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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走马楼吴简中的建安纪年简问题长沙吴简中有“建安二十五年” 、 “建安二十六年”和“建安二十七年”这样的纪年简。最初我们认为，这说明孙权在曹丕代汉以后，表面遵奉曹魏正朔，实则仍旧奉行建安纪年1。这个观点，是可以得到文献证实的。 隋书卷三三经籍志史部有韦昭撰洞纪四卷，称“记庖牺已来，至汉建安二十七年”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于此条下曰：“按建安尽于二十五年，此称二十七年者，以接吴黄武改元之岁也。吴未改元之前，仍称建安之号，故是书止于二十七年。 ”此外，许嵩建康实录卷一，于建安二十五年条下，也说：“曹丕代汉称魏，号黄初元年，而权江东犹称建安。 ”许嵩述江东事，孙权建号黄武以前，皆以建安二十五、二十
2、六、二十七、二十八纪年。许嵩错误地把这几年的时间多算了一年，非常混乱，但是他关于江东奉行建安年号的说法总是很明确的。以上的材料，足以佐成我们最初的观点。可是，最近我接触了一些铜镜铭文的资料，对于早先的意见产生了怀疑。王仲殊在研究吴镜产地时，提到相当数量的出土吴镜2。这些铜镜基本上出土于孙吴境内，王仲殊认为也都是在孙吴境内由官府手工部門制造的。下面我举出其中涉及孙吴初年纪年的铜镜铭文若干条：1） 同向式神兽镜，二枚，湖北鄂城五里坂吴墓出土，现藏湖北省博物館，一枚的外区铭辞为：“黄初二年十一月丁卯朔廿七日癸巳，扬州会稽山阴师唐豫命作镜，大六寸，清冐，服者高迁，秩公美，宜侯王，子孙番昌。 ”两枚之中
3、，有一枚的钮上刻有“上大将军校尉李周镜” ，王仲殊认为这是后来加刻上去的。2） 对置式神兽镜，湖北鄂城钢厂 630 工地吴墓出土，现藏湖北省博物館。铭辞为：“黄初四年五月丙午朔十四日，会稽师鲍作明镜，行之大吉，宜贵人王侯，服者也，今造大母王三。 ”3） 同向式神兽镜，传长沙出土，现藏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铭辞为：“黄初二年武昌元作明镜，宫湅章乃而清冐，吉羊。 ”王仲殊认为， “元作明镜” ，即“始作明镜”之意。这一年孙权都于鄂城，改名曰武昌。以上三例，第二例中的黄初四年，难以令人接受其为孙吴制作。王仲殊解释道：“镜从鄂城吴墓中出土，铭辞中又明记为会稽师所作，故应为吴镜无疑。三国志吴书卷四七孙权传
4、记孙权虽于黄初三年十月抗魏而自立年号，改元黄武 ，但不久又与魏文帝通好，至后年乃绝，故镜铭中有黄初四年的纪年，这是不足为怪的。 ”可是，铭辞中的“黄初四年五月丙午朔” ，与史实不合。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 ，黄初四年（黄武二年）五月应当是戊子朔，从黄武二年开始弃用四分历、改行乾象历的孙吴，黄武四年的五月，恰好是丙午朔。所以我怀疑，铭辞中的黄初当是黄武之误。王仲殊所举第一例的两镜，后来收入湖北省博物館与鄂城市博物馆合编的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一书3，改称“重列神兽镜” ，并说明 1970 年 7 月 10日于鄂钢 630 工地出土，亦与王文不同。而王仲殊所举第二例，未见此书，看来不能算是可靠的资料。鄂城
5、汉三国六朝铜镜一书，收出土纪年六朝镜十六枚，收建安纪年镜五枚，其中并无建安二十五至二十七年的纪年，属于这一时期的，只见两枚黄初二年镜。这是出土于吴墓、由吴人生产并且也由吴人使用的铜镜，并非专为北方生产而不得已使用黄初年号。因此，认为黄初年号确曾行用于吴地，应当是有依据2的。王士伦在绍兴的古代铜镜一文中4，介绍日人梅原末治编汉三国六朝纪年镜图说所载一枚绍兴出土的重列神兽镜，有“建安廿五年十月辛卯朔四日郑豫作”铭文。可是纪年的月朔是错误的，建安廿五年十月应该是癸卯朔，而建安廿二年十月才是辛卯朔，二五易致混淆。我认为“廿五年”是“廿二年”的误释，而王士伦文章中还举出梅原末治编绍兴古镜聚英一书，也录有
6、同地出土的“建安廿二年十月辛卯朔四日甲申郑豫作”的重列神兽镜（案辛卯朔，则四日当为甲午，疑释文误） 。相信这两枚铜镜是同范所铸，日期和形制完全一致，铭文也应当一致。退一步说，即使建安廿五年纪年镜是可靠的，也存在着一种解释。比如，很有可能，孙吴并没有遵奉曹丕所改的延康年号，而且，在黄初二年八月（孙权向曹丕称臣）以前，孙吴也许的确一直在使用建安年号。俞伟超先生为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一书作序5，也列举梅原末治汉三国六朝纪年镜图说中若干吴国初年的铜镜，纪年涉及黄初二年和黄初四年。其黄初四年镜出土地点不明，铭辞作“黄初四年五月壬午朔十四日” ，月朔不对，疑亦是误释（疑当作黄武三年） 。其黄初二年镜即前所引
7、王仲殊之第三例。俞伟超先生注意到六朝纪年镜月朔干支多有不合，但是未予解释。我猜想，除了属于误释造成的扞格外，可能与铸镜时套用旧范有关，旧范中原有的纪年月朔干支被保留，而年号及年份则因需而改，就造成抵牾不通了。综上所论，孙吴境内，确曾使用过黄初年号。那么，吴简及文献中又存在着相反的证据，如何理解呢？关于公元 220 年至 222 年之间孙吴所奉行的年号及其问题，我们应当从历史实际中去探寻。我们知道，孙权早在建安二十四年冬发动对荆州的袭击前，就与曹操联络，“遣使上书，以讨关羽自效” （三国志魏书卷一武帝纪） 。次年曹丕代汉，孙权仍然尊奉北方，黄初二年八月“遣使上章” ，曹丕“使太常邢贞持节拜权为大
8、将军，封吴王，加九锡” （三国志魏书卷二文帝纪） 。 三国志魏书卷一四刘晔传，注引傅子：“孙权遣使求降，帝曰：人称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来者心遂受吴降，即拜权为吴王。 ”同样还有一些记载，把孙权遣使结好曹魏，说成是称臣求降。 资治通鉴也基本接受这种叙述。我认为这是符合事实的，足以反映吴魏关系的性质。曹丕从受降开始，就要求孙权送太子孙登为质，孙权推延不从，渡过了吴蜀战争的困难时期以后，遂于黄初三年（222 年）十月与曹魏破裂。孙权建年号黄武，双方在江陵交兵， 三国志魏书卷二文帝纪称为“孙权复叛” 。 三国志吴书卷四七吴主权传又说：“然犹与魏文帝相往来，至后年乃绝。 ”也就是说，
9、表面的称臣于魏的关系，一直到黄初五年（黄武三年）才终止。黄武三年夏天，张温使蜀，吴蜀同盟关系全面恢复，孙权才彻底结束了同曹魏的暧昧往来。虽然孙权传说孙权“外托事魏，而诚心不款” ，可是行用年号这种事，恐怕更多地具有“外”的性质。现在的吴镜铭辞中，没有发现“建安二十六” 、“建安二十七”这样的纪年，却有黄初二年的纪年。是不是据此可以推测，黄初二年至黄初三年十月这一段时间，孙吴的确是奉行黄初年号的呢？弃四分历、改乾象历，发生在黄武二年（黄初四年） ，似乎也可以作为这一推测的一个依据。吴简及文献中建安二十六、二十七这样的纪年，是孙吴追述往事时，所采取的遮羞的办法。这也就是说，现有吴简中相关的纪年简，
10、都是后来追述当年事务时所制作的，并不是真的黄武以前的简。文献中建安二十七年的纪年，便是由这3一习惯做法所导致的。然而，建安二十七年（黄初三年） ，便是黄武元年，为什么吴简和文献不直接使用黄武元年，却要使用建安二十七年纪年呢？前面所举韦昭撰洞纪四卷，称“记庖牺已来，至汉建安二十七年” 。这是把黄武年号的行用当作孙吴历史的开端，只记载黄武元年十月以前的历史，以建安年号作为其下限。这种做法，并不是韦昭个人的发明，很可能是孙吴官方的某种政策，因此才能够反映到吴简这样的地方政府财政文书中来。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一文中，报告了以下四简： 入吏所备船师梅朋建安廿五年折咸米六斛 （6-2
11、263） 入乡传卒付建安廿六年限米廿四斛 （6-1843） 入吏番观所备船师何春建安廿七年折咸米四斛 （6-2277） 其二斛八斗昭勉陈晋黄武元年米 （6-2178）以上、两简中的“折咸米” ，王子今先生认为就是“折减米” ，是仓米在储运过程中所发生的损耗，是一种合理损失6。看起来，把以上四简的内容都理解为事后追述，完全是说得通的。吴简中也有大量的例证，存在着隔数年而缴清有关税米、限米的情况。建安纪年简就属于这种情况。可是，、两简的年份分别是建安廿七年和黄武元年，事实上是同一年。这种情况如何理解呢？我认为，吴简中的这一情况，可能与赋税缴纳的年度计算方法有关，也就是与政府财政年度的区分方法有关。
12、黄初三年十月，孙吴建年号黄武，从财政年度上看，已经进入下一个年度，而秋收以前的可计入黄初三年（建安廿七年） ，此后的计入黄武元年，因此会出现对同一年的不同年号使用。这种情况，与韦昭使用建安廿七年以限断孙吴以前的历史，背景相同。同样的用法，史书中也很常见。比如三国志魏书卷五后妃传述文昭甄皇后于公元220 年一年之内的事迹：“延康元年正月，文帝即王位，六月，南征，后留邺，黄初元年十月，帝践阼。 ”同一年记事使用两年号，就是出于历史限断的需要。在没有年度计算方面的考虑时，年号的使用要随便得多。比如，湖北省博物馆收藏孙吴弩机一件，刻文作“黄武元年七月作师陈香臂师李”7。案此年七月尚未有黄武年号，这些文
13、字显然是后来刻写的。这种情况在文献中也许更常见。孙权与魏决裂之后，对于自己曾经奉行黄初年号一定是有所忌讳的，何况与曹魏的敌对关系也不允许再在文书中提到这一年号，因此，在追述公元 220 至223 年之间的往事时，使用何种纪年方法，一定是经过了认真考虑的。我认为，延长建安以衔接黄武，是孙吴官方的政策，在孙吴境内要普遍遵守。这就是今天我们在文献上看到建安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纪年的来历，同样也是吴简中出现这些建安纪年简的原因。如果这一推论不误，那么，吴简中的建安纪年，反过来证明了现有的长沙吴简，在时间上并没有逾越孙吴历史时期。1参王素、宋少华、罗新：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 ， 文物1999 年第 5 期，25-26 页。2王仲殊：吴县、山阴和武昌从铭文看三国时代吴的铜镜产地 ，4考古1985 年 11 期。3湖北省博物館、鄂城市博物馆：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 ，文物出版社，1986 年。4王士伦：绍兴的古代铜镜 ， 考古通讯1956 年第 6 期。5见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 ，1-9 页。6王子今：走马楼简“折咸米”释义 ， 国际简牍学会会刊第 3 号，台北，兰台出版社，2001 年。7我 2000 年夏访问湖北省博物館，多承唐刚卯先生引领参观，谨此志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