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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建安诗风的衍变在中国文学史上，关于建安诗歌的思想艺术特色，是用“建安风骨“加以概括的。 “建安风骨”一词，虽然是出自宋严羽的沧浪诗话诗评 ，但在解释“建安风骨”时，基本上是沿用刘勰文心雕龙的说法：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明诗篇)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
2、多气也。(时序篇)这两段话，由于受骈体的限制，有的地方表述得不很清楚，也不尽符合建安时期文学创作的实际。首先，建安时期诗歌的内容和题材范围，并不都是“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之类。试想，一班吟风弄月、流连光景，只顾在诗歌中述说恩宠荣耀的际遇，描绘宴集酣饮的盛景的诗人及其创作，怎么可能是“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产物，这种诗的情辞格调又怎么会“梗概而多气”呢?很显然，在这里，刘勰除忽视了时间上的阶段性和文体上的发展演变以外，他在时序篇提出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关于文学和现实关系的系列精辟见解，并未完全贯穿到对于建安诗歌的论述中去，他没有着眼于这一时期诗歌的发展变化，而把“建安
3、之初”和“建安之末”混为一谈。其次，刘勰不提魏武对建安诗歌的开创之功，只讲他“雅爱诗章”是不够的。对“文帝、陈思”的评述，也过于笼统。 “建安之初” ，曹氏兄弟尚在童年时期。建安元年(公元 196 年)曹丕仅十岁，曹植只有五岁。即使史籍中关于曹丕“年八岁，能属文” ，曹植“年十岁余，诵读诗文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的记载是事实，也不能把他们列在“纵辔2以骋节”的领衔地位上。就是到了建安中、后期，曹丕、曹植也不能一概而论。曹丕最大的贡献不是在写作五言诗上，甚至可以说不在诗歌方面，主要是在文学理论的建树上；曹植虽然大量写作五言诗，但他最好的五言诗即不是“建安之初”写的，也不是建安年间写的，而是在
4、魏文帝黄初至魏明帝太和年间产生的。再次， “建安”作为年号纪年是二十五年，即公元 196 年至 220 年，但作为文学发展的一个独立阶段，它的上限应早于 196 年，而下限应延长至魏明帝太和年间，即曹植去世为止，大约有四十多年。在这段时间内，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有很大变化，同样，在文学上，也有一个衍变过程。一建安诗歌的衍变过程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汉灵帝中平年间(公元 185年至 189 年)开始。这一阶段的时代特点是：“中平以来，天下乱离，民弃农业，诸军并起，率乏粮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在河北，军人仰食桑葚，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赢，民多相
5、食，州里萧条”(资治通鉴卷六十二)。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曹操应运而生。曹操是历史上罕见的桢干之材。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称他是“运筹演谋，鞭挞宇内”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鲁迅也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 ”(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他兼并群雄，统一了北方。他思想先进，忧时悯乱，对政治与社会问题的感受和见解敏锐深刻。又是一个“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三国志魏书卷二文帝纪裴注引)，长年勤学专思的人。得力于此，他才能写出蒿里行 、 薤露行 、 苦寒行 、 却东西门行一类作品。钟惺评薤露行说：“道尽群雄病根汉末实录，真诗史也。”(古诗归卷七)刘履说苦寒行是
6、曹操“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卷，横槊赋诗”(选诗补注卷二)而成的“乐章” 。 短歌行 、 龟虽寿 、 观沧海等则是作者进取精神、理想及胸襟的艺术表现。对于曹操诗的特色，历代诗论家们几乎众口一词地用“自然沉雄”(周履靖)、 “沉雄俊爽，时露霸气”(沈德潜)、 “古直悲凉”(方东树)等词语加以称许。曹操这种诗风的形成是与他的思想3境界和生活态度分不开的。胡应麟概括曹操其人其诗说：“魏武雄才崛起，无论用兵，即其诗豪迈纵横，笼罩一世，岂非衰运人物。 ”(诗薮外编卷一)而“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刘桢、陈琳等人的早期创作，则与曹操的诗风相近。王粲“文若春华，思若涌泉”(曹集铨评王仲宣诔)。 三国志魏书王粲传也
7、称他“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著诗、赋、论、议垂六十篇。 ”王粲十三四岁在长安时，受到左中郎将蔡邕的赏识。说他“有奇才” ，蔡氏“倒屣迎之” ，把家藏的书籍文章，都送给了他。他是汉朝三公之胄，但他生不逢时，十六七岁时，从长安逃到荆州，投奔刘表，在那里滞留 15 年，不受重用，深昧奋进之路被阻之苦。七哀诗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和登楼赋“遭纷浊而迁逝兮，漫逾纪以迄今。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 ，较深刻地反映了动荡的社会现实，抒发了他的坎坷不遇和内心痛苦，以其与曹操的作品相比，尽管有壮阔、纤巧之别，但胸襟怀抱、思想格
8、调确有相通之处。可以说，归曹以前，王粲的诗是具有“建安风骨”的。无疑，陈琳的代表作饮马长城窟行也属同一类。刘桢是一个很有个性的诗人，钟嵘誉之为“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诗品卷上)。这既是刘桢的诗格，也是他的人格。个性是艺术的灵魂。但人们常常以此对刘桢评价不高。其实这是不当的。我们并不推崇类似孔融的那种疏狂、迂腐的个性，也不能提倡那种带有某种个人主义色彩的所谓的自我表现。但是不能不承认刘桢的赠从弟三首一类诗，是宏响铮铮，动人心魄的。其中第二首：“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写得质朴自然。诗中临风傲霜的松柏，
9、正是那个因“独平视”甄氏，被曹家以“不敬”的罪名判处死刑，后来又改作劳役的诗人的写照。这种“真骨凌霜”的气势，雄健挺拔的格调，也是建安初期诗风的一个特征。二 建安 13 年(公元 208 年)冬，赤壁之战后，三国鼎立。建安诗歌也随之发展4到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延续到建安末年。以“三曹” 、 “七子”为中心的邺下文士集团的形成和消亡，标志着建安诗坛的兴衰和诗风的演化。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说：“邺中新体，共许音韵天成”(幽忧子集卷六南阳公集序)，是看到了这一文学新体的特点和诗风的变化。陈琳是曹操击败袁绍后，约在建安六、七年归附的，曹操使与阮璃俱管记室。这说明阮璃是在此之前入曹幕的。建安八年或稍后刘桢
10、归曹。建安十一、二年前后徐斡、应瑒分别归附曹操。 “七子”中，王粲归曹幕最晚，是在建安十三年曹操战败刘表之后。同年，邯郸淳及书法家梁鹄、音乐家杜夔等，也相继喁喁归向曹幕。此时，曹丕、曹植兄弟也已成长，并显露文才。邺中文坛出现了“俊才云蒸”， “彬彬之盛”(钟嵘诗品序)的局面。这时，经济恢复、生产发展，社会环境相对安定，诗歌内容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如对战争的描写就与曹操不同，暴露性的内容已被颂武、凯旋所代替。建安十二年，陈琳神武赋 、应瑒撰征赋是颂扬曹操征乌桓事。十三年秋，曹丕随父征刘表，有述征赋 。同年，陈琳、杨修、应瑒、王粲等均有神女赋 ，称颂是年曹操征刘表取胜，记置酒汉滨事。十四年，繁钦从
11、曹操征孙权，有撰征赋 。十六年，徐斡有西征赋 。十九年，曹操东征，杨修有出征赋 ，曹植守邺，有东征赋 。二十年曹操西征引军还邺，王粲有从军诗一首，以美其事。次年征孙权，王粲又有从军诗四首，内容大都是对曹操的称誉。在邺中文人笔下，不仅描写战争的诗以美操为主，其他内容亦大致如许。以王粲为例，他的诗风就与前期大不相同了。归曹后，曹操的文治武功使他倾慕，更因曹公对他“以腹心委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八)；七哀诗中原有的“下泉”之悟，转化成了颂圣之辞。葛氏指出：“操以建安十八年春受魏公九锡之命，公知众情未顺，终其身不敢称尊。而粲诗已有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之语”(同上)。诚然，王粲公宴诗的“愿我贤主人，与
12、天享巍巍。克符周公业，奕世不可追” ，以及从军诗其四的“筹策运帷幄，一由我圣君”等，完全是对曹操的颂扬。刘桢作于建安十四年的赠五官中郎将四首其一“昔我从元后，整驾至南乡，过彼丰沛都，与君共翱翔”的“元后”指曹操。这当然也是一首颂诗。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不要一般地去否定颂诗。曹操受命于危难之秋，对5国家的统一大业做出了贡献，是值得称颂的。至于建安诗歌中的那些应景诗，对当代和后世产生的某种消极影响，那是另一码事，二者不能相提并论。建安十六年，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曹氏兄弟与邺下文士相处友好，政局辑定，诸人游宴过从，吟诗作赋。曹丕与吴质书追忆说：“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至觞酌
13、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邺下文士生活优裕，诗歌多为欢宴赠答而作。建安十七年春，曹操率诸子登铜雀台，曹丕、曹植并有登铜雀台赋 。植下笔成章，美捷当时， “太祖甚异之”(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可以想见，露才扬己的曹子建，是时好不得意。 这期间，诗歌的题材比前一阶段有所扩大，特别是以曹魏为主体的上层统治者的生活，在诗歌中得到普遍反映。只有在这时才可能出现“怜风月，狎苑池，述恩荣，叙酣宴”的五言诗“腾踊”的局面。曹植名都篇描绘的“宝剑值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 、 “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脍鲤胎鰕，寒鳖炙熊蹯”的京洛少年，恐怕就是他那个生活
14、圈子的人，或者是自身的写照。这种五光十色的贵族生活是邺下诗歌的主要内容，尤以同题赠答为甚。曹丕曾命陈琳、王粲并作玛瑙赋 ，他如槐赋 、 柳赋 、 出妇赋等也都竞相制作。建安十七年，曹丕于西园宴宾客，作芙蓉池作一诗。同年或稍前，阮、王、应等均有以公宴为题的唱和。写得较好的是曹氏兄弟和刘桢的三首。同是公宴诗 ，上述王粲的一首其状卑乞，管弦、佳肴落人老套。刘桢的：“月出照园中，珍木郁苍苍。清川过石渠，流波为鱼防。芙蓉散其华，菡萏溢金塘。灵鸟宿水裔，仁兽游飞梁。华馆寄流波，豁达来风凉。 ”诗中不仅没有谀辞，也没有通常宴飨中杯盏、珍羞散发的酒肉气，倒是一首清新别致的风景诗。曹植的同题诗与刘桢的一样，都是
15、曹丕芙蓉池作的和诗，二者除了清新流畅的共同特点外，曹诗用字工巧，写得更讲究。单是“朱华冒绿池”的“冒”字，竟惹得潘岳、陆机、颜延之、谢灵运、江淹等摹拟不已。 “神飙接丹毂，轻辇随风移”二语，方东树称为“神到之句”(昭昧詹言卷二)，宝香山人说“写得出，画不出。 ”(三家诗曹集卷一)这位宝香山人很有眼力， “画不出”的诗更富于神韵。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曹植七哀)这一联的下旬，恐怕也“6画不出” 。 “丹青难写是精神” 。这类句子可以说是景语的升华。刘桢的公宴诗句句是实景，曹诗虚实间出，似是刘诗的转续和发展。那么，写景日多，情景交融，形神兼备，是建安诗歌衍变到第二阶段上的特征之一。假如把
16、曹氏父子对比一下，可以看出上述一、二阶段诗风的明显不同。在治行理事方面，曹丕和曹操不一样，他效法汉文帝，想作仁君，放弃了乃父摧抑豪强的政策，当了七年富贵平安皇帝。一个事业上不求进取，生活中随意享乐的人，纵有“才秀藻朗，如玉之莹”(曹集铨评文帝诔)的文采，也难以写出曹操的那种述志报国、蒿目时艰的诗章。他作品的题材狭窄，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在杂诗二首中虽有“郁郁多悲思”的句子，但那只是望乡之悲，与“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行)的断肠之痛，是两种味道。 “欢愉之词难工”的说法，在一定意义上是成立的。曹丕诗的内容多半是流连光景，宴饮赠答，佳人怀远，游子思乡；与曹操描写的生杀予夺，步艰履险的场景大相径庭。曹氏二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