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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前言对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文学来说，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典型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对赵树理来说，这个年代是他进入文学史秩序的最重要阶段，因而构成了研究其创作的典型场域，它不仅是赵树理小说创作产生广泛影响的原初语境，又对建国后一度繁荣的农村小说具有发生学意义。首先要回顾一下学界在此领域的研究结论和基本思路，简述如下。一、黄修己、董大中、戴光中等人致力于史料搜辑、赵树理全集的编纂出版以及传记叙述工作。1996年出版的赵树理研究文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汇集了此前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也为此后的研究提供了比较系统的资料基础。目前收集作品最完备的，是北岳文艺出版社1999年推出的赵树理全集。1990年和200
2、1年召开的第三、四次（国际）赵树理学术讨论会，研讨内容广及赵树理的创作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赵树理创作对民族文化建设的作用、当前如何进行赵树理研究等诸多方面。日本学者釜屋修的赵树理传记也已翻译出版。二、从二十世纪文学发展史的宏观视野，思考和评价赵树理创作的价值、意义、历史经验和教训，这方面的进展路向比较多而且成绩明显。突出的有：朱晓进“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从地域文化多因子独特组合的角度，研究了赵树理和“山药蛋派”文学创作与三晋文化的关系，并努力寻找其“农民文学”的特征和成因；其研究理路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启示性：“只有将对农民精神和思想状态的探索与对其经济地位、政治态度的考察结合起来，才能全面把握
3、农民，才能了解和合理解释农村社会的一切变动。”其注重原始资料实证的学术风范使这一著作成为赵树理研究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范家进现代乡土小说三家论以乡土文学的嬗变为背景，从政治认同、乡村生活体验、文学创作三个方面综合解读赵树理的创作历程，探索他与五四文学传统和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复杂关系，其中对赵树理的“乡村生活体验”与其文学追求的特殊性和必然性之关系的分析颇有价值，即首先把作家看作在各种困境中挣扎的“人”，不过对赵树理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因归结为对物质困境的反抗和对理想的向往，则令人觉得有些简单化。一批研究者以解放区文学为具体历史语境，结合毛泽东讲话对一个时代文学的强力制导，思考赵树理创作在政治宣导与
4、农民审美需求之间寻求平衡和沟通的努力，在大众化、通俗化道路上的得与失。这些研究对赵树理独异性的挖掘仍让人有意犹未尽之感，说明借助文化研究的视角是可取的，但还需对赵树理的主要作品更深入地解读，同时要辅以其他研究视角。王富仁认为赵树理的创作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宣传的“被借助者”；陈思和从民间文化与潜在写作的角度发现了“锻炼锻炼”和叙述“实干”诸作的深层价值。政治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发2展史是这种研究思路的宏观背景和价值参照系，这也就超越了将赵树理单纯当作“政治化”作家的观点，从而帮助我们思考赵树理在“被借助”的同时如何借助权威政治话语反映农民的生存价值观，赵树理的潜在写作又是如何反映了农民的生存困境，以及
5、这种写作姿态的当下性等意味深长的话题。陈徒手以大量翔实的史料，对赵树理的农民立场与权威政治话语之间的冲突，作了深刻的剖析，是探究其复杂心理的深刻之作。这对于理解赵树理在作家、农民、干部等不同身份之间的矛盾性选择，这种选择背后的价值冲突所带来的灵魂痛苦，不无启迪。李扬的抗争宿命之路，在“现代性”的视野中发现了“西方”与“中国”的对立，认为赵树理的叙事是为建立中国农民的现代本质继而完成“中国”叙事的一种努力，但由于赵树理对现代性的不自觉状态，使他不能走到现代性叙事与国家叙事相结合的“典型化”高度。这种对赵树理悲剧内在理路的探讨，触及赵树理作为一个坚持农民生存价值观的作家与“方向”的内在规定性之间的
6、宿命性矛盾，反映农民真实生活状态与要求“典型化”的国家叙事之间的矛盾,是从“现代性”视角思考赵树理创作的成功示范。三、以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接受理论评价赵树理文学模式的生成及其意义。赵勇从读者接受的效果层面，以信息传播图式为据，认为赵树理创作主要遵循使信息传播效果最大化的传播学规律而并非自觉意义上的文艺学规律。被传播图式限定了的创作模式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成功,却更多体现在传送政治信息的层面上。因此而提出的问题令人深思：“小说的接受对象到底应该是读者还是听众？与书籍传播的点对点相比，点对面的口头传播又真正体现了怎样的优势？”这种传播学视角促使研究者思考文学生产与传播、创作预设与审美内涵传递中的歧异等
7、重要问题。徐德明从中国现代叙事的语言传统切入，指出赵树理一反以鲁迅狂人日记为开端的现代叙事的“文字场”传受方式，建立了一个最纯粹的“声音场”，他以接受目标为最高价值制约，很大程度上把语言的螺旋弹性拉成直线状态。这就将赵树理研究拓展到二十世纪汉语言变迁与文学叙事传统和读者接受的新领域，启发研究者在白话文学发展的视野中思考大众审美趣味与赵树理特殊写作形式之间的遇合关系。四、运用新的理论方法所产生的成果尚有：席扬以修辞批评理论对赵树理小说进行叙事语法分析，指出赵树理后期的小说呈现为前后否定的修辞状态，“现实”、“历史”、“权力”构成其修辞语境的三个重要因素，“老”与“少”的人物形象设计分别隐喻了历史
8、与现实，而权力则始终操纵着对历史和现实的价值界划。这种“后现代”理论可以帮助发现赵树理创作的某些深层内涵，作者的农民文化背景对“老”与“少”两代人的形象设计大致符合当时的政治文化语境和赵树理本人对社会前途的期望，至于“权力”这一因素对其修辞语境的作用，似不宜高估。3毕竟赵树理所理解和反映的，是在现实政治层面上的“权力”，而非修辞批评理论中那种抽象化、普泛化了的“权力”概念。孙先科以主体间性理论分析比较赵树理和孙犁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因为理论视角与研究对象的契合而给人以启发。他将“主体间性”这一哲学概念“移入”文学分析,提出了一个在小说创作中常见的现象：“即由于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交替使用不同的文化及
9、文学成规,由于作家在不同的意识层面上其价值规范无法调和的矛盾,对想像性文学世界,尤其是对人物形象的创造,会导致一种分裂、间离的状态。”这样的形象就是“间性人物”，如登记里的“小飞蛾”。孙先科对“蛾”多重喻指的分析固然新颖，更重要的是他这种视角显示了创作主体的心理多重性来自于客观世界的多重混合特征，为研究者进一步探究赵树理笔下众多的“中间人物”和“旧人物”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支撑。解读具体作品的论文为数很多，或以神话原型理论，或以民间文化视角，或以女性批评方法，所得结论仍没有明显的突破，甚至有些过度阐释的倾向，比如：把互作鉴定中刘正给县委书记写信一事，拔高为想通过语言改变命运的“想象界”迷狂被“象征
10、界”的永恒秩序所吞没，认为赵树理通过小说传达了对“写作”的置疑这对于赵树理而言，恐怕是根本没有奢望过的“后现代”高度。从四十年代开始，国外研究者就开始关注赵树理，这当然首先是因为那重“方向”的光环，初期以苏联、东欧和日本的翻译和评论较多，基本上是把赵树理的小说当作一面观察中国社会变革的镜子，得出的也往往是正面结论。九十年代后一些外国学者多运用社会文化批判的理论方法，思考赵树理对旧中国的理解和对农民的关心同情，如美国的马若芬，韩国的闵慧贞、权基永等。但是，对中国农民实际生存状态的隔膜和宏观建构的热情使他们的研究在显示出启发性的同时，也显出了与研究对象相对疏远的缺陷。四十年代农村小说要么被纳入解放
11、区文学的视野中考察，要么被放到现代乡土小说的历史轨迹中研究，因此这一断代文学现象与赵树理小说的复杂关系，没有从革命的农民化叙述角度得到充分认识。丁帆的中国乡土小说史论，从“地方色彩”和“异域风情”两种审美特征在四十年代乃至建国后“十七年”间的淡化，强调赵树理创作的特殊性，颇有启发性。本文将在坚持探究赵树理与四十年代小说的审美创造性方面借鉴这一著作的思想。总之，从八十年代开始，人们就努力走出“政统”文学史叙事的范式，体现了一种可贵的企图，即反思以审美创造和国民性批判并举的新文学“道统”，在“现代中国”的文化视野里看农民，不再把农民当作政治进化史的附属物，因而能够在更为真实也更为广阔的文学空间里思
12、考赵树理创作的文学史意义。但是，要认识和研究对象，就必须使所采用的理论方法与对象达到尽可能的契合程度；要全面理解赵树理创作与农民文化的内在关系，首先应该思考解放区这一宏观政4治背景与四十年代农村小说这一场域为赵树理的创作提供的特殊空间，在此空间中，赵树理和其他作家共同参与新国家政治建制时所呈现的不同小说叙事形态，凸显出赵树理的农民化小说叙事对其他作家政治象征色彩浓郁的小说叙事的显在和潜在的影响，这可以深化思考赵树理以及四十年代农村小说对二十世纪文学史的独特意义和价值。本论文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小说创作的原初文化语境，从审美创造的角度进行细致的文本解读，兼取文化研究的宏观视野。以农民文化价值观对赵树
13、理小说叙事的内在影响为考察重点，重新评判赵树理的文学史意义；以赵树理对其他作家的影响为广泛的考察背景，反思彼此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进一步认识四十年代农村小说的文学史意义。按照这一学术预设，本论文拟分以下几部分：第一章：以四十年代农村小说为一个特殊场域，就此界定赵树理农民叙事的典型特征和内涵，通过赵树理及其小说在四十年代的被接受情况，“发现”其与四十年代农村小说的互动关系。第二章：从农民情感与精神资源的角度考察赵树理与四十年代农村小说的互动关系。就农村风景描写所具有的认识“装置”功能，分析赵树理的农民文化精神资源和他的农民情感矛盾性在淡化风景描写、故事情节设计以及与“新的美学观点”的疏离的内在联
14、系；对照思考其他农村小说作家所依托的政治文化精神资源和新文学启蒙思想资源在创作中的呈现，及其在这几方面与赵树理的异同，梳理彼此之间复杂的影响与歧异。第三章：从问题意识与叙事主旨的角度考察赵树理与四十年代农村小说的互动关系。首先分析赵树理“问题”小说的农民经验主义内核与其小说创作的重要关联；然后探究四十年代农村小说对时代问题的迫切关注所导致的小说叙事中历史纵深感的消解，指出赵树理立足于农民生活经验的小说叙事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具体的政治语境，具有很强的审美创造性；最后从对农民苦难的不同处理策略，指出赵树理对农民苦难进行生活化还原的叙述方式是他的小说产生较强审美韵味的重要原因，而其他作家对农民苦难加
15、以主题升华的方式，则既是他们与赵树理小说的叙事主旨产生差别的原因，也是他们的小说叙事中历史纵深感的消失紧密呼应。第四章：从农民语言与叙事张力的角度考察赵树理与四十年代农村小说的互动关系。首先分析赵树理与其他作家以“熟悉化”策略展开的小说叙事在语体上的差异；进而指出赵树理的故事空间始终固定在村庄范围，这和其他作家以农民生活空间的不断扩大象征“新国家”建制的逐渐完善形成对照，并且显出与“新国家”观念或亲密响应或相对疏远的微妙区别；在对传统情节模式的仿用方面，主要选取农民的革命加恋爱情节模式，分析赵树理与其他作家的言说欲望和传通需求之异同及彼此的影响关系。对农民语言的纯熟运用和以农民语言与现代政治语
16、汇交错的不同方式，为赵树理与其他作家所据的精神资源差别提供了又一重佐证。5第五章：从文化隐喻背景的角度考察赵树理与四十年代农村小说的互动关系。借助“文化权力”理论视角，可以发现赵树理小说中的庙、村、戏构成了一个完整自足的乡村社会文化隐喻系统，也构成了评书体叙事的空间坐标、审美氛围以及融洽的传受氛围；丁玲、周立波等则以“民主政权”、“压迫、斗争与胜利”构建了一个农村社会的现代政治象征系统，呈现一种政治价值稳定的“宏大叙事”。这种对比不仅可以清晰地“发现”赵树理评书体小说叙事的独特审美价值，也为反思四十年代农村小说的审美价值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结语：从二十世纪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发展流程的宏观视野，对赵树理与四十年代农村小说的文学史意义和价值加以提升。基于以上考察，本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从四十年代农村小说的整体角度考察赵树理及其创作，从而反思其与四十年代农村小说创作的复杂互动关系。二、在互动考察的基础上，从“农民化”小说叙事的角度强调指出赵树理的“农民中国”想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