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刘勰赋学观的缺失———从魏晋赋首谈起【内容提要】从刘勰对“魏晋赋首”八家的称举与评述中，反映出他“尚宏丽” 、 “重讽谕”的赋学观，这一赋学观承传于汉人而迥异于魏晋刘勰以汉人的辞赋标准来观照魏晋赋家赋作，缺失自然产生，对魏晋抒情小赋缺乏应有的重视刘勰赋学观的偏执和缺失，因其反对齐梁文风而致，但归根到底，又决定于他的儒家思想及诗教观关键词】魏晋/辞赋/刘勰/缺失刘勰在汉魏以来零散、片段的赋论基础上加以继承和创新，建立起自己完整的赋学理论，具有集大成的意义其赋学观在《文心雕龙》诸章中多有体现，而专论于《诠赋》一章 《诠赋》是刘勰评析赋体文学发展与流变、诸代创作特点与得失、标举名家名作、表达作者赋学观的一篇文体评论文章文中提出“丽词雅义，符采相胜” ， “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 如此而论，刘勰赋学观甚明事实上，此一理论的完美和模糊性使人不易把握，作者的认识实践和评论活动也与之颇有出入刘勰的赋学观如何?他对历代赋的评价态度怎样?刘勰对汉赋的评价观点，学术界多有研究，而他对魏晋赋的态度则少有人作专题探讨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我们了解刘勰对历代赋评价态度的关键环节，并有助于认识刘勰的赋学观。
因此，本文拟以《文心雕龙·诠赋》所举“魏晋赋首”八家为视角，探讨刘勰对魏晋赋的观点和评价，以期较全面地认识和把握刘勰的赋学观一《文心雕龙·诠赋》中推举了周秦至两汉十家“辞赋之英杰”和八家“魏晋之赋首” 其“辞赋之英杰”是:荀况、宋玉、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班固、张衡、王延寿等十位其中，荀况、宋玉为辞赋的奠基者，贾谊为骚体赋代表作家，王褒为咏物抒情赋名家，除此之外，其余六位全是大赋名家，以擅长“京殿苑猎，述行叙志”题材的大赋而显名可见刘勰虽重视辞赋的创新，却特别推崇体物写志大赋就战国至汉代这个辞赋形成与繁荣时期，推此十位为辞赋之英杰，确实是令人信服的不刊之论不过，刘勰推崇大赋的态度，却一以贯之地体现在“魏晋赋首”八家的推举上，缺失自然产生 《诠赋》载曰:……及仲宣靡密，发篇必遒;伟长博通，时逢壮采;太冲安仁，策勋于鸿规;士衡子安，底绩于流制;景纯绮巧，缛理有余;彦伯梗概，情韵不匮:亦魏晋之赋首也 ［1］以上一段论述中，刘勰标举了王粲、徐干、左思、潘岳、陆机、成公绥、郭璞、袁宏等魏晋八赋家，概括他们创作的长处及特点，推为魏晋赋家之首于是，当我们对“魏晋赋首”八家的创作作一番巡礼之后，刘勰对魏晋赋的评价和观点即可见出一斑。
一）刘勰重视文学的革新与通变，肯定魏晋赋家的创新与开拓性的成就魏晋赋首”大多是在魏晋赋的体制发展、演变，题材的开拓，思辨内涵的揭示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创造出优秀篇章者王粲是建安文坛上第一位大量2写作抒情小赋的作家，他的创作体现了建安时期赋体文学从两汉体物大赋向魏晋抒情小赋转型的特点，是建安新赋风的积极开创者左思《三都赋》 、潘岳《藉田赋》 《西征赋》是魏晋赋坛上少有的京都、典礼大赋和纪行长篇，因此颇令人注目刘勰在《才略》篇称左思“尽锐于三都” ，潘岳“钟美于西京” ，与《诠赋》评价态度是一致的陆机《文赋》用赋的形式表达文学批评观点，反映了魏晋人对辞赋题材的积极开拓和对赋体创作的大胆实践成公绥《啸赋》乃是魏晋新的音乐题材作品啸，非丝非竹，而是“肉” ，却能表现出丝竹难以企及的妙音，实为别具一格之音乐其《天地赋》题材崭新，意象宏博广大，意含颂美，也是西晋赋坛的佳作郭璞《江赋》是第一篇以浩瀚奔腾的长江为对象的作品，是东晋江海赋的奇构袁宏《东征》 《北征》二赋，当时影响极大，时人称誉曰:“当今文章之美，故当共推此生 ”［2］ （《袁宏传》 ）由此可见，刘勰推举的“魏晋赋首”乃各擅胜场，在魏晋赋坛上都具有开创之功。
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说:“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 ”［1］正是从通变的角度、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不同时期的文学，他论诗、骚、赋、论等各体文学，均能揭示出文体发展之特征，给予各个时代的创作以准确的概括和把握 “酌于新声” ， “骋无穷之路” ， “饮不竭之源” ，这就是刘勰的通变观这种通变观在魏晋赋首的标举评价中同样有明显表现二）刘勰对魏晋赋首创作的推崇，尤重宏大题材和体制，追求赋的宏丽美刘勰所推崇的魏晋赋首的作品，从题材上看有汉赋传统题材:都邑、藉田、纪行、音乐;有新题材:江海、登览、论文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题材宏大广博，或物象宏大，如都邑、江海;或场景宏大，如藉田、典礼;或活动空间广阔，时间悠远，如纪行、登览;或思维空间阔大，驰骋想象自由，如音乐、文论由于题材的宏大广博加以铺叙手法的运用，这些作品多体制规模庞大，表现出对汉大赋的继承魏晋时期乃是赋体文学从散体大赋繁荣时期走向抒情小赋发展的新阶段，虽仍出现一批体物大赋和长篇抒情赋，且颇引时人的注目，但它们毕竟不是魏晋赋的主流，而不过是两汉大赋的余绪。
最能体现魏晋赋坛创作风貌的是那些形式多样，情感内容丰富，体制短小活泼的咏物抒情小赋然而，刘勰在标举魏晋赋首之名篇佳作及创作特长时，却专注于大题材和巨制长篇上事实上，魏晋名赋家们大多在抒情小赋的创作上取得了远比他们的长篇大赋更为突出的成就王粲、曹植、阮籍、向秀、陆机、陆云、潘岳、成公绥、张协等都是抒情小赋名家，他们的创造性的劳动，大大推动了赋体文学的发展，在大赋衰落之时，魏晋赋家们以振起一代新赋风为己任，开创了一个生机勃发的抒情小赋繁荣的局面但刘勰对魏晋赋坛、赋家抒情小赋的突出成就却少予关注这种现象正好说明，刘勰持以大赋为正宗的观点，对大赋从题材到体制情有独钟刘勰推崇徐干，或者可以从这点上得到解释在建安赋坛上，无论从题材的开拓、内容的创新、名篇佳作的特出诸角度看，徐干均难有“赋首”之高誉旁人勿论，曹植的成就即远高出徐干，为什么刘勰推崇徐干而不是曹植?或阮籍?或向秀?或者可以这么说，徐干曾作《齐都赋》 ，颇有齐地舒缓纡徐之风，刘勰出于对传统都邑题材的重视和以大赋为宗的观点，因此推举徐干三）刘勰对魏晋赋首作品的推举，瞩目于作品的政教讽谕，表现了重讽谕的赋学观3《诠赋》中明确表达了刘勰对赋讽谏内容的强调，曰:“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
”反对徒有华美的形式而缺乏讽谕意义的作品 《诠赋》中所推举的魏晋赋首各家作品都具有大题材大体制且富有讽谕性和经世致用的特点请看， 《三都赋》赞美魏国之贤君依先王制度，以仁义礼乐治国，委婉地表达了对当朝君主的颂扬和希望此赋迎合了期盼中兴的西晋士人的心理，故产生了“洛阳纸贵”的轰动效应《藉田赋》歌颂晋武帝行藉田礼，劝稼穑、重农事，勤政爱民 《西征赋》写作者赴任长安令时一路所见所闻所感，表达了“积德延祚，莫二其一”的治国思想和忠于职守，取信于民的为官从政之道郭璞《江赋》描写长江宏博富赡、多姿多彩的状貌，表现了对江南美丽富饶的赞美和热爱 《文选·江赋》李善注引《晋中兴书》曰:“璞以中兴，王宅江外，乃著《江赋》 ，述川渎之美 ”［3］ （卷十二）其服务于政治的目的是十分明显的袁宏《东征赋》 《北征赋》咏史鉴今，赞颂江南悠久璀璨的历史文化，人杰地灵，英雄辈出，为东晋立国江东树立信心，表达了对东晋王朝的拥戴，立意与《江赋》同王粲虽失意伤世而功业之志未泯，其《登楼赋》曰:“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 ，执著于建功立业的追求成公绥《啸赋》 ，仍不离“独善兼济之志” 十分清楚，刘勰对魏晋赋的举荐，讽谕内容是重要的一个条件。
可见，从“通变”精神出发，刘勰对魏晋赋家的创造性劳动以及辞赋成果虽然加以肯定，但他更多推崇和关注的是巨制鸿篇且具有讽谕意义的大赋作品，这种批评上的偏颇，乃源于刘勰一以贯之的“尚宏丽” 、 “重讽谕”赋学观的缺失二从刘勰对魏晋赋首及其代表作的推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尚宏丽” 、 “重讽谕”正乃刘勰评价魏晋赋的标准，也是其赋学观的核心这一赋学观特异于魏晋而与汉人同趣众所周知，汉人赋学观的基本内容是“巨丽”和“讽谕” 诚如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的夸耀:“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 “巨丽”是汉人作赋的追求汉代是一个大赋的时代，一代士人大多倾其才学于大赋的创作，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等一代名赋家无不以宏丽博达的大赋饮誉于世为写作大赋，他们呕心沥血，苦心经营，耗尽才思据《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作《子虚》 《上林》二赋，乃是“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 ［4］ （卷二）张衡作《二京赋》 ， “精思傅会，十年乃成” ［5］ （P1897） 司马相如总结作赋经验曰:“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
”［4］ （卷二）这些记载说明了巨丽宏博之美正是汉代赋家创作的自觉追求而汉武帝初读《子虚赋》有恨不与作者同时之叹，司马相如因献《子虚赋》 《上林赋》而得官等等，则又说明了此类赋在汉代是受到何等的推崇与重视!它不仅为士林所倾心热衷，而且深得统治者青睐巨丽宏衍之赋因适应了汉帝国的国势声威，契合于昂扬豪迈的时代精神和世人心理，因此深受重视，故“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 ［1］ （《诠赋》 ） 汉赋往往曲终奏雅，寓讽于劝，形成了“巨丽” “讽谕”相联系的形式内容两大特点司马迁评相如赋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 ［6］ （P3073）班固《两都赋序》曰:“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 ”［3］ （卷一）讽4谕是汉赋创作的指归，扬雄“奏《甘泉赋》以风” ［7］ （卷七） ， “因《校猎赋》以风之” ［8］ （卷八） 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序曰:“物以赋显，事以颂宣，匪赋匪颂，将何述焉 ”两汉赋家都带着很强的用世精神来写赋，赋作巨丽弘衍的体制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颂圣、讽谕服务的与汉人尚宏丽、重讽谕的赋学观相比，魏晋南朝人的赋学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建安三国时期，当汉帝国大厦在军阀混战的兵燹烈焰中轰然坍塌之际，人们在反思、怀疑两汉经学的神圣和权威的同时，一种思想解放思潮悄然涌起，人性开始觉醒，文学自觉地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新的文学观念和创作风尚倏然产生曹丕“诗赋欲丽” ［9］的主张，陆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10］的观点先后提出，标志着文学的经学附庸角色开始转变，其独立的价值和地位开始确立，文学艺术美的形式及抒情功能已为人们所接受诗、赋可以不必汲汲于讽谕、教化，赋的根本功能、作用在于抒情，这是魏晋赋学观对汉代赋学观的一大超越和根本性的突破在曹丕“诗赋欲丽”观点提出的同时，曹植提出“辞赋小道”说:“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吾虽德薄，位为蕃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 ［11］曹植认为，辞赋的作用、功能，并非在于“揄扬大义，彰示来世” ，否定了赋的讽谕教化作用他认为，辞赋乃“小道” ，并非经书一类崇文高论，因此其表现范围应广阔得多， “街谈巷说” 、 “闾里风谣” ，以及庶士匹夫之情思均可以成为表现内容，这就从文体性质、题材、内容方面，为赋的发展指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辞赋小道”的观点，是对两汉以来赋学观贵族化、宫廷化和政教化特征的否定和冲击，而表现出新赋学观的平民化、通俗化和情感化特点正是“缘情”和“辞赋小道”观点的结合形成了魏晋人具有大众化特征的赋学新观点在新的文学风尚和赋学观念下魏晋赋风大变，体制宏丽的讽谕大赋已相当少见，咏物抒情小赋大量涌现，魏晋人视作赋为一种即兴咏叹，抒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