即便是业务上冒出来的尖子当上校长。位子的光环，尤其是灿烂的仕途太具诱人力，让人沉迷于晋升的期望里。 一旦如此，他们就只会敷衍面子上的事情，自觉不自觉地把精力投入各种能引起轰动的形式主义应酬里。总在报告，举牌，揭幕，授奖，签字，鼓掌，微笑，寒喧，吃饭，除了上厕所和睡觉，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当然也没有独立的思考。 一位常年在某著名学府替校长、书记做官样文章的朋友，私下透露一个并不新奇的秘密：大学的领导人最真实的状态，是与地位平行的同僚在饭桌上，几乎从不讨论什么学术，而是讨论“哲学”（这个词估计
16、来自众多传记里描述的毛泽东对尼克松“谈哲学”，当然在这里又有了“创造性”的转义），亦即“如何做人”，说穿了就是人际关系。 国家领导人为培养政治接班人殚精竭虑，国务院还掌握五百家大型国有企业的人事权，强调企业的命运取决于好的一把手，舆论对企业家大肆吹捧。然而，这些正确思路却很少用到文教事业上，很少有人考虑有没有一位合格的大学校长。 将眼光放在文化教育的百年大计上，天平稍稍向这边倾斜，会更有利于形成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迫切的问题是要使校长减少形式主义的活动，增加一些与师生的直接对话，尤其要投入心智和精力，形成自己远程的发展思维。 近来，由于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大学校长的地位获得了提升，尤其是一批名牌大学领导人的行政级别提到了副省级，这也许是一个乐观的开始。但一方面，大学校长作为全社会的文化灵魂，“副省级”显然是远不足以衡量的。另一方面，这种提升仍只是“官本位”体系里的产物，而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