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与桂林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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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举与桂林传统文化*发表于广西博物馆文集第五辑,第122131页,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亦载于桂林文化2007年第3期,第6572页,文略异。【提 要】桂林是广西科举成就最突出的地区,科举对桂林历史文化的形成、发展和壮大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桂林历史文化具有浓厚的科举色彩。【关键词】科举 桂林文化 传统文化【作 者】漆招进 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研究馆员。广西桂林,541003。桂林作为广西历史上主要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其历史文化在广西一直处于领先和主导地位。如果说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的形成基本上取决于中央政府,是中央政府看重桂林重要的交通地理位置而明智地将广西的行政首脑机关和军事首脑机

2、关设置于此,桂林人民几乎不能施加任何影响,那么文化领先和主导地位的形成就大为不同,中央政府把文化行政机关设置于桂林并不能使桂林理所当然地处于文化领先和主导地位,而只是使它有较多的机会成为外部先进文化进入广西的通道,如果没有桂林人民自觉自愿的接受和吸收,外部先进文化就不能在桂林生根开花,从而也就不能在桂林形成领先于广西其他地区的优势文化,文化主导地位也就无从谈起。研究桂学,主要就是研究桂林传统文化,研究桂林传统文化的形成过程、原因、特色。本文所要讨论的是,桂林人民对科举文化的吸收和利用,科举文化对桂林传统文化有哪些实际的促进作用。一、桂林的科举成就科举制度是隋唐以来的官僚后备人才选拔制度。在封建

3、社会,对官僚后备人才的选拔是统治者为维护其政权的重要手段。中国封建统治者对官僚的选拔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荐举制,其次是九品中正制,最后是科举制。在汉代主要实行荐举制,其选拔的科目主要有两个,一是举孝廉,始于汉武帝;二是举贤良方正,始于汉文帝。东汉末年曹操提倡“唯才是举”,不计门第,其子曹丕称帝后实行九品中正制,推选各郡有声望的人士出任“中正”,将当地士人按才能分别评定为九等,政府按等选用。两晋南北朝时期,“中正”都由世族豪门担任,选取原则以家世为重,九品中正制遂成为世族豪门操纵政权的工具。隋文帝建立隋朝后废除九品中正制,于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创行科举制,以科目考试的方法选拔人才。当时开设

4、的科目只有明字、明法、明算数科,考试方法也比较简单。隋炀帝于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创设进士科,并严格了考试方法。唐朝以后,科举制度得到继承和完善,成为朝廷选拔人才最主要制度,并形成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考试程序,考试的内容也逐渐固定。唐代在进士科外还设有秀才、明经、明法、明书、明算、明字、俊士、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科目,多达五十九科,以明经、进士二科最为常设,也最为重要,士子多报考此二科。宋代科目减少。明清时期则只设进士一科,考试内容限于四书、五经,答卷格式限于八股文。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推行学校教育,科举制度被废除。相对于荐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可以说在形式上实现

5、了唯才是举,因为科举考试不计门第,不计出身,只要考试成绩好就行,而且考试实行闭卷,考试次数多达三次且最后由皇帝面试,从程序上保证了最后的胜出者是真正的人才。科举考试使广大出身低微的读书人有了晋身仕途的机会,受到了广大读书人的拥护。即使在号称“南蛮之地”的广西,也有许多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博得功名,走上仕途。当隋文帝创行科举制度之时,广西还是南朝的辖区。到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全国统一后科举制才推广到南方。不过广西实际享受科举之惠是在唐朝。广西有史记载的科举第一人是藤县镡津人李尧臣,于唐太宗贞观七年(公元633年)中第进士,累官至交州刺史,赐其里门曰“登俊”。桂林有史记载的科举第一人是临桂县的曹

6、唐,此人原为道士,有诗名,于唐文宗太和年间(公元827-835年)成为“举进士”(相当于明清时期的举人),但会试没有中第,所以没有得到实际官职,而只是“累为诸府从事”。第一个考中进士的桂林人是阳朔县的曹邺,于唐宣宗大中四年(公元850年)中第,累官至洋州刺史。四十五年后,即乾宁二年(公元895年),临桂县的赵观文成为桂林也是广西第一个状元。在唐代290年间,朝廷共从全国各地选拔出6568名进士,广西有记载的中第进士只有7人,其中桂林有2人,占广西进士数的28.57%,并且出了广西第一个状元。虽然广西和桂林考中进士的人不多,但参加京城会试的“举进士”并不少,以至于朝廷为了节约经费而在武宗会昌五年

7、(公元845年)对桂林府及岭南、安南、邕容等道所送乡贡做出人数限制,进士科不得过七人,明经科不得过十人。由此可见,虽然岭南地区在文化上落后于岭北地区,但科举制也已深入人心,激起了岭南向学之风。而桂林作为广西最接近岭北地区的重镇,文风尤盛,到唐末时已隐隐然有领导广西文风之气象。宋代,桂林考中进士者大为增多,共有147人,占广西进士数的一半多。元初科举废止,至仁宗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复行,后时废时兴,整个广西只有7人考中进士,桂林占3人。明代科举复盛,桂林考中进士114人,接近广西进士数的一半。清代,仅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至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间桂林就考中进士97人,超过广西进

8、士数的三分之二(见表一)!而此后至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科举废止时,105年间桂林有4人考中状元(其中有1人还是连中三元),1人考中榜眼,在全国府一级中名列前茅(见表二)。历史上广西共有全国性状元9人,其中竟有7人属于桂林籍。由此可见科举在桂林之盛,桂林科举文化在广西之盛。表一:广西及桂林历代进士数(清嘉庆五年前)时代广西进士数桂林进士数桂林进士所占比例唐代7228.57%五代南汉国2宋代27914752.69%元代7342.86%明代23911447.7%清代(至嘉庆五年)1459766.9%合计67936353.46%表二:广西及桂林历代一甲进士名录姓 名中榜时间名 次籍 贯赵观文

9、唐乾宁二年(895)状元临桂梁嵩南汉白龙元年(925)状元(南汉国)平南王世则宋太平兴国八年(983)状元永福冯京宋皇祐元年(1049)三元及第宜山黎志宋治平四年(1067)榜眼庆远(今宜山)权凤宋熙宁九年(1076)探花来宾毛自知宋开禧元年(1205)状元富川吕调阳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榜眼临桂舒宏志明万历十四年(1586)探花全州陈继昌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三元及第临桂龙启瑞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状元临桂于建章清同治四年(1865)榜眼临桂张建勋清光绪十五年(1889)状元桂林刘福姚清光绪十八年(1892)状元桂林二、科举对桂林文化教育的促进作用(一)桂林的文化教育因科举而兴盛

10、要想取得参加科举考试资格,必须先取得生员资格,而取得生员资格的前提是进学读书做童生。明清时期,最初级的学校是民间自办的蒙学和民办官管的社学。较高级的学校叫书院,有民办,也有官办。在蒙学(私塾)、社学和书院读书的学生都叫“童生”,无论年纪有多大。 童生参加“童试”合格后才能成为生员,俗称秀才。童试有三级:县试、府试、院试。只有县试、府试和院试都合格的童生才取得生员资格,由学政分配到各府、州、县的官学读书,俗称“进学”。生员也分三级:刚入学的叫附学生,然后逐步升为增广生、廪膳生。在学的生员须参加由省学政主持的岁考,成绩好的有奖,差的受罚甚至黜革。在学的生员都有资格参加科举的第一关乡试。由此可见,所

11、有的学校,包括供生员进学的县学、州学、府学,以及为县学、府学、州学提供生员的书院、社学、蒙学,都是以培养科举后备人才为目的。桂林自然不会例外。事实上,桂林最早的官办学校是在科举制确立后才兴建的,从时间上来说应该是科举的产物。桂林最早由官府创办供士子读书的地方,是位于独秀峰南面附属于“宣尼庙”(即孔庙)的“东西庠”,创建于唐大历年间(公元766-779年),是桂管观察使李昌巎到任三年后所创建。宣尼庙的后旁就是南朝宋始安太守 颜延之公余之暇读书的岩洞。此事记载于刻于读书岩口的唐代郑叔齐独秀山新开石室记。 见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桂林石刻上册如果说南朝宋始安太守颜延之公余之暇在独秀峰下岩洞内读书开启

12、了桂林文风,那么唐代桂管观察使李昌巎在独秀峰下兴建桂林第一座孔庙和第一座学宫则是桂林文化教育真正兴起的标志。约50年后,桂林就产生了第一个“举进士”曹唐;约70年后产生第一个进士曹邺;约110多年后产生第一个状元赵观文。历代来桂主政的官员也多以科考取士作为首要职责。例如:曾担任静江(桂林)知府的著名文学家范成大,在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九月乡试后举行鹿鸣宴,即席作劝驾诗,以赵观文、王世则考中状元的故事勉励试子;著名诗人王正功曾提点广西刑狱权知桂林府事,在嘉泰元年(公元1201年)乡试后举行鹿鸣宴,亦即席作劝驾之诗,以“桂林山水甲天下”比喻桂林文风之盛,激励试子们在进京会试时金榜高中, 此诗

13、刻于独秀峰下颜延之读书岩口,于1983年发现。此后,“桂林山水甲天下”成为传诵千古的名句;宋绍定五年(公元1232年)南武侯曾颖茂在全州实行新政,第一项就是“正释奠牲服,益贡士,廓田土以崇士风”。(胜迹略五录宋林寿公近民堂记)清康熙五十六年,巡抚陈元龙建阜成书院(栖霞书院)。雍正九年巡抚金鉷重修,更名栖霞。(胜迹略四)乡试的考场贡院一直设在桂林。广西通志胜迹略三记载:桂林贡院始建于南宋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以临桂县学改建,地在腾仙门西南。鲍同作有贡院记。明洪武初,“诏天下设科取士,所在藩服建贡院以为试士之所。广西去京师虽远,贡院在洪武初已因唐宋之旧而修治之。”不久迁建于武胜门马王阁南,天

14、顺间又迁建于新西门内临桂县治西北。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广西巡按谢汝仪命布政使等扩建贡院,“市民居暨宗室园圃约袤二十余寻,广视袤增三之一”。(明蒋冕广西贡院修拓记)清代,贡院移建于明靖江王府旧址,考舍扩增至数千间。可以说,贡院建于桂林对桂林科举的兴盛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二)科举制促成桂林人向学之风“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北宋汪洙:神童诗中国的科举制度被认为是古代世界上最好的人才选拔制度,它为选拔人才提供了一种相对公正的方法和程序;为所有人提供了一条平等的做官途径。因此,这个制度一经诞生就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吸引了

15、广大有志于读书做官的人士,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也确实通过科举的阶梯而踏入仕途,取得功名,进入官僚阶层。当然,世家大族更是把科举视为维持家族声望、增强家族势力的重要途径,甚至“科举立族”。如:兴安界首蒋氏家族:界首蒋氏原籍山东青州人,五代时到兴安,在宋代以科举立族,自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起陆续有炳文、允济、允升、允州、允中、来叟、来复、来凤、瓒等18人考中进士。此数据根据于蒋氏墓碑,见党丁文编撰:广西历代名人名胜录“蒋瓒墓”,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广西通志记载没有那么多。全州蒋氏家族:在明代以科举立族,自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起陆续有冕、昇、淦、彬、贲、焞、应期、遵箴、之秀、士忠、肇、纲、恰秀、如松、林、良騏、良翊等17人相继中第。全州唐氏家族:自宋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唐固言起,至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二百七十余年间陆续有圭、时、谏、光、刚、桂、滨、湘、震龙等10人中第。全州赵氏家族:自宋嘉定七年(公元1214年)至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陆续有继永、用章、浚、继承、畲夫、畬夫、龠夫相继中第。平乐黄氏家族:宋天圣至元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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