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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好的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中的金庸影视剧（绪论）绪 论有华人的地方，就会有金庸的读者，这样说，可能不会过分。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来讲，能够做到这种知名度的应该很少。即使对金庸作品不感兴趣甚至有所反感的人，恐怕也无法否认这一点。据不完全的统计，在大陆、香港、台湾三地的读者就超过了 1 亿人。金庸对于当代华语世界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影响很少有其它的作家能够达到。所以人们说，金庸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个神话，这样说我想也并不过分。金庸以其武侠小说创作被世人所认知，但其影响又远远的超越了文学领域，单纯从文学或艺术角度来分析其影响的产生，就难以解释很多由金庸引发的各种问题。金庸作品
2、的问世，本身开始一种大众传媒商业运作，单纯从作品的文学艺术角度是无法解释这一传媒商业运作的。而且金庸的小说是一种大众文化的产品，赢得大众的欣赏从而获得大众消费者的消费是一个主要目的，这样，它就同普通的艺术作品之间有了显著的差异，因此，我们必须对大众文化进行深入剖析，才能更清楚的认识金庸作品的诸多意味。所以说，金庸及其作品不再仅仅是文学现象，而变成了文化现象，仅仅通过对其作品进行文学艺术分析已经无法认识或解释这种文化现象。同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金庸这一文化符号的内涵，又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当代中国文化某种变异的轨迹。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开始于 1955 年的书剑恩仇录，到 1972 年结束鹿鼎记，
3、创作生涯近 18 年，这对一个作家来讲，并非很长的一段时间，虽然此前此后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之外的其它写作非常之多，例如史论、政论、文化评论、随感、社论等各种文章，但影响远无法与其武侠小说相比。金庸的武侠小说有 15 部，数量也不大，相对于同时代的梁羽生、古龙、卧龙生等人来讲，要少的多。但是，相对于其它的武侠小说作家，金庸的影响力要大许多，虽然我们可以从小说艺术的角度来对金庸作品进行分析，从而确立其艺术价值，对文本本身的艺术价值来讲是完全可行的，但这种研究对了解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产品的金庸小说，并非很有作用。关于金庸作品分析的很多论战，也正是由于是在此层面进行的，所以很难形成一种文本之外对话的可能
4、。例如严家炎先生的金庸小说论稿以及其它的文章，对认识金庸作品的文学价值有非常独到而且全面的认识，甚至提升到了“文学革命”的高度来看待，认为：“金庸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来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这是另一场文学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的革命，金庸小说作为 20 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自当成为文学史上光彩的篇章。”值得注意的，在这段不长的评价中，严家炎先生使用了“文学的神圣殿堂”和“文学宫殿”两词，对金庸作品的意义进行升华。其实，这也隐
5、含着说明，对这种文学研究，同样是基于雅文学与俗文学的二元对立甚而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二元对立基础上进行的。这种分析，传统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的确是很有见地的评价，而且严家炎先生其它的对金庸作品分析的文章，也证明了金庸作品，的确有起独到的艺术魅力，但是，如果对金庸作品的分析仅止于传统文学批评认知的基础之上来进进行，则显得单薄了许多。因为，金庸武侠小说作品中，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看，不成功的地方也非常至多，很多批评着的意见并非完全是无的放矢或者无理取闹。就象袁良骏先生的批评意见，就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他的再论雅俗以金庸为例中，就指出了金庸小说的六大痼疾：一是总体构思的概念化、模式化、公式化。比如射雕英雄传
6、三部曲，先设下东邪、西毒、南皇、北丐、中神通五大派系，再衍生他们的恩怨情仇。五大派系的矛盾不是现实社会客观存在的矛盾，而出于作家自己的杜撰。这一杜撰和那些旧武侠小说如出一辙，未见高明。二是仍然是脱离现实生活，仍然是不食人间烟火，仍然是天马行空，云山雾罩。由于金庸想象力之丰富，以及充分利用了现代的科技文明，其小说在不食人间烟火方面可以说超过了古往今来的一切武侠小说。这也就成了金庸小说的另一大“死症”。三是仍然是刀光剑影，打打杀杀，血流成河，惨不忍睹。武侠小说到金庸手下，不可能杜绝“厮杀”；一陷入“厮杀”，仍然必须是那些旧招数。四是将武侠置于历史背景之上，也有以假乱真的副作用小说是容许虚构的，但金
7、庸这样亦真亦假、虚构交织信史的写法是不能被认可的。其实，金庸完全可以丢掉武侠小说的拐杖，去写真正的、严肃的历史小说，其价值要高出现在这样的“四不像”不知多少万倍！五是拉杂，罗嗦，重复，特别那些武打，尽管花最好的样翻新，兵刃奇特，地点转换（甚至到海上，到北极），但给人的感觉仍然是万变不离其宗的老一套，大可不必打来打去，没完没了。六是旧武侠小说固有的打斗、血腥、杀人、拉帮结派等毛病，社会影响是很坏的。不幸的是，金庸的武侠小说也同样有这样不良的社会影响。不客气地说，像武侠小说这种陈腐、落后的文艺形式，是早该退出新的文学历史舞台了！ 袁良骏先生的评价虽然有些让人难以接受，但所指出的问题，的确也在金庸小
8、说中存在，就象模式化、套路化的问题，虽然比其它的武侠小说作家要少，但也是大批量写作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结果。金庸曾用十多年的时间来修订他的小说，本身也是承认有诸多不完善的地方，即使修订以后，细节上值得推敲的地方仍然存在，但读者或金庸迷们好像并不在意这些，艺术上的缺憾似乎已经不再为人所注意。袁先生的评价，虽然同严先生截然对立，其实，二者还是在那种传统的二元对立的立场上兜圈子。所以说，金庸现在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现象，而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只有我们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进行分析，从有可能了解其中的意味。金庸现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复杂性，还可以从金庸作品的影视剧改编方面来看。金庸几乎每部作品都被改编成了影
9、视剧，从六十年代到现在，这种改编的热潮一直没有衰落，很多小说甚至被改编几次，像神雕侠侣就被拍摄了 14 次（电影 7 次，电视连续剧 7 次）。梁羽生、古龙的小说也又很多被改编为影视剧，但能达到金庸这种频率的还没有，象是六、七十年代，古龙、梁羽生的小说改编的数量不亚于金庸，同是影视界武侠片所热衷的题材，但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由武侠小说改编为影视剧，就变成了金庸小说的一枝独秀了，虽然由古龙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楚留香系列也曾引起港台收视狂潮，但终归难成气候。在武侠小说的影视剧改编中，好像只有金庸作品能够成为影视界用之不竭的资源。在这些改编中，有的是较为忠实于原著，力图通过影视效果来反映原著的魅力，来
10、吸引观众的认同；有的则是有金庸之名，而无金庸之实，改的面目全非。值得注意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很多金庸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拍过多次，除了演员有些变化、拍摄手法有些不同外，同原著没有多少变化，观众已经对情节没有多少陌生的感觉，但仍旧吸引了大量的观众，类似于中国传统的京剧艺术，台下的观众完全知道台上演出情节的下一步是什么，连台词都背的滚瓜烂熟，台上人说前一句，台下的人立刻就能把后一句接上，但仍然对这种观赏乐此不疲。现在看金庸的很多电视连续剧也是这样，为什么时代变化如此巨大，新的娱乐形式艺术作品不断出现的时候，观众还会有这类似的行为，就是值得分析，为什么会这样。另一个方面，有些改编（例如王家卫的东邪西毒或
11、是刘镇伟的东成西就）已经同原著几乎没有多大关系，除了人名是用的金庸小说外，几乎都是一种再创造的情节，那为什么不另起炉灶搞原创性作品，而要从金庸那里来演绎呢？这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如果单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分析，恐怕很难找到答案，还是应该从时代文化入手，从大众文化和大众传播中，来分析金庸作品所衍生出的文化现象。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六、七十年代，古龙、梁羽生的小说所改编的电影同样都大受市场欢迎，三人可以说都不相上下，相比古龙风头更健，姜大伟、狄龙、尔东升都是因为拍古龙武侠片而一炮走红的。楚原、王羽、罗维等当时重量级的导演也都非常热衷于拍根据古龙武侠小说改编的电影。古龙也不时地为电
12、影公司编写剧本，萧十一郎就是先写成剧本，后改成小说的。但从八十年代后期，古龙电影的的精品就已经非常罕见，梁羽生的也只有改编后的白发魔女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倒是金庸反而香港改了台湾改、台湾改了大陆改，一直兴盛到 21 世纪的今天。影视圈对金庸的情有独衷持续时间之长，也是金庸现象复杂的一个表现，改编本身就是一种再创造，原作仅仅提供了一个基础，无论从影视艺术还是从商业运作来讲，剧作是否成功，同原作没有必然联系，这是一个普通的常识，但是，被当代大众文化与大众传播长期认可的只有金庸，为什么会这样，也需要我们去努力的挖掘其原因。金庸的武侠小说的艺术价值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它同其它的文学艺术作品又有很大的不同
13、，那就是这种小说，是在大众传播的商业化运作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它既是文学作品，同时又是商品，对商品的认识同对文学艺术的认知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如果单纯从艺术的角度来分析，就只能看到其一个侧面，而背后的动因是无法认清的。1954 年香港新晚报为了争取更多的读者以改变报纸销量不好的困境，决定刊登武侠小说，于是开始了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的连载，一时洛阳纸贵，梁羽生一炮走红，报纸销量大增，最好的在这种情况下，才有了随后金庸书剑恩仇录的出现，如果没有这种商业目的，可能也就没有了以后的金庸了。金庸自己也曾说：“我以小说为赚钱与谋生的工具，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社会目标，既未想到要教育青年，也没有怀抱兴邦报国之志
14、，说来惭愧，一直没有鲁迅先生、巴金先生那样伟大的动机。不过我写得兴高采烈，颇有发挥想象、驱策群侠于笔底之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相信大多数艺术工作者都是如此，音乐家弹琴作曲，画家彩笔绘图，导演、编剧拍电影，大都出于商业意图。”这种商业化写作是金庸武侠小说同我们通常所认为的纯文学作品的出现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整个的写作也就在这种商业化中进行，文学作品在首先是作为一种商品而存在，它能否存在取决于是否有市场需求，是否能够被市场所接受，读者首先是消费者，而艺术成为了手段，成为了能否带来经济利润的方式。这一市场化运作过程，决定了金庸的武侠小说写作不再是纯粹的文学创作，而更像是商品的行销。这一行销过程正是大众
15、传播影响大众文化的一个主要方式，同样，金庸影视剧的拍摄，也是以商业化影视拍摄为主要途径，这些影视作品同样是以商品的面貌出现在作为消费者的观众面前，它有其自己的商品开发、广告、销售手段，这种商品化的运作，正是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的合作产品，对这进行分析，就同我们以往的文学研究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只有了解了这些，我们才能更全面的了解金庸作品所带来的各种文化现象。同样，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在其商业推广过程中，必然要考虑到被市场所认可的最佳商业途径，商品文化同大众文化就有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互为一体。大众消费是商品价值转化的最终目的，而大众传播本身既是一种商品，本身又具有了为商品进行推广宣传的使命。从金庸作
16、品的问世开始一直其在华文世界的传播，本身就是文化商品、大众传播、艺术作品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里，金庸作品的感召力使金庸担负起了品牌形象大师的重任，金庸作品也就变成了一种品牌，如何利用这种品牌优势来获取商业价值，便成了传媒与制片人所最先考虑的事情。金庸现象的复杂还表现在一个方面，那就是虽然金庸的影响力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甚而后期的各位武侠小说作家，但是同其它武侠小说作家类似的是，这一影响仍然主要体现在华语世界之中。虽然近些年来，金庸作品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在世界很多国家出版，但都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至少目前为止是这种情况，它同样值得我们从文化的角度去进行思考。此外，武侠小说作为一种非常传统的文学艺术，并没有随着现代化的飞速发展而被读者所抛弃，武侠电影虽然不能说是长盛不衰，但也一直占据着大众传播一隅。金庸小说的影视改编一直不断，也同样说明，现代都市人依然在现代性之外寻找着什么，这都可以从文化的角度去探讨。无论是喜欢金庸还是讨厌金庸，无论认为其武侠小说是革命性作品还是精神鸦片，金庸作品以及金庸影视剧甚至金庸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