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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翻译意义论探讨如上文所言,极端静态的意义观很可能导致不可译论，而极端动态的意义观则提倡翻译无需忠实。这使得一些学者提出翻译中的意义观应该是静态和动态结合的意义观，如卢玉卿和温秀颖(2009)幻。然而，我们似乎不能断定以往的翻译意义观就不存在静态和动态结合的意义观，如等效翻译论对词义的静态考察和对效果的功能考察就是静态和动态的结合。我们认为，不管是静态、动态还是静态与动态结合，翻译意义观要回答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在交流中需要传递的意义的边缘在哪？即哪些是需要传途的意义，哪些是不必要传递的意义？对于这个问题，一些译论家的答案是：翻译必须翻译出意图即关注交际中的意向问题。据王建国口(2009)考察，在
2、伴随着翻译意义论发展的同时，中西译论家一直也关注着翻译中的意向（intentionality)问题。王建国称之为翻译意图论，并指出中西方的古代和近代的翻译理论多数缺乏对意图的科学定义，即使在现当代仍然有不少学者仍然没有把意义和意图区分开来。那些说要翻译意图的人绝大多数最后还是会走向意义或功能分类，也就是说,一些意图论在本质上和原来的意义翻译论区别不大。不过，我们认为，刘宓庆结合交流中的意向就我们的翻译意义问题做出了新的解释。刘宓庆的翮译意义观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刘宓庆(2001:281352)提出了翮译学意义理论的基本任务，即理论架构，其中包括意义的认识论、意义的表现论和意义的对
3、策论。翻译学意义理论的认识论,就是对意义把握和意义获得的从“自实际出发”到“见实际成果”的理论描写;对意义认识论的研究是翻译学意义理论的基本任务，也是首当其冲的任务。意义的表现论的前提是意义认识论，也就是论意义表现法，目的是探讨如何将“获得的意义”落实到得体的目的语文本中；其基本机制是意义、意向对形式的调节及语境的终端定型功能等因素的有机的、动态的整合。翮译学意义表现论的基本课题包括：(a)翻译再现的层次：深层翻译、中介层翻译与表层翻译，主要涉及对SLT丁的意义把握、意向把握应以何种形式及程序完整无缺地表达出来。(b)动态翻译与非动态翻译，主要涉及翻译主体(译者对SLT丁的意义诠释、意向把握及
4、处理原则，是执着于意义还是形式，以及主体精神应当担负什么角色。(c)关于表现法的辩证观，主要涉及形与义的相辅相成的关系，怎样在意向调节及语境定型功能的制约下处理好形式问题。意义的对策论表现为：必须将意义看作能动的而非凝滞的实体;必须通达权变，关键在把握意向;正确处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形式受制于意向的调节。刘宓庆根据语言哲学理论，认为译学视角中意义的基本特征有：译学视角中意义的基本特征 语言哲学意义理论依据实体性、疏略性指称论、观念论、指号论。不确定性、游移性指语用论、观念论、指称论。伴随性、逻辑性指语用论、观念论、指称论。我们认为，在这个阶段,刘宓庆。(2001：359）幻充分地认识到意向（i
5、ntentionality)在意义翻译论中的作用，认识到形式、意义和意向之间存在的关系，对形式、意义和意向的关系持“意义、意向与形式的统一观”。在一定程度上把意义和意向区分开来，提出了“形式可分为有意义的形式和无意义的形式、有意义的形式正是意向的表现，是我们关注的中心”。下面是刘宓庆绘制的“意义在翻译中的作用”。在他对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研究的全面引人。在这个阶段,刘宓庆。外贸翻译（2005a）总结了古代中国的意义观，提出意义观是中国翻译理论的特色之一，不能把意义问题边缘化，并提出了中国译学意义理论框架刍议，指出要超越“重意义”的旧观念，建立“重交流中的意义”的新观念。刘宓庆（2005a：1
6、77）认为，传统的意义观基本上是静态的，即将意义看作一种凝滞的、僵化的概念，一种似乎必须“以不变应万变”的概念,总之是让交流来适应意义,或曰“以意害辞（speech）”，而不是按运动中、使用中的动态的话语要求，让意义来适应交流。换句话说，语言行为的目的是交流，不是追求意义；意义把握服务于交流目的。（同上：345）刘宓庆(同上：346）指出，后期的维特根斯坦摆脱了这种形式主义的唯名论思路，旗帜鲜明地进行自我的拨乱反正。首先他抛弃了形式推导，而代之以经验观察，以用法概念取代了意义概念。维特根斯坦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表明在现实生活中、在人的语言经验世界中，意义服务于交流，而不是交流服务于意义，因此应该
7、用交流目的来决定意义的所在而不是相反。刘宓庆(20053:378379）认为维特根斯坦的意义观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给翻译学的意义研究带来了启示：将意义重新定位，将意义研究的方法论重新定位。刘宓庆指出，意义探索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翻译(包括口译和笔译)中有效的双语交流和文化传播。翻译学意义研究不是语义学，也不是词汇学意义研究，翻译意义探索应紧扣翻译语言交流中的意义机制(对应式、表现法、效果论等等）；应将意义充分动态化、随机化、情景化,总之，是“游戏化”，并紧貼生活形式。翻译语言交流犹如“游戏”。就“人”而言，重在参与，重直接经验，就“语”而言，重在使用(应用、运用。因此,翻译学意义研究应紧扣“用”
8、字。为此，应将关键放在“人”身上:“用”者唯“人”，“用”者在“人”，人的认知功能应当有至善的发挥。意义本身及意义研究都应该紧贴实际生活，体现语言游戏的生动性、现实性以及充满活力的特征。翻译学意义研究应该既重视基础理论又重视翻译实务发展对理论的诉求，关注理论结合实际，与时俱进并富于成效。发展科学的翻译研究方法论，即：重经验观察和经验审视;化)重描写、重实证(语言事实和翻译行为的验证4(0重整体、重全局，指研究的整体性及视野的全局性。翻译研究应关注实实在在的翻译行为、普遍存在的翻译现象，并以此为依据进行理论提升，力戒形形色色华而不实的作风。重视学科的“家族相似”，从语言学家族、认知科学家族及一切
9、与译学理论具有相似性、相关性的学科汲取理论思想和发展手段，此其一；其二是重视中国和外域特别是西方各国翻译理论各种体系、各种流派之间的“家族相似”,做到取长补短，促进“家族”繁荣。也正是本着这种意义观，刘宓庆(同上：180)提出了“还形式以生命”的命题，深人发展他前期的翻译形式观。河北谷歌推广刘宓庆(同上：180)指出：“一切内容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寓于形式(文本)，如果译者真正想将内容转换得成功(效果)，他(她)就必然遵循这样一条思路：着眼于内容，着手于形式，着力于功效，这是迄今为止种种翻译思想关于形式问题的一条主动脉。”内容与形式以及“内容形式一一功能效果”的这种统一观、互动观就是刘宓庆倡导的形式功能观的基本思想。
