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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村庄场域三重权力一、问题的提出与立论村庄政治是理解中国政治和乡村社会性质的重要领域，而对村庄权力分析则是理解村庄政治的基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国家权力在乡村的日益深入与近20年村落社区自治权的迅速成长造成了空前复杂的权力互动呈现于村庄场域，构成了中国底层农村政治的动态的和主要的层面，因而成为理解村庄政治拼图的关键和衡量农村政治发展发展水准的重要标尺，也就自然成为近年乡村治理研究领域的热点。一些学者尝试运用当下流行的理论或方法去分析村庄场域的权力互动，比较成功的是国家社会”关系与市民社会的分析框架。实际上，国家社会关系与市民社会理论不仅是村庄权力分析也是农村政治发展甚至整个中国社会转型与变革的主
2、导研究工具。起初，人们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独立，对“市民社会”的倡导不遗余力。随着讨论的进一步深入，人们逐渐超越了这种简单化的模式。周其仁对中国农村产权的研究虽未完全摆脱这种简单化框架，但他已强调了村庄与国家之间的交易和博奕，强调彼此间的日常互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国家与社会之间并不是简单的零和博奕，二者并不一定就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这样一种研究视角使人们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探讨大为深入。而美国的简奥伊（JeanOi）在其名著当代中国的国家与农民一书中，自称她并不过于关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力量消长，而是更乐于讨论二者之间的互动方式。这就将“国家社会”范式推向一个新的深度。崔之元针对时下流行
3、的“国家市民社会”的两层分析法，又提出了三层分析法，即“上层”（中央政府）、“中层”（地方政府和新兴资本大户）、“下层”（广大挣工资谋生的老百姓）。崔之元认为，从中央政府与普通民众的“上下联盟”来制约“中间层”地方精英的离心倾向，只是“上中下”三者良性互动的一个环节，另一个环节是“中间层”对“上层”过度集权的制约。有学人则进一步运用崔之元的三层分析法，对中央、地方政府、民众三者在村民自治的决策过程在各自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现阶段要优化中国的政策，须建立一套中央、地方政府、民众三者健康互动的良性机制。仝志辉、贺雪峰则把三层分析更加细化和微观化。他采用“治理精英非治理精英普通村民”
4、的三层分析工具，把分析的对象缩小到村庄这一微小的景观之中了。借助这种三层分析法，他认为可以理解当前村庄权力运行的状况特别是村级权力的合法性状况。上述研究已达到相当深度，但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要么是仅仅对某一个村庄的权力互动进行个案研究，要么是脱离乡村的具体场景进行抽象的学理分析。本文则是以前两类研究为起点，在收集大量的个案材料并亲历若干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建构村庄场域中国家村庄精英普通村民的三重权力分析框架，将一个个各具特色的微观提升为内涵丰富的宏观，达到对村庄权力结构的“具象”性（黑格尔语）认知。一般来说，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中国从国家于社会之中产生之日起便反过来侵吞了社会，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
5、集权的政治系统与一盘散沙的弱小社会并存，表现出强国家、弱社会的基本特征。诗经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类的经典辞句，表明国家取得了对社会的无所不在的统治权，但是，国家对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村社会的实际控制在深度、广度和力度上受人力、物力和财力以及治理能力等的限制，仍有其界限。由于小农经济是彼时社会的基本经济形态，它分散于地域辽阔的农业村落，以家庭为单位，自给自足，较为独立和封闭，国家自上而下的权力从未全面介入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与市场条件下国家通过改变一个经济参数就能实现社会的联动形成对比）。马克思韦伯在分析传统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时，有过这样一段概括：“事实上，正式的皇权统辖
6、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出了城墙之外，统辖权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减弱，乃至消失。”因此，“在中国，三代之始虽无地方自治之名，然确实有地方自治之实，自隋朝中叶以降，直到清代，国家实行郡县制，政权延于州县，乡绅阶层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导性力量。”W古德先生则从着重分析了乡村宗族势力在传统中国农村社?岬那看笫屏骸霸诘酃耐持蜗拢姓沟墓芾砘姑挥猩傅较绱逡患叮谧逄赜械氖屏次畔绱宓陌捕椭刃颉薄?;21世纪中叶，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情感上与农村有着深厚的关系，而且更把农村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因此加强对农村的控制是顺理成章的，这种控制又与国家工业化发展目标和“一大二
7、公”的极左路线相契合，铸成了国家对农村社会的全面的深度行政控制，其组织形式就是“队为基础，三级所有”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国家的组织边界实际就达到了村社组织一级，村社组织的行政化使公社权力直接渗透入于农村社会的内部，“造就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经济控制与行政控制网络，使得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入和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不管是通过党支部还是生产队长，每个农民都直接感受到了国家的权力。”可见在人民公社时期，村庄一级（大队）的权力结构是比较简单的。一方面在党的一元化领导和毛泽东个人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国家权力在横向和纵向上基本都是同质的，其各层级包括公社都大体上是一个单纯接受
8、（党）中央指令的受控体；另一方面，基层农村社会也是集中统一的国家权力支配下的一个行政区域，缺乏最低限度的自组织能力和自治权。由上述两个方面组合而成的村落权力结构是严重失衡的、一边倒的。始于70年代末期，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直接导致了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既定了农村权力结构被打破，单质的一体化的权力格局开始分化和分层，村庄场域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国家村庄精英普通村民的三重互动构架。二、结构化的国家权力（一）宏观制度的导入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政治改革实行“乡政村治”二元分离，虽然都源于农民的自发创造，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考察，是一种诱致性的制度
9、变迁，但其推广与合法性仍取决于国家权力的介入。即先是国家认可、加以推广，并将其不断合法化，后又以法律形式最终确定下来，这显然又属于典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范畴。村民自治近20年的成长历程即其明证。早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指出，在基层社会生活中，要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以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年的十二大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民主要扩展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展基层社会生活的群众自治。*年1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10、。”自治的本意是一个涉及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或多民族国家中民族关系的一个政治概念，一般是指某一地域的共同体由于经济上的封闭性或相对独立性而产生的对中央政府的相对独立性。宪法中所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内涵至少说明，农村社会不再是一个行政化的社会，应该把农村社会非政治性领域的运作过程与国家系统内部政治性权力的运作过程区别开来。*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和*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更加明确地把国家的政权组织与村级组织作了制度化的区分。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而不是国家政权组织，也不是国家政权组织
11、的派出机构或附属物；村民委员会进行工作，“不得强迫命令，不得打击报复”；村民委员会开展的人民调解也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性；村级秩序的维持主要依靠村民自我约束制度，如村规民约，村民自治章程，村民道德评议办法，财务民主管理办法等。这些都反映出村民委员会作为自治性组织与政府组织的本质区别；2、为了使村民委员会真正成为一个自治性组织，而不至变为政权机构的附属物，明确规定基层人民政府（乡镇）与村民委员会不是上下级的行政隶属关系，而是“指导协助”关系，基层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基层人民政府开展工作。可见，国家通过制
12、度创新划定了国家与农村社会的权力边界，这一边界实际上是对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产权关系以及基于这种产权关系的其他社会关系的正式确认，从而为国家权力在农村的上收以及村庄自治权力的萌生和成长提供了制度保障，舍此，国家权力与非国家权力在村庄场域的互动便无从谈起。当然在国家介入村民自治制度供给的过程中，广大农民也在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可以说，村民自治这种基层民主制度的导入过程是农民的主动性制度创新与国家强制性导入相结合的过程。（二）国家权力层级中的乡镇权力庞大的国家权力本身也是有结构和层次的。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国家权力基本上同质、同构、一体化，那么随着以“分权让利”为主线的改革的推进，国家权力开始出现地
13、方化、部门化和分利联盟化等趋势，具体落实到村庄场域，国家权力的不同层级和部门各有其不尽相同的运作方式，发挥不同的功能，其中关键是乡镇。乡镇是国家权力在农村的基础和末梢，以乡镇党政组织为载体的“乡政”权力运行是国家权力与社区权力互为渗透、互为影响的连接点。“乡政”权力运行主要由乡镇党委、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和乡镇人民政府构成。对农村基层的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大量个案研究表明，“乡政”权力是一个以乡镇党委为核心，以乡镇党委书记为“当家人”，党政高度一体化和政治、经济、行政与社会权力高度集中的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处于“乡政”权力“金字塔”顶端的是乡镇党委书记，第二等级的是党委副书记，而以“行政一把手”
14、排在第一位，第三等级的是党委委员及行政副职，第四等级是各站、办、所的负责人，处于权力结构边缘的是人大主席团、妇联、团委等机构的负责人。虽然包括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内的一系列成文法律都已规定了乡镇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划定了乡政权力和村治权力各自的运作空间，但中国自上而下（中央地方基层）的压力型政治体制以及乡镇在这一体制中的特殊地位造成了乡政权力与村治权力在结构上的断裂，同时，国家的农村发展战略、乡镇政权的特殊功能以及乡、村利益的分殊，又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乡政权力与村治权力在功能上的冲突，由此导致两种权力的运作界限不明、相互侵权的现象时有发生。当然从总体上看，代表国家权力、高度组织化的乡政权力是
15、造成冲突的主要原因。大量的个案研究显示，以乡镇党委为核心的乡政权力既可能是村治权力成长的有力推动者，又可能是它的主要障碍，也就是说在村庄场域村庄精英和村民究竟能拥有多大的自主权，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乡镇。遗憾的是，多数乡镇对村治权力采取的是排斥和抑制态度。三、扮演主角的村庄精英在村落场域的三重权力结构中，村庄精英居于承上启下的中介地位，构成村庄三重权力互动的交叉点和集合部。因此对村庄精英的分析是村庄权力结构分析的切入点。实际上近百年来，中国大陆乡村政治精英的地位、作用一直是海内外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政治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关注的焦点。他们的研究卓有成效，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和概括力、解释力的理论、
16、概念。如早期的“双轨政治”（费孝通）、“士绅操纵”（孔飞力）、“士绅支配”（周锡瑞）、“经纪体制”（杜赞奇）。近期的“主人代理人”理论（司考特罗泽尔、李建中）。“边际人”理论（王思斌）、“保护人、代理人、承包人”理论（宿胜军）、“庇护关系”理论（Oi,JeanC）。这些概念（理论）多少带有当年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理想型概念的印记，即依靠财富、地位和权力这三个范畴进行定义。这里本文无意讨论精英概念的具体内涵。根据行文的需要，我们把精英限定为乡政村治格局下的村庄精英。贺雪峰、仝志辉将之分为治理型村庄精英（治理精英）和非治理型村庄精英（非治理精英），吴毅提出了“村治中的政治人”的概念，党国印阐述了“乡村权势阶层”现象;。我们则在两分法的基础上再进行详细的分析阐述。首先，我们主要把村庄精英分为掌握村庄正式权力资源的体制内精英和掌握传统资源等其它资源的体制外精英。其内涵和外延大体类似于治理精英和非治理精英。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