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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企业边界决定理论发展的逻辑与方向摘要企业边界是现代企业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这个理论难题一直困扰着经济学家们，在探索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经典的理论流派。鉴于涉及企业边界的现实经济问题是复杂而动态的，关于企业边界的理论有待进一步研究深化。而从契约的角度梳理关于企业边界决定的理论学说，并对他们的观点进行归纳和分析，或许可以使我们对企业边界的模糊化和动态化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关键词企业边界；企业理论；契约 企业边界决定理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经过新古典经济学的演绎以及科斯开拓性的研究之后，关于企业的边界与规模问题主要沿着两条路径发展：一条是以威廉姆森为代表的交易成本与产权理论，其中最
2、著名的是资产的专用性质确定了企业规模的假说；另一条是以阿尔钦与德姆塞茨为代表的代理理论，其中最著名的是“团队生产”的度量困难和高成本导致企业规模确定的假说。在经济学家们艰苦卓越的探索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经典的企业理论，取得了斐然的成绩。本文旨在对近期企业边界与规模的主要理论作一简单梳理和评论。 一、企业边界决定理论的发展脉络 (一)技术决定论 1分工与专业化理论。技术决定企业边界的观点最初体现在斯密的市场限制劳动分工假说(即“斯密定理”)。斯密(Smith，1776)在其巨著国富论中分析专业化和分工所带来的报酬递增现象时指出：“劳动生产力上的最大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出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
3、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分工导致企业的出现和扩张，同时分工所形成的各种工序、工种之间需要协调。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内部就可能采用更加不可分的技术，而这种技术使劳动分工进一步深化，引起规模报酬递增，从而导致企业规模的更进一步扩大。斯密通过“制针”的故事来说明分工协作和在此基础上“合作剩余”的产生及其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应被定义为要素所有者为取得“协作力” 、分享“合作剩余”而形成的一种契约关系。那么，这种企业规模的扩张是不是无限的呢?显然不是，斯密还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 “正是交换的力量为劳动分工提供了可能。因此，劳动分工始终受这一力量的限制；或者换句话说受市
4、场规模限制。当市场很小时，没有人有动机全身心投入到一个职业中去，因为他无法用自己所拥有的剩余自己的劳动产出中超出自己消费的部分一在他需要时，交换其他人劳动产出剩余部分。 ”船当市场规模已定时，分工中的企业协作的规模和边界实际上大致确定下来，而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企业在延伸了的分工链条中可以扩展其边界和规模。 2资源配置理论。新古典企业理论把企业看作是一个投入产出的“黑匣子” ，将企业构造成技术上的生产函数。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目标下追求成本最小化，采用均衡分析和边际分析方法，按照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决定产量。如果不考虑为寻求垄断势力而扩大规模的因素，则企业的最佳规模在平均成本的最低处实现。而
5、一个企业的平均成本会随规模的变化而变化，一般说，总会出现几个2前后相继的阶段，即规模收益递增或平均成本递减、规模收益不变或平均成本不变、规模收益递减或平均成本递增。换言之，一个企业的效率或平均成本是随规模而变化的，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总会存在一个能够使企业的效率最高或平均成本最低的规模，也即所谓经济规模或最佳规模。这个时期盛行的观点是，选择企业还是选择市场，要根据其技术特性而定。企业的特点就在于它只是一个技术上的选择，市场只负责提供信号。企业内部的结构、组织秩序及其治理不予考虑，出现问题全部由法院解决，并相信法院是万能的。 (二)交易成本决定论 交易成本的思想虽然可以追溯到大卫休谟，但直到
6、 1937 年科斯发表企业的性质一文后，才得到开拓性的分析。科斯用交易成本解释企业的概念虽然是伟大的创举，但在以后的大约 30 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进展。直到 1960 年，科斯的另一篇论文社会成本问题发表后，沉寂了近 30 年的交易成本的重要思想才引起经济学家的注意，遂成为许多经济学家讨论的热点。后继者们沿着产权和交易成本两个方向对企业的边界或规模进行了有益而艰苦的探索，且取得了斐然的成绩。科斯采用标准的新古典分析方法，对新古典企业理论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价格机制不是唯一的，企业也是协调资源配置的手段，而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他发现之所以两种协调机制可以共存，是因为新古典理论所
7、假设的前提条件与事实不符。他指出，新古典理论认为市场交易是无成本的，而事实是，建立企业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科斯从理论逻辑上证明了市场交易费用的存在，认为市场与企业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可互相替代的手段。在市场上，资源的配置由非人格化的价格来调节，是由一系列短期契约来完成。而在企业内部，相同的经济活动可以通过建立较少的长期权威关系契约来完成。市场与企业之间发生替代是由于完成同样资源配置活动所需的交易费用不同。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利用交易成本理论创造性地解释了企业的性质和边界问题。他论述道：“当追加的交易(它可以是通过价格机制协调的交易)由企业家来组织时，企业就变大，当
8、企业家放弃对这些交易的组织时，企业就变小。 ”。因此，企业规模被界定在这样一个定点：“企业将倾向于扩展直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 ” (三)产权决定论(纵向一体化理论) 继科斯之后，以威廉姆森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用产权解释企业的性质及其边界，创立了资产专用性(纵向一体化)理论。该理论是由威廉姆森(1975，1979，1980)和克莱因(1978)等作了开拓性研究，又在泰若勒(1986)、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哈特和莫尔(1990)等人那里取得了进一步发展，其中最著名的是资产的专用性质确定企业规模的假说。由于他
9、们强调按照契约建立起来的组织中权利的重要性，这一理论便以“产权”的名义出现。 威廉姆森用专用性资产来解释企业的边界或规模。他认为，当投入的资产具有专用性时，为了节约交易成本，应该选择企业这种组织形式或企业间实行纵向一体化，如果不存在资产的专用性，通过市场合约来联结生产的各个连续阶段，是可以大大节约交易成本的。威廉姆森把交易作为最基本的分析单位，认为交易本身是异质的和多样性的，各种交易的特征及其成本差异决定了交易组织形式的选择。他认为，决定交易异质性的维度是交易的次数、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3其中后两者对解释企业这种组织的效率边界具有重要意义。威廉姆森的资产专用性指专用场地、专用实物资产、专用人
10、力资产和特定用途资产，这些不同的专用性资产由于其物理属性不同、投入的程度不同和专用性的程度不同，导致企业的规模就各不相同。 克莱因、克劳福德、阿尔钦持与威廉姆森相同的观点，他们在纵向一体化、可占用性租金与竞争性缔约过程一文中指出：“在一系列连续交易或合约链条中产生毁约危险的特殊情形是可占用的专用性准租。在一项专用性投资之后，这种准租就产生了，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也变成了现实。 ”沿着科斯的分析框架，这一问题可有两种解决方案：纵向一体化和长期合约缔结。他们的结论是，当资产的专用性产生越多的可占用性准租时，缔约成本的增加将超过纵向一体化的成本(治理内部科层组织的成本)，那么，纵向一体化就发生了。在
11、克莱因等人的研究中，并不是专用性投资必须采用企业的形式，但是专用性投资的程度越高，采用企业的形式所费交易成本会越低。 在威廉姆森和克莱因等之后，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哈特和莫尔(1990)以及哈特(1995)以不完全契约为背景发展了一个所有权结构的模型，即著名的格罗斯曼一哈特一莫尔(GHM)模型。该模型指出，企业是由它所拥有或控制的资产构成的。不完全契约的存在，使一部分资产的权利在合约中不能明确界定或界定成本相当高，形成所谓的剩余控制权(residual rights of control)，这种权利成为所有权的核心内容。具体而言，剩余控制权是关于企业非人力资产在初始合同未规定的所有情况
12、下如何被使用的那种排他性决定权，这种权力天然地归非人力资产所有者所有。不同的剩余控制权安排会影响资产所有者各方的投资决策，而且达成契约后也会对各方产生不同的激励，从而影响效率。因此，该模型将注意力集中在分析比较各种所有权(剩余控制权)安排的效率差别上，并从这个角度分析企业边界的决定。 (四)监督成本决定论(横向一体化理论) 以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为先导的团队生产(横向一体化)理论将研究重点从使用市场的交易费用转移到解释企业内部结构的激励问题(监督成本)上。他们认为，对经济组织来说，重要的是解释什么条件决定了专业化和合作生产的好处，这种好处是通过市场还是通过企业来达到的。他们批评道：常见到以权力为特
13、征的企业通过命令、权威或纪律处分解决问题，比那种常规市场上通行的东西更有优势，这是错觉。在他们看来，企业实质上是一种“团队生产”方式。如果生产是由团队进行的，并且团队生产的总产出大于团队成员的分别产出之和，增加的部分足以弥补组织和管理团队成员的成本，团队生产就会被采取，于是企业就产生了，企业的规模就被界定在团队总产出大于团队成员分别产出之和与组织、管理团队的成本支付上。如果以团队生产的方式能使生产力有净增长，扣除维持团队纪律的有关的考核成本后仍有净利，那么就应该依靠团队生产，而不依靠许多分离的个体产出的双边贸易。可见，这就是市场和企业替换的界限。他们认为，团队生产首先产生的一项交易成本是度量费
14、用，因为团队生产的不可分割性，使得团队成员的劳动投人非常难以度量或度量成本很高，这样，团队成员就会有偷懒的机会主义行为，为了杜绝这种行为，就要对成员进行监督，因此而产生监督费用。实际上，团队生产理论认为，对签约后的机会主义行为的监督成本是企业规模限定的界限。 4(五)激励成本决定论 Holmstrom 和 Milgrom(1991)多任务模型认为，企业可以使用多种激励工具，包括奖金、工作设计、工作规则、任务分配、授权、控制信息、公司文化等，而资产所有权只是其中一种激励工具。在这一解释中，企业和市场具有同一组激励契约的选择集合，但是企业选择低能激励，因为代理人作为雇员在给定的契约下的行为响应不同
15、于作为独立签约人的行为。构建代理问题有效的方法不仅要使激励契约最优化，而且要实现资产所有权最优化。对于某些参数，雇员是最优的；对于另一些参数，独立签约人是最优的。具体而言，由于资产价值是不可签约的，让代理人拥有资产可以提供契约无法替代的激励效果。同时，提供代理人增加资产价值的激励，不一定有助于委托人的激励。如果来自资产所有权的激励严重损害了委托人通过契约获得激励的努力程度，那么委托人应该拥有资产(即一体化是有效率的)。这个逻辑为企业低能激励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只有当市场上交易产生误导性激励时，双方将选择企业内交易。Holmstrom 和 Milgrom(1994)、Holmstrom、Rober
16、ts(1998)和 Holmstrom(1999)分析了包括产权在内的多种激励手段所产生的激励成本。他们认为：一项任务是采取内部雇佣还是外部购买，取决于不同的任务对不同约束的人所需要的绩效度量成本、监督成本和激励效果。企业可以采取三种基本的激励方式给予产权、授权和严格工作安排，而最佳的企业规模体现了不同激励手段之间的合意权衡。因此，企业有些活动是自己制造，有些活动则是外包。如果绩效度量成本较低，那么它偏向于采取市场契约的方式，比如代理制、特许经营等。(六)“进人权”决定论 Rajan 和 Zingales(2000)、Zingales(1997)认为，格罗斯曼哈特莫尔模型中用所有权即所谓剩余控制权来解释企业边界和企业中“权力结构”的理论，随着企业性质的变迁，其局限性已越来越凸现出来。因为现代企业中物质资产所有权已不是企业唯一的权力来源，人力资本所有权的重要性在日益显现。同时，在促进企业的专用性资产尤其是人力资本投资方面， “股东至上主义”并非最有效。企业是物质资产和人力资产包括技术、专利、品牌、创意等复杂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