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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络信息文化条件下的群众工作创新张谨*作者简介：张谨（1966），男，广东行政学院现代化战略研究所教授，广东省人口文化促进会常务理事。（广东行政学院 广东广州 510053）摘要：后现代网络信息文化条件下的群众工作不同于传统的群众工作，这一变化主要是由网络信息文化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无论是从观念上、制度上，还是从媒介上、行为方式上，既给群众工作提供了有利契机，又增加了一定难度。现时代，工人阶级出现了新变化，农民阶级有了新特点，社会群体有了新构成。在此境域下，不断探索群众工作的合理思路其意义尤为重大。在线交流成为“密切联系群众”的新方法；面对面交流成为“一切依靠群众”的新方式；网上信访与交办会制
2、度成为“一切为了群众”的新举措；网络发言人制度成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新理念。真正的英雄是群众，只有依靠群众的力量，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化解社会矛盾，才能使社会进一步和谐稳定。关键词：群众工作；方法创新；网络信息文化从时空的维度上看，网络信息文化是一种后现代文化。1946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诞生，标志着人类进入到了新的技术文化时代。特别是1969年互联网的发明，1971年电子邮件的应用，1973年手机的批量生产和1992年短信服务的开通，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交流方式。“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成为网络信息文化时代的真实写照。由于网络信息文化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播成本低、蛊惑性强等特点，给
3、新时期的群众工作带来了巨大压力和挑战，实现群众工作的体制机制创新也摆到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议事日程。一、群众工作的新境遇：网络信息文化后现代网络信息技术条件下的群众工作不同于传统的群众工作，已由被动转为主动，由应付接待转为积极献言献策，由单方的信息传达转为双方的互动交流。其自由度、开放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这一变化主要是由网络信息文化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1、从观念上看：网络信息文化的虚拟性打破了人与人之间在政治地位、经济实力以及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心理隔阂，传统文化所宣称的君臣长幼之类的等级秩序在虚幻的时空坐标中已不复存在，民主与平等已成为一种“看不见的在线”。群众享受到的是一种自由的喜悦、放松
4、的调侃、肆意的恶搞。对于一个网民来讲，发帖子谈谈自己对时局的看法，给上级主管部门或领导留言提建议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他们再也不怕“打棍子、抓辫子、戴帽子”。对于恶搞成名的凤姐、小月月、芙蓉姐而言，虽然折射出社会成员在审美心态方面的某些病兆，但也并没影响主流的价值取向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俗媚文化的背后是群众对先进文化的渴望，对大众文化的追求。网民积极参与各类公共事件的热情，突显了其主人翁地位的日益增强。如2007年人民网、新华网等多家网站开展了国家法定节日调整的问卷调查，由于80%以上的网民赞成调整国家法定节日，最后形成了今天的国家法定节假日制度。广大群众在网上对人命关天的重大事情发表建议与看法
5、，甚至是呐喊或抗议，彰显了对社会的一份责任感、正义感。2003年孙志刚案件在网上发布之后，网民对该大学生因无暂住证被收容并遭毒打致死的暴力行为提出了无以计数的抗议，“天堂不需要暂住证”的纪念网站深深地触动了亿万民众的心灵，并直接导致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办法的出台与实施。2、从制度上看：涉及到网络信息文化的法律、法规及一系列政策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补充，在我国处于“弱制”阶段。其一，制定法律法规的起步时间较晚。上世纪中期以后，我国制定了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实施办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等，2000年9月才开始正式实施互联
6、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对诸如利用互联网、手机等传媒工具乱发短信、虚构信息，夸大事实的违法行为，还缺乏一整套规章制度来约束和处罚，遇到类似的案件，只能用类推或临时定下硬条款来处理。其二，普通群众或网民的法律意识淡薄，认识不到“网法”的重要性。很多网民是抱着好奇、寻求刺激的心态酿成大祸的，甚至直接导致群体性事件的爆发。2011年3月全国众多省市市民抢购碘盐事件的发生，就是浙江一网民不加思索，一时冲动而在网上发布虚假信息造成的。其三，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在网络信息文化蓬勃发展的时代，网络经济可谓一路走红，可观的经济回报让许多人钻法律空子，铤而走险地从事诈骗、非法销售、擅自经营群发短信的增值电信业务活动
7、等。既扰乱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又危害了群众的身心健康。特别是那些躲在幕后的网络推手，置社会诚信、民众心理感受以及个人道德底线于不顾，可以制造新闻、编篡故事而成就网络极品、雷人形象来获取暴利。其四，网络信息文化方面的管理人才还相当缺乏。2009年我国许多省市开始设立“网络信息文化管理办公室”，但从人员配备、工作效率、社会反响诸方面看，还需进一步加强。3、从媒介上看：网络信息文化的主要载体是互联网和手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休闲时间的不断增多，网民的数量也不断增加，拥有手机的民众更是不可计数。2009年我国网民是3.84亿，到2010年已达到4.57亿，互联网的普及率是
8、逐年上升，2010年达到34.3%。手机网民的普及率提升空间更大，已由2009年的60.8%提高到66.2%，1 他们获取信息和发布信息的主要途径就是网络和手机。从网民年龄分布上看，18岁到40年龄分布比例最高最集中，他们精力充沛、思维活跃、目光敏锐，有极强的号召力和鼓动性，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网民是在校学生、企业单位工作人员和无业人员。早在2006年，职业为无业人员的网民已占到网民总数的第三位。许多无业人员思想空虚、无固定的经济来源，这就给网络安全和社会和谐带来了巨大的隐患，不明真相的群众很容易上当受骗。特别是当政府信息滞后而没能迅速及时发布真实可靠信息时，由于网络的推波助澜，更容易引发严重的群
9、体性事件。群众有时可能忽略了报纸上的新闻发布，可能没按时收看电视上的新闻联播，也可能没时间或条件上网，但对于亲朋好友发来的手机短信、打来的电话是坚信不疑的，这种点对点的信息传播，人们通常的心态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有备无患”，其结果使小事件升级转化，甚至演变为刑事案件。4、从行为上看：网络信息文化是人们身体与心灵的技术延伸与拓展，其行为方式具有以下特点。首先，个体性。在现实生活中，普通群众受各方面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不一定有机会充当主体性地位的角色，其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话语权主要掌握在精英人士手中，随着网络和手机的普及，平民文化、大众文化大行其道，许多文化精英充当了推手、策划的
10、角色，网民的“思想有多远，行动就有多远”，主观能动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其次，随意性。一方面是由网络信息文化自身的本质特征决定的。在虚拟的世界中，人人都是领导者、控制者和发言人，再不像传统媒体信息那样有来自各方面的严格约束。感官的刺激、利益的诱惑冲破了传统的道德底线。另一方面如前所述，由于网络立法、执法不完善，放荡不羁的举止言行难以得到有效控制和防范。再次，隐蔽性。由于没有严格控制网络的接入关口，许多地方出现了服务器托管、虚拟主机及虚拟空间出租业务，致使虚假广告、诈骗行为、低俗文化节目等以搭便车方式载入互联网。最后，多元化。行为方式的多元化取决于思想观念的多元化。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化，全球
11、信息一体化的观念也为普通民众所接受，网民的网上行为也呈现出时尚化、超前性、跟风化、主动性。二、群众工作的新问题：群体嬗变与矛盾群众是一个相对概念，但从外延上讲，它主要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镇居民和社会群体。新时期的广大群众，无论是人员构成，思想观念，行为方式，还是经济状况、对党和政府的认同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变化直接催生社会矛盾，从而影响了国家的和谐稳定。1、工人阶级的新变化 历史上的工人阶级是革命的先锋队，不仅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而且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以前，作为工人最集中的企业成为职工之家，工人的生老病死都由单位负责，工人有极强的集体荣
12、誉感、责任心和归属感，因而先进人物、模范班组不断涌现，人与人之间也就有了积极与落后之分，人们争先恐后地学先进赶先进。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国有企业改革的全面展开，实行关停并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同时，下岗工人逐渐增多，一部分人对政府产生了抵触情绪，过激的言论和行为不时发生。近年来，因为企业退休职工福利待遇过低而上访的案件逐渐增多。事实上，一般企业的职工退休金远远低于事业单位和政府公务员退休工资。尽管我国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缩小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但仍然达不到企业理想中的需求。社会上一度流传着“企业的两个高工赶不上事业单位的一个合同工”。垄断行业的高福利、高收入
13、更是加剧了这一矛盾的转换升级。2、农民阶级的新特点 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新时期的农民阶级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一，农民自由支配时间明显增多。计划经济时期，特别是人民公社时期，以村组为单位实行统一劳动、统一管理、记工分付酬。尤其是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大大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个人的兴趣、爱好以及自由全被大公无私的时代精神所遮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自由支配劳动时间，休闲时间长，精神生活一时难以满足，甚至参政议政的意识明显增强，有更强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进取心。其二，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人数不断增加。主要集中在建筑、服务、来料加工等行业。面对不公正的福利待遇、艰苦的生产生活条件，他们逐步学会用法
14、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善于集中群体的智慧去改善现有的生存状况。其三，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相对贫乏。大集体时期，农村的文化生活基本上由当地政府统一规划、统一组织，是公益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村有电影放映员、小型剧团等。实行包产到户以后，农村各类文艺团体及组织相继解散，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受到极大限制，进而各类形式的赌博、宗教迷信活动蔚然成风。随着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许多文体设施重建恢复，如农村文化站、文化活动室、流动电影放映队等。但当务之急是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提倡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正确引导他们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3、社区居民的新构成 城市、城镇社区居民由三部分人员组成：一是历
15、史原因长期工作生活在该城镇的“老住户”。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有固定的工作或稳定的生活来源，但由于文化程度、职业能力的差别，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诸方面还是因人而异。我国城镇困难群众约2500万人左右，大量城镇人口的不断增加，给原有居民在就业、住房改善等方面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他们总是把希望寄托于当地政府，而政府在短时间内又无法即时解决，因而社区居民与政府的矛盾有所激化。二是高级知识分子不断增多。特别是在大中城市，学历高或有一技之长的专业技术人员很多受聘于外资企业、民营科技企业，有的自主创业，成为私营企业主。他们思维活跃，思想自由，思路开阔，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脱颖而出，一跃而进入城镇富人行列。个人年收
16、入在10-40万元人民币之间的高收入者，在我国约有1000万。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报告显示，城镇里富人与穷人是最容易发生矛盾冲突的两类人。三是无正当职业的闲散人员。从各类案件发生的几率来看，这类人群对社会的危害性最大，诸如抢劫、盗窃、诈骗等刑事犯罪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他们有内在关联。三、群众工作的新方法：探索与创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群众工作原则和方法。网络信息文化的迅速发展，不仅没有否定这种工作原则与方法，而且为群众的政治参与、民权表达提供了更加便利快捷的新途经。1、在线交流：密切联系群众 许多学者之所以把2008年称为网络问政元年，是因为2008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首次借助网络与公众直接勾通，他通过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友在线交流。2009年和2010年2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后两次走进中国政府网、新华网，与广大网民对话交流。2011年2月27日，温家宝再次接受网民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