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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文格式介绍一、 一般格式规范（可对照后面例文来看）一篇完整的论文，应包括：l、题目；2、摘要；3、关键词；4、正文；5、注释。要打印的论文正文页面统一用“A4”纸，“纵向”打印，页边距左.cm、右cm、上.cm、下各cm，行距固定值20,左侧装订。 在校本科生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字数要求都是8000字以上。函授本科生的毕业论文暂时要求5000字以上。具体样式、字号要求如下：样式说明：题目二号黑体加粗居中 副标题四号黑体加粗居中、副标题前面加破折号间隔一行XXX专业 学号：XXX姓名 指导教师：XXX姓名 四号楷体居中，学号必须是取得学籍后的学号。间隔一行摘要空二格起打，五号黑体：摘要内容五号
2、楷体。摘要需简明确切（一般在300字左右）关键词空二格起打，五号黑体：关键词必需有3-6个五号楷体，词与词之间用分号隔开，最后一词后无需标点符号。也有各词间空一格排列的，我们不取。间隔一行正文五号宋体，小标题用小四号宋体加粗居中，与上段间隔一行。文中图表只附最必要的，图与表内的文字、图题、表格题目要简练准确，字体字号有时正文相同（也可视具体情况用不同字体字号，要以醒目美观协调为原则 ）。正文序号编排应规范，序号层次安排为：第一层：一、二、；第二层：（一）（二）；第三层：1、2、；第四层：（1）（2）。正文完。间隔二行注释五号黑体，空二格起打。注释二字单独一行，另起一行打注释内容。二、 特别注意
3、几点：1、摘要空二格起打，五号黑体：摘要内容五号楷体提供论文内容梗概，表达文章中有创新意义的内容，体现结论，不须评论，应具有独立性与自含性。尽量不使用“本文认为”、“笔者认为”、“介绍了”、“阐述了”等引导性用语（读者从摘要中应获得全文的主要信息）。摘要不可与前言、引文或结论的内容重复。、注释：注释内容是对文中特定的字、词或引文内容作的说明或对引文注明其出处，编号用表示，用右上标。注释内容若涉及引文，此种注释的表述按作者（如外文译著须加译者，如古籍则在原作者后加点校者或注释者名）、书名（文章名）、出版单位（刊发的杂志名）、出版时间（发表的期号）、引文所在页码的次序来写。如涉及数字除古籍外，均应
4、用阿拉伯数字。如：宋濂等编元史吴师道传，中华书局1997版，第2231页。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 版，第348页。同一种文献多次引用，则编号可放在同一行，文献有关信息标注一次，而页码相对应即可。如涉及数字为古籍，可用中文数字，其余均应用阿拉伯数字。要仔细看看例文标注方式。比较容易出现的错误：正文中独立成段的引文，用仿宋体或楷体，左缩进两格，右边不缩进。其中第一行需缩进四格。如：吴礼部诗话一开头便对东汉仲长统的述志诗提出批评：“仲长统述志诗，允谓奇作，其曰叛散五经，灭弃风雅者，得罪于名教甚矣。盖已开魏晋旷达之习，玄虚之风。昌黎志辟异端，而汉三贤赞，统与焉，殆未之察也。”鞭锋所及
5、，至于韩愈。其捍卫儒学正统之志可见一斑。接着讨论朱熹的感兴诗，更是体现出他对“圣贤操存之要”和世人“逞其私见，穿凿以为知”、“异端词藻之害道”的严正态度，从而也集中体现了吴师道诗论力辟邪说、捍卫理学正统的主旨。又如： 卫武公抑戒宾筵二诗，极言荒湛之失，本以刺王，而引以自归。至于丧乱回遹等语，皆所不讳，盖所以致其警戒之切尔，旧序之言为是。韦苏州逢杨开府诗云：“少事武皇帝，惟有故人知。”此盖韦公因见当时三卫恣横，身在其列，故托以自言，亦古人之意。论者遂谓韦少豪纵不羁，晚始折节，所谓对痴人谈梦也。使真为自言，则窃姬之丑，不识字之愚，何至如此历举乎？卫武公年九十五作抑戒宾筵诗 以刺周王，人称大贤，后人
6、常将之与周公作酒诰相提并论。儒生颂扬的是所谓文臣死谏的精神。吴师道评韦应物逢杨开府诗“因见当时三卫恣横，身在其列，故托以自言，亦古人之意。”正体现了他严格遵循诗歌有“美刺”之职的儒家正统诗论观点。同时对庸人曲解进行了驳正。三、 不要随便用网络资料，因为网络文章错误特别多，尤其是错别字病句特别多，引文没有出处。而我们论文要求严谨，引文要详细注明出处，详细到页码。例文：宋人对屈原和楚辞的接受汉语言文学专业020150003：张三 指导老师：xxx摘 要：由于相近的现实境遇，宋代文人与屈原的心态形成高度契合，从而导致了两宋楚辞学的兴盛。宋人对屈原和楚辞的接受，首先是凸现屈原“忠君爱国”的主题，以强调
7、中原宋国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其次是对屈原言行中那些不符合“中正”道学的细节进行重塑和改造，以便将屈原的精神纳入理学的轨道，达到昌明“道统”、“文统”的目的；再次是大多数文人将屈原对自身与社会的双重固持视作人生的范式，以作处穷时期的励志动力。关键词：宋代文人；屈原；楚辞；朱熹；忠君爱国接受美学认为，任何文学现象本身都具有其未定性，都不是决定性或自足性的存在，而是一个多层面的图式结构。其存在本身并不能产生独立意义，其意义的实现主要依赖接受者的感觉和知觉经验以将人物或作品的空白填充起来，从而使其未定性得以确定，最终达到其特定意义的实现。因而，一千人眼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屈原其人其事及其作品作为特定
8、历史时期的产物，为后人留下了相当的空白。细究起来，后代楚辞接受者大多囿于各自的时代环境和自身境遇。评屈原说楚辞的同时也是在说时代说自己，一如陆九渊所宣称的“我注六经，六经注我”。故而，出现了一个有趣现象：千百年来绵延不断的针对屈原和楚辞的研究史反倒成了各个不同时代文化思潮和不同文人思想学术的载体和投影。因而，考察不同时代的文人对屈原和楚辞的接受情况，也可见出那个时代的特殊文化现象和文人心态。两宋时期的现实处境与战国后期楚国的形势有许多相似处。强敌环视，军事不振不仅是当局统治者的心腹之忧，也一直是神经敏感的文人们的穿心之痛。文人心理随国运而变，学术思潮也伴国运涌动。这种心痛在两宋文学作品中多有体
9、现，具体到对屈原和楚辞的接受方面，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导致了两宋楚辞学的兴盛。其兴盛程度远远超过魏晋南北朝以迄唐五代，是继两汉以后楚辞学的第二座高峰。宋史艺文志著录了楚辞类著作12部，除首二部为屈原等撰楚辞十六卷和王逸章句楚辞十七卷外，余晁补之续楚辞二十卷、又变离骚二十卷、黄伯思翼骚一卷、洪兴祖楚辞补注十七卷、考异一卷、周紫芝竹坡楚辞赘说一卷、朱熹楚辞集注八卷、辨证一卷、黄铢楚辞协韵一卷、钱杲之集传离骚一卷，共七家十种为宋人著作。此为收录宋人楚辞文献最集中处，而更多零星的评论、绍骚拟作散见于儒林传、文苑传和众多的个人传记中。还有部分资料散见于宋人杂史、笔记、书录、文学作品等著作中。元人所修宋史资料
10、凌乱不全，向为后世学人所诟病，于楚辞文献资料也不例外。即使传至今日的文献也未见其全收，毋庸说今已散佚的资料。今人姜亮夫先生著楚辞书目五种1，辑得宋人著作凡16家22种，另图谱7家9种，为迄今著录宋人楚辞类著作最全者。近年又出版了李诚、熊良智主编的楚辞评论集览2，该书从四库全书等处集得宋人楚辞评论80余家凡200余项，传世之宋代楚辞文献遂大备于斯。宋人所取得的楚辞学成就说明时人对屈原和楚辞的关注和重视程度是空前的。促成这一结果的关键动因是屈原忧思和楚骚精神与宋代文人心态的高度契合。鉴于唐亡的教训，宋代的开国统治者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结束了中国有史以来重武轻文的治国方略，开启了以文人为主导的时代。
11、一大批文人志士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到宋代的政治领导层，而以武著称的将军们在失去军队的直接领导权的同时，也被逐出了上层领导层，士大夫为主的文官成了社会的唯一主导力量。在这种巨大的政治转变下，宋代文人开始了亦文亦政的生涯。多数人怀抱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积极人生态度，其文学主题往往充满了沉甸甸的政治关怀与道德意识。整个宋代，让文人们忧心的事情太多了，而国运日衰，军事孱弱，是赵宋320年间最突出的问题。北宋初立，周边仍强敌环视，边患不断。燕、云十六州一直未能收复，辽、西夏、金、蒙人皆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持续扰掠边境，蚕食宋人国土。进而中原沦丧，先是屈辱地苦守半壁江山，最终亡于蒙元之手。这
12、一切跟屈原时代的楚国际遇惊人地相似。因而，宋代文人思接千载，引千年之前的三闾大夫为同道：愤屈原所愤，激屈原所激，忧屈原所忧，叹屈原所叹。在这首共鸣曲中最强的音调无疑是“忠君爱国”论调。而这个论调恰恰是宋代文人根据时代需要对屈原精神的升华，是宋人首倡且对后世影响巨大的观点。唐以前文人对屈原的评论主要执于褒扬和贬抑两端。褒扬者如刘安、司马迁等从屈原人格高洁的角度，认为“其志洁”、“其行廉”，“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贬抑者如班固、颜之推等则从屈原言行过激的角度，认为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忿怼不容，沉江而死”“过矣！”属“文人无行”。有时一人竟持褒扬和贬抑两论，皆因其时间和境遇不同使然。但未
13、曾有人提出过屈原“忠君爱国”的概念。朱熹在楚辞集注中说：“窃尝论之：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3这是楚辞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以“忠君爱国”来解读屈原精神。这一概念的提出，或者说这种君国意识的确立，是建构在政治上“中国正统”论基础之上的。周边异邦的压力，迫使宋人明显感觉到“中国”不等于“天下”，宋人只据有“中国”，已无法操控“天下”。汉唐时期那种睥睨四方君临万国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异方之法乱中国，夷狄之君抗天子”4的事情时有发生，且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强调自身民族的合法性，确立汉人中国的正统性便成了宋人的重要使命。从宋初石介的中国论5开始，到欧阳修的正统
14、论和正统辩6，正统意识、夷夏之辩陡然清晰起来。而屈原那种自视高贵、傲然不群的品格和对宗族乡土的无限眷恋情结，便成了宋代文人认同和共鸣的基点。王禹偁仿作骚体赋抒发情志，梅尧臣作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赞美屈原“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的忧国之心。苏轼写屈原塔、屈原庙赋表达他对屈原忠贞人格的肯定和推崇，对屈原遭遇的同情与不平，并寄托自己与屈原一样拳拳忧国之心。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黄庭坚、刘敞晁补之、张耒等北宋文坛名人都写有诗文评述和赞美屈原的“忠贞之志”、“仁人之心”、“不屈之志”。靖康难后至于南宋，文人们对民族的危机越加忧心忡忡，内心的悲愤也越发浓重。所以在这一时期，坚持主战成
15、了当时士大夫阶层认可的正确立场；而呼吁洗雪耻辱、收复中原，期望报国杀敌、建功立业，表现慷慨悲愤的激情和英雄主义理想的文学作品也成了当时文坛的绝对主流。诗里每见“屈宋死千载，谁能起九原？”（陆游白鹤馆夜坐）、“平时感叹屈灵均，离骚三诵涕欲零。”（楼钥寄谢林德久）；词中多是“千古离骚文字，芳至今，犹未歇。”（辛弃疾喜迁莺警臣赋芙蓉词见寿，用韵为诗）、“湘妃起舞一笑，抚琴奏清商。唤起九歌忠愤，拂拭三闾文字，还与日争光。”（张孝祥水调歌头泛湘江）。而直接凸现一个“忠”字，涵咏爱国主题的也不乏见：高宗时王十朋说“先生死忠清。”（梅溪集题屈原庙）；孝宗朝袁说友说“千载孤忠动神物。”（东塘集汨罗）；宋末文天祥写道“当年忠血堕谗波，千古荆人祭汨罗。”（端午感兴）；高斯得赞美“豪气今安在，忠魂死不泯。”（端午小饮，分韵得身字）；林景熙更是感叹“湘江浴忠臣。”此情此景，诚如葛兆光先生说的：“宋代对异族和异国的警惕，使得爱国主题真正占据了文学的主流。”7当然，这其间，最为重要的是洪兴祖楚辞补注的出现和朱熹楚辞集注中“忠君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